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杂诗十首》试析  王振忠

晚明的中国，曾涌现出一大批周游海内都邑名山的旅行家，他们留下了不少记述风土人情的笔记，具有重要的人文地理学价值。其中，谢肇淛及其相关著作尤其值得关注。

（一）

谢肇淛是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人，字在杭，一字武林，是他父亲谢汝韶在钱塘教谕任上所生，“淛”也就浙江的“浙”字，所以，他的名与字都与杭州有关。

谢肇淛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了进士，后为湖州推官，不久改任东昌，历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补北工部屯田司。后来，他出任云南参政，历广西按察使，至左布政使。    谢肇淛一生颇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他说过：“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阅读没有读过的书籍，前往没有游览过的山水，就像是收获了宝贝，品尝到好吃的东西一样，那种快乐，是难以言宣的感觉。

谢肇淛之成名，也就与他广泛的游历密切相关。他自称：“余游四方名山，无险不届。”自少年迄至壮年，海内的名山大川，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除了四处游历之外，谢肇淛还博览群书，并喜欢藏书和著述。他是位著名的藏书家，所藏宋人文集相当不少。此外，他还常常亲自抄写古籍，钞本用黑格，板心上写“小草斋钞本”五字，藏书之上多印有“晋安谢氏家藏图书”的字样。

广博的学识以及四处游历，成了他著书立说的丰富素材，后人称他为“多藏善著”。的确，谢肇淛留下的著作相当之多，迄今所见者主要有《小草斋诗集》二十卷、《小草斋文集》三十卷、《西吴支乘》二卷、《居东杂纂》四卷、《北河纪》十卷、《滇略》、《风土记》二卷、《粤藩末议》二卷、《鼓山志》八卷、《支提山志》四卷、《太姥山志》二卷、《方广岩志》二卷、《长溪琐语》二卷、《史测》二卷、《史考》七卷、《史觿》十七卷、《麈余》四卷、《续麈余》二卷、《小草斋诗话》六卷、《五杂俎》十六卷、《文海披沙》八卷、《笔觿》十卷、《今用礼考》十卷、《北河纪余》、《八闽鹾政志》十六卷和《二曹诗》等二十余种。

谢肇淛一生，除在福建的活动之外，足履所及，到过北京、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河南、河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他的著作中，有相当多是纪游见闻之作，也有不少是描写风土民俗的诗篇。从中可见，谢肇淛非常关注各地的风俗差异。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谢肇淛所著的《五杂俎》最为重要。《五杂俎》一书共十六卷，分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和事部四卷，其中就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人文地理学史料。另外，他还作有《滇略》一书，这是有关云南的方志，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人文地理的重要资料<1>。值得注意的是，《五杂俎》结集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本，即如韦馆本，该书是《五杂俎》最早的刻本，每卷卷首有“陈留谢肇淛著，荥阳潘膺祉校”字样，卷末则标注为“新安如韦馆藏板”，也就是在徽州刊刻的版本。而这一点，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谢肇淛的徽州之行密切相关。

（二）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九月，谢肇淛从淮南盐运中枢——仪真（今江苏仪征）水陆兼行前往徽州，时值重阳节。当年十月，他在徽州著名士商潘之恒等人的陪同下，畅游了黄山、白岳，先后作有《游黄山记》、《游白岳记》以及一些游山诗。并作有《新安杂诗十首》，收入其人所著的《小草斋集》卷十四。

    《新安杂诗十首》，顾名思义，共有十首诗。根据万历二十六年九、十月间谢氏徽州之行的所见所闻，生动刻画了皖南的社会风情，实可作为风俗诗来阅读。其中的第一首这样写道：

        试问新安道，凄凉意若何。大都常业少，只是素封多。商舶年年出,倡楼夜夜歌。   人情吁可怪,客子慎风波。

这首诗说的是：徽州多商贾富裕之家，声色之娱习以为常。当地民众精于商贾榷算，许多人年年沿着水路外出务工经商，人们之间常常相互提醒，应时刻注意江湖风险商海沉浮……这些描摹，对明史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不会感到意外。只是第一、二句颇感突兀，商旅往来、财富汇聚不息的“新安道”，何以在谢氏笔下竟以“凄凉”二字语出？是青壮年大批外出，本土因人烟稀少而显得有点落寞？还是野店风霜客路辛劳，秋天的景致让谢肇淛备感沿途之萧瑟？抑或是其他什么缘故？或许，不假外求，《新安杂诗十首》的其他几首诗中，就隐含了解读的线索。

