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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高考改革对普通高中教育的影响

霍益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高考是高中教育的指挥棒”，此话非常形象地道出了高考和普通高中教育的关系。国家和上海市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的先后出台，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普通高中教育将产生重要影响。

新方案有助于在高中建立对“教育平等”的新认同

最近20多年，“教育平等”一直是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但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影响，人们习惯于把教育平等理解为一样的教育，强调在高考分数面前的绝对平等。本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高中阶段学生个性初显和才华初露的特点，强调“增加学生选择权”，对高中生的评价从仅仅依赖单一的高考成绩转向两依据一参考，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纳入其中。这就使得以往被考试分数排斥的学生各种才能都有机会得以承认和重视。

这一政策导向非常重要，其本质是要从表面的分数平等转向对人的发展内涵平等的追求。“教育平等”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给同样的人提供同样的教育机会，给制度框架下的不利群体以补偿教育，为不同兴趣才能的人提供不同的发展空间。其中第三条是目前高中教育的难点，原因与高考只认考试成绩有关。如果今后考试成绩以外的才华真能在高考录取中得到承认，那么就会引导高中学校关注学生的不同智能，为他们设计适合其发展的不同课程，并在实践中逐渐认同“最合适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的教育平等理念。

“基础+选择”始终是把握高中学段性质的关键词

普通高中与义务教育及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她既要面向全体学生，提升共同基础，又必须要回答大众与精英、基础与分流、规范与选择、均衡与特色等两难问题。新方案取消了文理分科，要求学生参加所有学科的学业水平考试，并在高考成绩中加入三门自主选择学科的等级考试，引导学生认真学好每门课程，避免严重偏科。这种设计非常符合高中学段的特点和要求。作为多个矛盾使命的结合体，“基础+选择”，始终是把握高中学段性质的关键词。

和以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同，这次的考试招生方案正式推出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举措，并且在2017年成为高职院校招生的主渠道。这一呼唤已久的政策能够落地，对于部分普通高中学校是一种解放。首先，它让吸纳低分生源的高中学校可以确定自己不同的办学定位，搭建普职融合的平台，使得高中学校分类发展、各展其美得以实现；同时，它也让那些擅长动手、热爱生活、关心社会、爱好体艺的学生可以把过去效率不高的书本学习时间用于学习实用的职业技能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享受学习的乐趣，充满自信和愉快地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活。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现阶段高中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推进高中办学多样化和学生发展个性化。新的考试招生方案要求每个学生选择三门学科作为等级考试成绩列入高考总分，可以纯文纯理，也可以文理兼备。选择权一旦交给学生，课程的组合必然多种，这就迫使学校一要创建校本的课程体系，二必须推行新的教学组织形式，以此配合课程的多样化实施，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由此，之前在学校层面很难推进的课程多样化和学分制、分层教学、走班制、跨班跨年级选课等教学组织形式，就有了实施的现实需要，相信这些举措一定会很快在各高中学校普遍推行，并成为高中学生健康成长的支撑。

“增加学生的选择权”，是这次考试招生方案的亮点

高中既是学生个性初显、才华初露的时期，也是学生自主决定自己今后不同生活道路的关键期。高中是学生面临的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面对高考，表面上看学生是对三门等级考课程和考试次数进行选择，实际上是其自我认识和学会选择的过程。因此，以培养学生选择能力为核心的生涯教育就成为高中学校必须提供的课程和服务。从我们课题组调研的情况来说，相对于学业指导和生活指导，生涯指导是目前高中教育中最为薄弱的内容，教师无论从意愿和效能感上都最为欠缺。新的招生考试方案的实施，一定会推动学校尽快补上这一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学校的服务功能。这是一个令人期待并可以预期的政策效应。

国家和上海的考试招生方案有许多亮点，利用这些政策杠杆确实可以破解高中教育面临的一些难题，对高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引领作用。不过，笔者非常同意一种观点，高考既不是教育弊病的万恶之源，也不是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万能钥匙。长期以来高中教育偏离育人原点、重分不重人的现象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是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新的考试招生方案指向了招生、考试和录取环节的改革，但却没有涉及考试环境和考试文化。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行政部门的GDP思维，家长的脸面文化，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上级对学校校长和教师的升学率考核评价等，学校要生存，一定会运用新的考试录取规则继续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老路。

