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

不必说相对于悠远绵长的古典文学研究，即便与仅走过数十春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20世纪旧体诗词也只是一个嫩稚的探寻方向。在价值层面上，它至今还处在“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地位，往往现出“和羞走，倚门回首”的局促表情。但是，作一点很粗略的文献统计即可看到，二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这一领域还是贡献出了相当数量的论著，呈现出比较热火的状态。据孙志军《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所附录1979—2002年间论文目录，即可得相关论文133篇[①]；截至10年7月，中国知网网内搜索“旧体诗”可得350篇左右，去除重出与不严格关联旧体诗词研究者，两者相加应不少于380篇。著作部分据王巨川《新时期以来的旧体诗研究述要》[②]及个人目力所及，也应不少于数百种（含作品集、作家个案研究、评传、年谱、研究资料汇编等）。以上数据，尤其是其中具学术敏感且颇有创获之著论——如朱文华《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等——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当今学界，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已经形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并有望在未来数年中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站在回望的基础上对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大趋势凭轼而瞻，并就有关技术操作环节发表浅见[③]。

一 、概念的厘清与学术史的回望

所谓“必也，正名乎”，基本概念的厘清是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提。经反复思忖，我还是选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来指称围绕着20世纪古典样式诗词写作开展的文学史研究。这是一个颇为累赘的表述方式，但是似乎也很难找到更精准的表达法[④]。

对此概念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此概念是学界已经形成共识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乃是一个约指的时间坐标，它可以包括19世纪末的部分时间，亦可涵盖21世纪初的若干年份。第二，“20世纪”这一概念跨越了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有其特殊的规定性，因而难以用简单的“现代”概念代替指称之。第三，此概念所指主要针对诗词写作，该时段的诗词学状况属学术史范畴，除紧密关涉诗人创作倾向者外，其余均不在本概念关注范围之中。第四，“旧体”二字本属赘疣，但出于学界约定俗成的称谓，也出于分体研究的需要，仍以保留为宜[⑤]。当然，这只是反复权衡下的自我选择，其它指称方式，如“现代旧体诗词”、“20世纪诗词”等皆可在不同语境下使用，我个人亦不排除使用其它指称方式的可能。

回望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作为有意识的学术方向，它的提出与深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轫期。1980年1月15日，姚雪垠写有致茅盾长信，后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编入《无止境斋书简抄》，发表在本年度《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迄今为止，我还甚少看到针对此信学术意义进行阐发的文字[⑥]。其实细读此信，我们会很意外地发现，若干年后很热闹的“重写文学史”话题在此已经很清晰地凸显出来，笔墨流转间也把今天学界的诸多热点，如回溯晚清、重视通俗作家作品、海外华文文学、翻译文学、白话小报研究等逐次推上文学史的前台[⑦]。但诚如赵国乾所说：“姚雪垠这种独特的贡献被那些仅为改变价值观的‘重写文学史’的人埋没了。在这种埋没的同时，还有忽略和遗忘”[⑧]，现代文学学术史不应遗漏这位谦称“我自己不研究现代文学史，随便想想而已”的老作家的思想光芒。

在这封信中，姚雪垠不仅把旧体诗放在“大文学史”应包括诸元素的“第一”位置来谈，而且化了相当的篇幅进行分类归纳，初步搭建出了“研究”的框架。他的分类包括：一、老一代革命家群体；二、新文学家群体。他说：“郁达夫的旧体诗写得很好……应该在论述他的小说之外，也提一提他的诗”，仅此一语，一种顾见全人的意识已盎然纸上；三、不写白话作品而以旧体诗词著称者。首先说到的是柳亚子、苏曼殊等南社诗人群；其次是“白屋诗人”吴芳吉、女词人沈祖棻等。他说：“（吴诗）既然在社会上发生过较大影响，要研究一下原因何在”，“沈祖棻教授……艺术水平很高，感慨深沉。她的作品有什么理由摈弃在现代文学史之外？不是白话诗，能成为理由么？”吴芳吉所属的“学衡派”在当时名声相当不佳，而沈祖棻所属的学人群体创作虽在小圈子里有一定影响，却未进入任何文学史研究的关注视野，故如此谠问真堪称大声鞺鞳，振聋发聩。再次，姚雪垠提到：“国民党中也不乏诗人，除非是人民公敌，如在诗词方面确有重要作品，也不应该遗弃。例如于右任……寄托很深，艺术锤炼也好”。毫无疑问，后两类人群的提挈最典型地彰显了姚氏的思想宽度和学术敏感。很多年后，我们满怀尊敬地发现，他在发轫期的这些提法不仅在当时是超越时代的，即使放在今天，也仍不失其前沿地位。