《新安杂诗》十首的第二首：

家富宁须织，田稀不解耕。灌园多里妇，操筏半山丁。春水平于岸，寒垣峻似城。黄昏关竹户，一片觅鸡声。

       当时，谢氏活动的地点主要在歙县西乡，属皖南歙休盆地的山间谷地，当地人以外出务工经商为主，较一般的农村更为富裕，所以很难见到男耕女织的情况。因许多男人长年在外经商，家中剩下的皆是妇孺，冷清清的徽派老房子高大厚实，远远望去好似城郭一般。此种聚落景观，就像清代扬州盐商程庭所说的那样，“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到黄昏的时候，房子外的竹篱芭门关起来时，到处都是找鸡的声音。后面一句话，显然是对日常生活情景的描述。

         第三首是：

白马紫貂裘，朱门尽五侯。贫因长聚讼，富为避交游。世态矜钱布，人情厌蒯缑。黄山一片石，差足语千秋。

    “白馬紫貂裘”是指富贵人家的打扮。与谢肇淛差相同时的袁中道，也曾来过徽州，他就有“燕中多豪貴，白馬紫貂裘”的诗句，该诗见于其人的《珂雪斋前集》卷5《感怀诗五十八首》。五侯是指五个同时封侯的人，泛指权贵豪门。这是说徽州有很多的富商大贾、官宦人家。由于徽州人喜欢打官司，素有健讼之风，许多人为了打官司而破家荡产，所以说“贫因长聚讼”。另外，在晚明时期，当时有“黄白游”的时尚，正像汤显祖所说的，“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也就是说，要见识富得流油的徽州，就要到黄山和白岳去旅行。明的是旅行，实际上是到当地去打秋风，让徽州的富商招待他们。虽然有不少徽商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藉此扩大交游，提高自己的声望，但更多的富人也害怕这种交游，因为这种交游需要花很多钱来打点各路的人马，所以说“富为避交游”。“蒯缑”是指用草绳缠绕剑柄，原是指战国时齐人冯驩，为孟尝君门客，甚贫，止有一剑，以蒯草绕缑，很被人所看轻，后遂以“蒯緱”表示怀才而受冷遇。“矜”也就是怜惜的意思，这是说徽州当地的人很看重金钱。

    第四首是：

村落多佳丽，经年不事蚕。窥人映楼曲，结伴过溪南。树碍高椎䯻，波摇小玉簮。自夸夫婿好，强半是裴谈。

诗中的“溪南”，既可是泛称，但也可能是实指。岩镇附近有个村落叫溪南（亦作丰南或西溪南，现存有村落志《丰南志》），是淮扬盐商巨贾的桑梓故里所在，晚明著名的“黄山大狱”的主人公吴养春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这首诗是说，岩镇周围的一些村落中，有不少养尊处优的漂亮女子，她们常年不事蚕桑女红，整日价精于梳妆，极其时髦。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都嫁对了老公，所以说“自夸夫婿好，强半是裴谈”——丈夫之所以好，不仅有钱，而且还怕老婆。这里的裴谈，曾任怀州刺史、唐中宗时期的御史大夫，神龙元年授大理卿，景龙四年，韦后专制，以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留守东都。开元二年，由滑州刺史放归草泽。好佛法，以惧内著称，号称“畏之如 严君”。这是说裴谈以惧内著称，其妻悍妒，裴谈在她面前胆怯得就像在自己严厉的父亲面前一样。唐中宗时有一首描述他的曲子，叫做《回波词》：“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按照这首词，皇宫之内，最为惧内的当属中宗李显，皇宫之外，最怕老婆的则推裴谈，君臣一内一外，相映成趣。

第五首：

比屋不知农，山村事事慵。居民多习贾，市女半为佣。日落催寒杵，溪流急夜舂。相逢无好事，端不似临邛。

    晚明的徽州相当富庶，虽然是地处万山之中，但谢肇淛所到之处，应主要是歙县的西乡一带，特别是潘之恒所在的岩镇（今黄山市徽州区岩寺，明代属歙县西乡）附近。当地从事农耕的人很少，居民大多是外出经商，街衢巷陌间抛头露面的女人，大多是些腿脚奔忙的女佣。接着，诗歌描述了日常生活图景，黄昏的时候，妇女在溪边洗衣，水碓即使是夜深人静在溪流的冲击下也不会停歇。临邛，古县名，治所在今四川邛崃。秦蜀卓氏、程郑被迁至此，以铁冶致富，这里是代指富商。谢肇淛指出，他在徽州碰到的好多人并不好事，完全不像是富商。

