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翻开语文出版社最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记者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变化。一年级语文导学部分，《我爱学语文》取代了原来的《我爱上学》。歌曲《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二年级语文教材，三年级的延伸阅读教材中居然收录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
对于语文教材的变化，这次赞扬声，超过了质疑声。普遍的意见是，这样的修改更贴近生活，更能唤起学生对学习语文的热爱，但也有批评的声音，质疑将周杰伦的歌曲，收录进教材，是否太过随意。
笔者无意于对将周杰伦的歌曲收录进语文教材的合理性进行探讨，而是想进一步分析究竟该怎样改编语文教材（以及其他教材）。事实上，这次语文教材修改，也是在教材修改之后公众才知道修改的内容，与此前媒体报道语文教材修改减少鲁迅作品一样，大家对此的议论，都属于事后感慨，而非事先表达意见。
一直以来，笔者认为，教材的编写应该更加开放，而不能就由教育行政部门、教材编写机构说了算——我国教材的编写，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委托专家编写，再交由出版社出版（有的常年出版教材的出版社直接参与教材的前期编写过程），因此，教材的编写，多听命于行政部门，或者就凭编写教材专家的喜好，如此编写的教材，很难不引起争议，近年来，我国的语文教材，就饱受质疑——编写者携带私货，随意篡改名家原著；教材充斥着伪道德、说教的内容；有的教材还有诸多低级的错误。
这种由行政部门垄断的教材编写模式，既不利于教材编写的竞争，提高教材编写质量，也不利于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所有学校都必须采纳统一编写的教材，并按规定讲授。在国外，教材是出版机构自主出版，再由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家长共同参与选择，还有不少学校根本就不采用统一编写的教材，而是自编教材。这种教材编写、采用体系，一方面，促使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时就广泛听取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意见，而不是关起门来编写，那些质量不高、编校错误频出的教材，如果没有学校选择，也就没有任何销量；另一方面，将选择教材的权利交给学校、老师和家长，也就消除教材编写、出版、发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同时，也让各校能根据本校的特点，选择或编写适合本校教育教学的教材，形成学校的教育特色、个性。
过去多年来，我国在教材改革中，也尝试打破单一的统编教材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包括出版多个版本的教材，鼓励学校开发校本教材，但由于教材出版的既得利益，以及升学评价制度没有实质改革，教材的编写模式还没有摆脱行政垄断，而且，校本教材的开发，也很不给力——在目前的升学评价体系中，学校教学还是围绕高考核心科目，除此之外的其他教育，都被边缘。
建立开放的教材编写机制，是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重要改革内容，2012年，《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明确规定“取消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编写核准”行政审批项目，这是教材编写放权的积极信号，但这仅是第一步，还要持续深入改革。如此，对于教材编写内容的调整，才不会出现周期性的争议，每修改一次，都引发一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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