遗憾的是，正由于这种超前性，尽管彼时姚氏声名如日中天，写信恳谈的对象又是泰斗级的茅盾，文学界依然对此缺乏迅速而必要的回响。1985年，倪墨炎在《书林》第5期著文《应重视旧体诗在现代诗歌中的地位》可看做继武姚氏提出的学理性建议，但这个时间已经与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那次著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接近重叠[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亦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接纳期。

回顾三十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史，由一位北大青年教师（钱）、两位博士生（陈、黄）发起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绝对称得上是一次改变了现当代文学学术走向的事件。与上一阶段不同的是，尽管这次对话中并未直接提到旧体诗词的估价、比重与分量，但闪现在其间的“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等一系列理念却迅速产生效应，得到广泛的接纳，引起了诸多延伸性的思考。仅1987年，就有毛大风《现代旧体诗的历史地位》、丁芒《从当代诗歌总体论旧体诗词的社会价值》、胡守仁《从中国诗的历史看旧体诗的发展前途》等多篇文章从各个角度阐发旧体诗词的当代遭遇与未来命运[⑩]。同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于友发、吴三元编著的《新文学旧体诗选注》，选注61人诗作291首。其“代跋”《新文学旧体诗漫评》篇幅不长，然不少值得注意的见地。文中提出的“三条纵线”和“旧体诗生命之谜”的四点解释或失之于简单，或失之于偏颇，但确实触及了旧体诗词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尤其可取的是其中对于新文学“文化压迫”战略的有关反拨[11]。《漫评》在作出旧体诗是新诗“长期被冷落的友军”的判断后，颇有感触地说：“新文学的先驱们迫于当年旧文学‘黑云压城’的形势，加以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对传统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坚持这种历史偏见就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了……西洋画不排斥国画，话剧不蔑视传统戏曲，芭蕾舞不讥讽民族舞蹈，为什么新诗之于旧诗必欲彻底‘决裂’，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虽关于“先驱”的理解不尽准确，不过最后一问还是颇为锋利且富远见。此后若干年，直至今日，我们不是更加“深感遗憾”地看到，“必欲决裂”并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历史偏见”依然被坚持着，并拥有相当广大的市场么？

令人欣喜的是，清醒的声音总不乏欣赏者和同路人，尽管那也还只是蹒跚的前行。1991年，刘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虽只谈一位作家一个时段的作品，却足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正式接纳这一学术方向的标志，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也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1993年，蒋文发表《现当代旧体诗研究与创作漫议》[12]。95、96两年，李怡、吴晓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陆续发表《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提出把旧体诗词纳入研究视野，与现代新诗统一考察。1997年，王建平发表《文学史不该缺漏的一章——论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的历史地位》[13]，钱理群也写就《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一文[14]。1998年，刘纳充满了“历史意义与学术魅力”的著作《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5]。渐渐地，如同“娉娉袅袅十三馀”的少女，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眉目与身姿都开始清晰起来了。

第三阶段，深化期。当现代文学界将目光逐步聚焦、缓慢推进的时候，古代文学界则令人意外地在学理层面保持着集体性沉默，很少参与到热火的讨论中来。其实，不少规模颇大的基础性文献工作（也包含理论总结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日后的研究构筑了厚实的平台。这一方向的先行者不能不首推施议对先生。早在1976年，施议对即已萌生了编选一部《当代词综》的想法，“拟将清季四大词人之后名家代表作汇为一编，以补词史之阙，并作为当代人读词、品词、填词的参考书”[16]。在夏承焘、吴世昌、黄寿祺等先生的支持下，1983年春，该书正式向海内外词坛名家征稿。1988年，全书竣事，共选作者三百馀家，作品三千馀首。是编采择广博，拣选精当，足可称保存一代词苑文献的煌煌巨帙。尤其值得注意，施氏所撰长达三万字之前言对百年词史作了非常本色而高明的描述与归纳。无论是词史的分期、流派、词人代际、词坛大家的界定等根本问题，还是词体继续存在并发展的原因、词业现状及发展前景等理论问题，在此《前言》中均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17]。遗憾的是，该书竣工后搁置十馀年，直至2002年才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付梓问世，否则当对20世纪诗词研究起到更大的作用，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其走向。