    第六首：

纤啬异他乡，能无足稻粱。家家村酒白，处处薄糜香。竹柱商人宅，芒鞵少妇妆。鱼盐多别业，经岁在维扬。

这是说许多徽商在扬州一带从事鱼盐之业，但日常生活却十分俭朴，衣食住行也俭啬得出人意外。商人之家，有的也用竹子作柱，少妇也有穿的是草鞋。但一打听下来，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外从事鱼盐之业，而且常年在扬州一带活动。

第七首：

水市居民少，山城长吏尊。春寒稀出郭，日午未开门。谒者真如鬼，功曹巧似猿。祢生怀片刺，磨灭向谁言。

         诗歌指出：徽州依山傍水，居民很少，当地地处山区，官员很有权威。最后两句是用了《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下·祢衡》的典故，说的是东汉建安初年，汉献帝接受曹操的建议，将都城迁往许都（今河南许昌）。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祢衡从荆州来到人文荟萃的许都后，为求进用，曾写好了一封自荐书，打算毛遂自荐，但因为自视甚高，看不起任何人，结果自荐书装在口袋里，字迹都磨损得看不清楚了，也没派上用场。这是谢肇淛以弥衡自比，说他并没有到官府去打秋风。因为晚明时期流行的“黄白游”，除了到徽州富商那里去打秋风外，另外的一个地方便是到当地官府那里去打秋风。

当时，由于“黄白游”者纷至沓来，地方官疲于应付，有时因招待不周，秋风客踏上归途以后，“恶称歙游之凉也”，也就是说当地人招待不周。其实，谢肇淛《新安杂诗十首》一开头所说的：“试问新安道，凄凉意若何。”就有这一层意思。

因为有很多人到徽州做“黄白游”，明末的歙县知县傅岩显然是不胜其烦，于是公然声言谢客：

徽有黄山、白岳之胜，向多游屐，恐浙接壤，停留指冒，遍示歇家寺观，及刊刻启言，或有过客造谒者，即令持启阻回，起行概不接见，请谒以杜。

傅岩的具体做法是——刊刻启示，阻止各地的文人士大夫藉“黄白游”之名前来黄山干谒。而在这之前，谢肇淛大概就碰到地方官府对“黄白游”的冷面孔。

         第八首：

斗杓亭畔宅，传是紫阳居。科斗残碑在，丹青古庙余。松风千壑合，萝月半窗虚。阙里仪刑在，遗风愧不如。

    诗中提到徽州的一些名胜古迹。明代婺源人余绍祉在《晚闻堂集》卷6有一首《赠張广文》诗，其中提及：“问政楼前設讲筵，斗杓亭下布青毡。”斗杓亭应在歙县县学，此处涉及的一些建筑、碑刻，据说与朱熹有关。

    第九首：

岩镇繁华地，深藏数万家。雪晴初见塔，雨涨忽沉沙。近市多驵侩，临溪半狭邪。渔人喧夜渡，招客趁枯槎。

岩镇是从歙县府城前往休宁的交通要冲，素称万家之市。镇上所住的居民大多在外从商，谢肇淛此行的起点仪真，当地便活跃着来自岩镇的徽州巨腹商贾。关于这一点，居住在岩镇附近的汪道昆，在其《太函集》中就有专门的记述。

岩镇位于丰乐河畔，丰乐河是新安江的上游，根据徽州的风水传统，凡是城镇所在皆有水口，而岩寺水口则号称凤山灵境，“雪晴初见塔”中的“塔”即迄今尚存的凤山塔，当地人初建此塔时，是希望以塔为笔，蕴涵着岩镇文运昌盛之意。

当时的岩镇，不仅商人聚居，而且也是徽州最为著名的红灯区。万历年间，秦淮名伎陈夜舒来歙，居襄成楼，与潘景升、黄玄龙、程尚之诸人大会于凤山台，极一时之胜。对此，万历十四年（1586年），古之贤出任徽州知府，他曾发布《行六县禁革娼优》的告示，其中提及：

近访得岩镇地方，盖造整齐店屋，召住艳丽名娼，包留善歌女戏，思欲比赛南京旧院规矩，以为美谈，遂至诱引富家子弟，昼夜歌舞。风俗荡败，奸盗悉从此生。

上揭的告示，收入徽州珍稀文献《新安蠹状》稿本。当时，古之贤认为：徽州是“礼义纯朴之乡”，不应“召聚异省趁食之人、妖淫粉黛之流”，以免“浊乱风化、生事地方”。他下令歙县派遣巡捕官，将外来娼优悉行赶逐。不过，从十数年后谢肇淛皖南之行的观感来看，这种运动式的“扫黄”，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成效。