1993年，钱仲联先生编纂《近代诗钞》成，选入近现代诗人100家。1995和1996年，先师严迪昌先生接连出版《近现代词纪事会评》与《近代词钞》，分别选录近现代词人127家与201家，其中涉及20世纪诗词者均占很大比重[18]。这些论著潜移默化地拓展着学界的研究视域，既推促着一种新鲜的学术旨趣的形成，同时也雄辩地说明，古代文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从“荒江老屋，二三素心人”的“雅趣”和零篇断缣的状态蝉蜕而出，并最终绾结起了“古、今”两界把臂入林的研究格局。

2000年前后，“中国古今文学演变”的命题由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章培恒等先生提出，并于不久后在该中心设置二级学科研究方向，开展教学科研工作。这一命题明显意图将因意识形态缘故被割绝甚久的中国文学之整体重新融合对接，穿透人为设置的诸多障碍，以贯通的学术眼光把握中国文学的整体流向。故登高一呼，“古、今”两界，海内海外，和者如云，可谓极一时之盛，一个20世纪诗词研究的浪潮也随之汹涌而来。

十年来，学界对此献替良多。我们在有限篇幅中无需开列账单，还是就形成讨论焦点的“入史”问题和“现代性”问题作一梳略为好，以觇见该领域“深化”之一斑。

20世纪诗词应否被写入现代文学史？这很像一个伪问题，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伪问题。作为一个正常的学术领域，现代旧体诗词在基质上和其它时代的诗词创作全无分别，本应获得一定量的研究关注并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叙述。这似乎是个不证自明的结论，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唐弢、王富仁作为两代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都曾发表过明确的反对意见[19]，2007年，王泽龙在越来越响亮的“入史”声浪中旧话重提[20]，对唐、王之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总结。他认为，“现代旧体诗词”不具有充分的现代性和经典性，因而，“20世纪的旧体诗词，也包括20世纪的文言小说、文言散文……可以不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把旧体诗词纳入文学史研究，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现状的客观性发展的一种选择，体现了一种学院化的经典性文学史观，不存在‘压迫’、‘拒绝’与‘悬置’的问题。”[21]王文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吕家乡就连续从“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和聂绀弩诗的专题研究角度予以赞同性的补充论述。同时，刘梦芙、陈友康与笔者也分别撰文商兑，提出不同的看法，一时间形成了相当热火的话题[22]。

不必一一缕述各家意见，只举例来说。我自己是从清代诗词研究介入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在我眼中，现代旧体诗词是清代诗词顺理成章的自然延伸，并不存在一条新与旧的界河。其实，任何一个具有完整文体史意识的学者都会追问，假如诗词这种流衍千年的文学体式没有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而消失，那么它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的？它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下具有何等样的意义和价值？它是否折射了自己所在时空的光影？是否撑起了作者的心灵境界？在艺术上比照前代的诗词写作有何变化和发展……显然，一大批这样的提问都需要谨慎作答，那么这一研究区域的存在就是既合理，也合法的[23]。

可是，既然如此理所当然，对“入史”问题还有何争论的必要？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既是一种“文化压迫”下的正当防卫姿态，更是建构多元化的“大文学史”之必要。只有在学理层面将诸多前提性问题解决好，才可能实现这一研究方向的成立和推进。所以，尽管不少学界同人以为此种争议无太大价值，还是扎实地推出一批成果为好，我依然认为那些口舌并不白费。当然，同时我也表达过这样的态度：争论应该适可而止，不能死缠烂打。还是那句话：“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应该还在它是否可以入史的问题上再过多纠缠，而是进一步探讨现代旧体诗词如何入史、如何高水平的入史的问题的时候了。”[24]

在“入史”争论中，“现代性”无疑构成了言说的焦点。从1996年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启动“现代性重估”笔谈伊始，汪晖、吴晓东、钱理群、袁进、孔庆东、陈友康、王泽龙、刘梦芙、李仲凡、王巨川等均在各自语境中对“现代性”作出阐释，并对相关问题（主要是20世纪旧体诗词）进行“重估”。