第十首：

水落来苏渡，江寒太白桥。藤溪随地坼，翚岭与天遥。雨过收新茗，霜深刈黑荞。渚蒲共山蕨，处处可渔樵。

         来苏渡在绩溪“县西二里徽溪津，宋苏轼自海南归，过县，视其弟县令辙，士夫迎之至此，故名”。（弘治《徽州府志》卷2）而太白桥则在歙县。另外，王安石有诗曰：“晓度藤溪霜落後，夜過翚岭月明中。”所以诗的第三、四句，就用了这个典故。诗歌的最后几句，是说徽州有茶叶、黑荞、山蕨等物产，处处可以渔樵为业。

这些诗歌，反映出谢肇淛具有极为细致的观察力。

（三）

正是因为有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九、十月间的皖南之行，谢肇淛对徽州有相当感性的认识，故在《五杂俎》中有不少点晴之笔。

想来，谢肇淛一踏上徽州的土地，映入眼帘的便是徽派的老房子。关于这一点，他写道：

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犹无尺寸隙地。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

这是从聚落景观上描述了徽州地窄人稠的状况。根据他的观察，徽州住家多楼上架楼，不存在无楼之屋。当地一个居住空间，可以抵得上其他地区的二、三个。尽管如此，但还是没有尺寸隙地。由于人口压力超出了当地的生态承载能量，一方面使徽州地区土地争讼连年不休，另一方面也迫使大批人口外迁各地。尤其是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徽州人呼朋引类分迁全国各地。他们所到之处，纷纷求田问舍，备置坟墓，很快就开始了土著化的过程。例如，谢肇淛就亲眼所见，在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在这种由祖籍地缘转向新的社会圈和文化圈的过程中，这些徽人明显地带着徽州的乡土传统进入新的侨寓地，因此，他们与土著居民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于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各地人对于徽客颇有微词，总是将之视为暴发户，到处都流传着徽州人多吝啬的传说。谢肇淛则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指出：

(新安人)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

在描述徽州人的生活习性时，谢肇淛时时想到自己的故乡——福州。为此，他比较了徽州与福州的情况。在《五杂俎》卷四，谢肇淛指出：

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也。

“福唐”也就是福州府属县福清，这一带也是地狭人稠之处，在明代他们“以海为田”，大批前往海外（特别是日本）从事海外贸易。这一点，与徽州极为相似，徽州海商王直等，也驰骋于东亚海域。

而在中国国内，及至成化年间盐政改革，运司纳银制度确立，商屯撤业，于是大批山、陕富民内徙淮、浙。稍后，皖南的徽州商人势力骤增，与西北贾客势均力敌，成了主宰中国商界的两大财阀：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财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这段资料，是明代商帮研究中最为经典的史料之一。由于徽商西贾财富的迅速增殖，引起了社会风尚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徽州人，男子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为了满足长期独身生活的生理需要，新安商人在娶妾、宿妓方面，一反菲啬故习，往往不惜挥金如土。谢肇淛的一位好友汪宗姬家赀巨万，娶一狭邪竟花费万金。由于成化以后整个社会日趋奢糜，特别是新安商人遍及海内，无论是在通都大邑还是孤村僻壤，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因此，全国各地弥漫着浓厚的狎邪风气。正象谢肇淛所指出的那样：“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尤其是在徽州盐商麇聚的扬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青楼文化一一“养瘦马”风俗。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还使得整个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愈来愈频繁。于是，通过相互比较，各地人群不同的性格特征也愈益突出。对此，谢肇淛有一段精辟的概括：

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齐人钝而不机，楚人机而不浮。吴、越浮矣，而喜近名；闽、广质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礼，秦人鸷而不贪，晋陋而实，洛浅而愿，粤轻而犷，滇夷而华。要其醇兹美恶，大约相当，盖五方之性，虽天地不能齐，虽圣人不能强也。

特别是徽商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只有娶妾、宿妓和争讼，则一掷千金。上文提到过的汪宗姬，“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徽州人的这种性格特征相当明显，稍早于谢肇淛的地理学家王士性也曾注意到。

谢肇淛对徽州人的总体评价是“近雅而稍轻薄”，所谓轻薄，是指他们好色、好讼。不过，徽商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竭力追求自身在文化上的价值，其生活观念、文化需求和审美旨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凭藉巨额赀产，大量收购金石、古玩和字画，征歌度曲，以培养高雅的兴趣。到隆庆末年以后，竟然使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东南文化领域中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这一慕悦风雅的文化追求，也逐渐引起世人的瞩目。与谢肇淛过从甚密、情谊颇笃的文人中，就有不少是徽州人，所以他也客观地给徽州人一个“近雅”的评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