王巨川的感觉是对的：“对于现代旧体诗词是否具有现代性问题的分歧……是因其个人（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不同，故而影响到研究者对文学本体的认知及其历史演变的误读”[25]，故而，“现代性”争论中往往出现“鸡同鸭讲”、郢书燕说的情况。所以李仲凡的《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从题目看是站在反方唱对台戏的，但其论通达平允，对“现代性”与20世纪诗词研究的关系作了最出色的归纳，似可作为这一公案的“总结陈词”，故愿不惜篇幅，征引如下。他说：“在谈论现代旧体诗词时，其现代性不应该被忽视或否定，同时，它的非现代性也应被注意到，这样才能对现代旧体诗词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承认现代旧体诗词传统或非现代的一面，并不会降低对现代旧体诗词价值的认定。我们也不应因为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而否认它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应当看到，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本身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既是现代旧体诗词与其他新文学体裁相比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也恰恰是它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之所在，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跳出‘现代性’的框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旧体诗词更为丰富的一面，而不再仅仅为它的现代性做意气之争。我们不能为了争取现代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而把它的所有方面都说成现代性的…现代旧体诗词应否或能否入史取决于它自身的艺术价值。现代性问题不应该成为它是否入史的主要评判依据”[26]。

回望三十年，回望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推进的三个阶段，感喟良多。一方面，我们看到，那种认定“凡新必革命、先进，必符合潮流，凡旧必反革命、落伍，必逆流而动”的“文化极端主义”（金耀基语）的粗暴态度曾经拥有那样巨大的能量，至今也还在沿着既定轨道惯性滑行。这直接导致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令学界被迫在此耗费大量精力做廓清前提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廓清的工作并非无谓。随着争论的深入，这一研究方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切目光。很多年来，我们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话题，能把古今文学界、理论创作两界乃至文学界内界外都统合整一起来。可以预见，未来若干年中，20世纪旧体诗词将持续升温，从而成为我们日形贫乏的古典诗歌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晋发力点。

二、几个基本前提的申说

2009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几个前提》一文，文中提出合理性与合法性、价值判断及本色研究三个前提。前二者是针对“入史”问题作出的回答，通过上文的梳略，我以为这一问题（包括“现代性”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没有再饶舌的必要。而“本色研究”论则涉及如何开展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问题，故需再次略作申说。同时，对于近年出现的某些研究倾向，我以为应敲响警钟，故也一并在此论述。

1、三千年诗歌史：我们站立的高度。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不能只拘囿在一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中的某一时段来进行考量。那必将会自设牢限，自缚手脚，拘墟偏狭，坐井观天。必须看到，这一个百年只是中国悠长曼衍的诗歌史的三十分之一，是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不可分割，也不能须臾剥离。只有站在三千年诗歌史的高度来看待刚刚过去的这一个百年，诸多关键性的险隘才有可能找寻到突破的契机。

举例来说，声律是20世纪诗词研究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它直接关系到诗词文本的创新性及相关评价标准。平仄、押韵等应否随语言变化的实际（主要是新的共同语——普通话）而变化？如果变化，尺度如何？这是至今也还聚讼纷纭的问题。对此，不去回顾中近古语音史的迁变，不抓住刘勰、沈约、《广韵》、“平水韵”、《佩文韵府》几个节点，就难以明白其实声律更多是人造，而且也在不断调整简化之中。反之，明了这一点，就能够平心看待所谓“声韵改革”，不至于随意给人戴上“浅学之士”一类耸人听闻的大帽子[27]。当然，变革要有度，不可随意乱来，以致将“满江红”作成“满江黑”之类（邓拓语），完全丧失了诗味。这同样是历经数千年诗歌实践，经由无数伟大诗人诗作证明了的。

再如，有人称沈祖棻《涉江词》的成就超越了李清照，可信与否？不把千年词史，尤其是女性词史盘点一遍，就无法拿出自己的判断。还有聂绀弩，他恐怕是近年受到关注最多、争议也最大的诗人之一。胡乔木称道其诗之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28]，是实情？还是友人的鼓吹，或领导的勉励？“将来”不可知，“现在”尚需深入研究，对于“过去”，则应该有基本的认知，才能论定聂氏在诗史上的真实位置。单以其“谐趣”而论，程千帆先生有“艰心出涩语，滑稽亦自伟”之论[29]，可聂诗的谐趣与白居易的谐趣、苏轼的谐趣、袁枚的谐趣乃至诸多民间打油诗的谐趣有何不同？又与同属二十世纪的方地山、鲁迅、周作人、唐大郎等的谐趣有何不同？凡此不说清楚，则聂诗势必底蕴难明而生出诸多误会。类此的人物还有许多，毛泽东、郁达夫、顾随、陈寅恪、夏承焘、张伯驹、郑孝胥、启功、周弃子……离开了三千年诗歌史的高度，我们如何可以看清这些20世纪诗词的重要坐标？而看不清他们的身影，模糊了他们站立的历史梯队，还谈什么20世纪诗词研究呢？那么，这个高度就不仅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所必备，同时，它也是对20世纪诗词的信心和尊敬。

2、不薄新诗爱旧诗：我们应有的态度。20世纪之诗亦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格律诗虽源远流长至数千年，却数年间即从制高点上重重滑落，自大国沦为附庸。自由诗尽管起步踉跄，但因“弃旧图新”的文化政策选择，被推尊至主流地位，其自身也逐渐焕发出澎湃的生命活性。二十世纪诗坛的真实状况是格律诗、自由诗齐头并进，各有斩获，这在中华古老诗国还是空前未有的格局。

众所周知，旧体诗数十年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忽略和遗忘，这是我们讨论这一话题的基本出发点。但是，近年很多学者在为旧体诗张目的同时，对新诗大张挞伐。例如我很欣赏并引为同道的徐晋如、刘梦芙二位先生都曾明确表达过对新诗的不满。徐晋如《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说：“20世纪诗词无论是思想感情还是艺术成就，都远远超过新诗的整体成就。在20世纪的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时期，诗词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都要比新诗更加深广。刘梦芙先生曾致函笔者云：‘二十世纪诗坛之真诗，必在旧体。四九年前新诗尚有可采，厥后无一足珍者，即如北岛、海子之作，与洪漱崖诸老诗相较，光焰顿失’。诚哉斯言！”[30]

我因为写过若干年的新诗，同时受“新旧诗两栖”的严迪昌师点拨，对新诗有一点熟悉，也就没有抱那么深的成见。诸如食指、北岛、海子、李亚伟、欧阳江河、陈东东等都是我心目中的诗歌英雄，他们的“光焰”应不在任何一家旧体诗人之下。“顿失”之说并非了解内情的平允之论。

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胡适1920年承认他的《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开始[31]，朱自清、何其芳、废名、叶公超、卞之琳、余光中、洛夫、郑敏等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一直在发出着清醒反思的声音，他们的认识可以归结到一点：“现代诗的气根，必须触向西方，触向世界；现代诗的主根，却必须扎进传统，扎在中国的泥土”[32]。

在拙作《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中，我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粗略看来，古典诗歌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新诗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1、通过完满严谨的格律形式构建了新诗的音乐美和建筑美。2、通过提供大量的“意象群”和“意境群”资源，推促和提升了新诗的“诗意”品位。3、通过“含蓄”、“神韵”等古典诗学权威话语的潜在要求，丰富了新诗理论，也促使新诗迅速从早期直白幼稚的状态破茧而出，形成独立成熟的美学风格。4、在民族文化心理沉淀的层面持续挥发影响，从而使中国新诗在葆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前提下拥抱和走向世界。[33]

这些总结当然是很粗浅的，但是我想表明，在20世纪，新旧诗是友军，是同盟，而非不共戴天的对手和敌人。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大批新文学的“拥趸”已经偏狭到敌友不分的程度，那么今天我们不应该再蹈其覆辙。不薄新诗爱旧诗，这是在鼓吹旧体诗词研究时我们应有的态度。

3、不虚美，不隐恶：我们必需的理性。20世纪诗词研究中，还有一种倾向也渐露苗头。不论是出于“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的民粹思路，还是“拔高研究对象就是拔高自己”的功利目的，某些研究者张大其词，滔滔不绝谈其佳妙处，而对其中的恶劣肤浅之作或轻描淡写，或多方文饰，结果当然是暴露自己文本读解能力的欠缺或者思想格局的谫陋。

毋庸讳言，20世纪旧体诗词同其它时代的诗歌创作一样，都充斥着大量的平庸滥恶之作。而且，由于某些时段某种特殊的文化生态，庸滥之作较之其他时期或许还更多一些，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当数世人熟知的“老干体”[34]。由于“政治上正确”，这类远未达到及格线的诗词作品占据了本已逼仄的报刊空间，堂而皇之，招摇过市。这不仅使那些真正传达了“器识和胸襟”[35]的诗歌或不能见天日，或不屑与为伍，也使大范围的阅读者产生“当代旧体诗尽属此类垃圾”的错觉，以为诗词为体“固卑卑如是也”。那就不徒是灾梨祸枣那样简单，而是中华诗国之大厄了。如我们熟悉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之“名篇”《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36]  姑且不论其声律的大量低级疏失，面对数万条生命的消失，居然没有一点恻怛和悲悯，而能写出“纵做鬼，也幸福”、“看奥运，同欢呼”的“诗句”。任何一个哪怕稍有良知者能接受这样的“大作”么？我们会在当代诗词史重重记下“王幸福”先生这一笔，来昭示当代诗坛寡廉鲜耻、穷极无聊之“怪现状”。

此类负面现象当然是20世纪诗词研究所不能回避的，对其作出价值评判不仅为文学研究所必需，亦是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难以推辞的职责。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不降低对20世纪诗词艺术品质的追求，才能吹开笼盖其上的重重雾翳，绽放出本属于她的精光。不虚美、不隐恶是我们必须具备、也应时刻坚守的学术理性。

三、亟需进行的几项具体工作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起步晚，起点低，学界投入精力少，这都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严峻现实。此种情况下，窃以为有几项工作亟需提到优先位置：

第一，文献资料的整理。20世纪诗词文献比照其它时期自有其特殊性。首先，由于时间较少淘洗和传媒手段现代化的原因，造成相关文献数量极大而且面貌庞杂。目前，我们对20世纪诗词文献还没有一个基本的把握。有多少诗词家？作品总量多少？修订情况若何？评论资料怎样？似乎没人能给出一个哪怕比较模糊的数字。199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王晋光等编著的《1919—1949旧体诗文集叙录》，收入该三十年间出版的旧体诗文别集、总集计322种。该书系目前唯一有关该领域的目录提要之著，筚路蓝缕，意义重大。尤其提要部分包含创作背景、总体风格、作品品评等内容，颇切实用。惜仅录300余种，还是过少。仅翻看《南社丛刻》、《民国诗话丛编》、《当代词综》及《青鹤》、《同声月刊》、《小说月报》等书刊，即可知民国诗词家实已远过此数。倘再加上当代，则“汗牛充栋”恐非虚言。对20世纪旧体诗词进行一个可靠的、全面的编目应是当务之急。有了编目，即可以准确的数据澄清现代文学史的某些误解，如“新诗早已在现代诗坛一统天下”之类，其文献意义和理论意义都将同样重要。

其次，在文献数量巨大、头绪纷乱的情况下，还存在着诸多作品搜集不易的难题。由于20世纪诗词的边缘化地位及其它原因，很多诗词家将作品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仅以油印本、稿抄本、日记等形式保存，多不见于公共图书馆之收藏。即或有机会梓行，也出于诸多考虑，将干犯时忌或情调“颓废”之类真实心音芟替一空。如不能尽量占有资料，仅凭公开版行的作品是难以觅见某些作家之真精神的。这就要求我们一家一家、踏踏实实做文献，做好一家，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家的研究面貌。近年《南社丛书》中的有关别集整理，如郭长海、殷安如等先生编校的柳亚子、高旭、陈去病作品集，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近代文学丛书”、黄山书社新近推出的“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均可称这方面的典范。

文献是最基础的工作，也是似易实难、“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在现行科研评估体系中备遭冷遇。这些因素都导致甘愿板凳坐冷的学者渐行渐稀，从而给20世纪诗词研究带来严重的迟滞效应。徐晋如尝慨乎言之：“在（文献）工作尚未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之前，任何通论性质的、文学史性质的专著、论文都是靠不住的”[37]，从强调文献重要性的角度来说，此语不啻一记棒喝，值得我们警戒。

第二，基本坐标的确立。接徐晋如之语来说，文献工作诚然需要“阶段性进展”，但如果一味等待文献而迟迟不能进入“通论性质的、文学史性质的”宏观描述的话，对20世纪诗词研究亦未必有益。边做文献、边做理论归纳亦是学术正道，不能简单化的否认。举例来说，清诗文献至今也还很匮乏，然而十几年前，清诗文献更加匮乏的时候，严迪昌师和刘世南、朱则杰等先生就撰成两部《清诗史》、一部《清诗流派史》，为该领域研究奠定了基本格调。此为学术界已经公认的事实。20世纪诗词目今具有的文献已经足够我们划出一些基本坐标，或许不是全部，或许有时偏颇。但这项工作做比不做好，早做比晚做好，何况我们还可以增删校正，逐渐靠近真实？

我以为，20世纪诗词杰出者固多，平庸、外行乃至下劣者尤其什佰倍之。由于诸多言不及义的批评甚至成见，那些夺目的“光焰”很容易被大片湮没。故有必要划定一些时间的、人物的、群体的基本坐标，20世纪诗词才能从混沌中现出绰约的轮廓。在07年发表的《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中，我贡献了自己的一隅之见，把这段文体史分为四编[38]。文章发表后，学界同道赞许者有之，訾议者亦有之。我在颇受启益的同时也深感实施此项工作的巨大难度，即便如此，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在这一研究方向的萌芽期，哪怕很不成熟的提醒与触动都是有意义的。它和文献工作几乎同样重要。

第三，重要个案的深度研究。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特别关注某些重要个案的深度研究。所谓“重要个案”有不同视角的划分。以人论，如前述的诸多大家名家；以群体论，如“晚清四大词人”、南社、学人、新文学家、书画家、遗老，甚至包括汉奸群体；以现象和事件论，如“庚子秋词”、南社社集、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天安门”诗歌等。几乎每一“个案”都能够形成一个大小不等的研究课题，都有深度研究的潜力和价值。

此处所指的“深度”也包括多个层面：一是文献学和阐释学的，比如重要作家作品集的整理笺注。除“历史比较悠久”的毛泽东、鲁迅两家，近年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黄遵宪、沈曾植、朱祖谋、王国维、吕碧城、陈洵、张大千、郁达夫、聂绀弩等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别集笺注本[39]。笺注近今人作品，难度最大。一来罕有依傍，二来阐释今典，动辄掣肘。故所费工夫，往往为笺注古人集之数倍。然而没有一批精善的笺注本出现，则作家作品研究势必沦入无根游谈。再如有关评论资料的汇集。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煌煌六巨册，关乎晚清民国诗人资料甚夥，在此方面已作了杰出的工作。倘若张先生主持的《清诗话三编》、《民国期刊旧体诗编年》面世，则又可解决一大批重要问题，因而特别值得期待。

二是理论研究层面的。对于以上提到的作家、群体、现象、事件都应该进行一系列深入的史料考证和理论总结，应该出现一批不仅从文学本体，也从文化学、社会学等大背景进入史实细部和心灵深层的坚实之著。举例来说，近年南社研究中涌现出一批力作，杨天石、王学庄的《南社史长编》积三十余年心力而后成，资料宏富，考辨精详，实为“南学”划时代之巨作。孙之梅、栾梅健、卢文芸等的著述亦卓见迭出，可圈可点[40]。但对于南社诸巨擘及中坚，如陈、高、柳“三驾马车”及姚鹓鶵、傅尃、林学衡、宁调元、胡怀琛等至今也少见或未见专题论述，则“南学”热火背后确还存在可耕耘的大片沃土，实为有志者应着心力探研的重要方向。再如，胡晓明先生主编之“近代上海文学系年丛书”系从地域文化角度入手，对有关文学史料进行细致的分体编年。无论史识、史才均可称道，亦为进一步的研究开拓出了新路。

在对20世纪诗词研究进行简单的回望与前瞻之后，我深深感到这一领域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研究难度。由于20世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特殊性，由于20世纪文学构成在文学史程中的特殊性，20世纪诗词研究也具有了诸多区别于其它时代的特殊复杂的质素。文学史、文体史本位固然需要坚持，社会史、文化史的层面尤其需要把握。它需要文学和文化的“宽窄融通”、文学与社会的“内外兼修”，需要宏阔的学术视域、复杂的知识架构，同时也需要细腻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力。诚然，这是摆在学者面前的极艰巨挑战，可是，一部学术史难道不正是于挑战再挑战、超越再超越的过程中建构而成的？无挑战则无成功，无超越则无建构，我坚信，未来的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将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