“综合评价”这一基本模式，既是亮点也是难点

“综合评价”是这次考试录取的一个基本模式。它既是亮点也是难点。评什么？怎么评？何时用？怎么用？《实施意见》规定，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在高校录取时只起“参考”作用，参考二字如何界定和操作？这些都是新的招生考试方案实施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一环做不好，招生录取还是只看分数，所有的素质测评资料只是在高校录取后作为档案寄送高校，那么“综合评价”就名存实亡，徒有虚名。

高考改革一旦继续完全依赖考试成绩，从3+1变成3+3，要想扭转高中学校片面追求应试教育倾向恐将成纸上谈兵。

对高中课堂教学改革影响最大的是考试内容。《实施意见》中强调要“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察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内容导向非常正确，有利于引导高中学校更加关注学生的能力培养。然而，现实中的高中师资整体素质与上述要求有较大距离。相当一部分高中教师习惯于讲教材练习题反复做高考试卷，不但缺乏设计综合性课程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知道怎样教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花长时间大精力，决不可能在《实施意见》颁布后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笔者相信，新的招生考试方案定会给普通高中教育带来新气象。但要说“拨云见日”、“正本清源”、“考试招生这个险滩一过，教育领域海阔天空”未免言过其实，太过乐观。因为对于高中教育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单靠一个考试招生改革方案，其政策撬动力毕竟有限。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值得期待！

选择性增加倒逼高中开设生涯辅导课

       王洋（曹杨二中校长）

上海高考改革方案最大的亮点，在于增加学生的选择性，支持学生自主选择学习。通过区分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设置可供学生选择的等级性考试科目以及让高校尽早招生公布等级性考试科目的要求，为学生发现自身兴趣和长处，自主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往，上海高考采用“3+1”模式，大部分孩子会先给自己贴个标签：我是偏文还是偏理。现在，学生可以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兴趣特长，自由组合高考科目。学生可以在6门等级性考试里选择3门，这样一来，至少有20种学科组合，总有一款比较适合你。

课程的选择性增加“倒逼”高中开设生涯指导课，帮助大部分学生认识自我，清晰定位，为学生提供科学选科指导，这对于整个高中的课程改革，都是一次很好的推动，令学生终生受益。若不做生涯规划，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肯定会一头雾水。

目前，尽管沪上有部分学校已经开设了生涯指导课，但大多处于尝试阶段。我们学校也一直在试验开展学生生涯指导，如介绍高校专业大致分成哪几大类，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还会邀请大学来介绍学生个性与专业的匹配度，以及各专业的就业前景。让学生对将来要报考的专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提早做好准备。

在我看来，高中开展生涯规划指导，千万不能自己闷头做，一定要依托两大资源：一是与大学的合作；二是与公司企业、行业协会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生涯辅导课从无到有，对未来普通高中学校的课程建设提出很大挑战，师资从何而来，课程资源如何吸引，真正实施起来肯定不容易。但毕竟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是对学生终生发展负责。

其次，课程的选择性增加，可以通过“走班制”来解决，这样一来，课程实施有弹性，教学组织形式发生变革。可以预测，今后高三课表上很可能会出现“自由时间”这一说法。从理论上说，学生可以有20种选课的组合，如果20种组合学校都能提供的话，到了高三大规模走班后，多数学校的场地和师资或将捉襟见肘。受资源限制，学生可能在走班时碰到某个时间段“空白”的情况，他们可以打球或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由学生自由支配。学校也要想办法建立自主学习平台，丰富学生“自由时间”的安排。

至于师资结构调整问题，可以预见，一些小学科教师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缺口，不过学校可以通过学程的安排进行适当调整，采取集中授课、滚动开课等方式，依靠弹性增加教师工作量教学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考虑教师绩效工资时对高中要有适当倾斜。选择性增加，往往会带来教育成本的增加，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给予一定的支持。未来这几年，全市高中学校的师资将在招聘和流动中，最终达到平衡。在新老高考方案并存时，师资的结构性矛盾可能会比较大，学校需提前做好预判以顺利过渡。

改革考试招生制度迈向高等教育强国

张民选（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在国家《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后，上海作为改革试点省市率先推出了全国瞩目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方案。

上海改革方案从内容看至少有以下三大特点。

上海改革首先系统回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内在要求，为学生个性发展开辟了道路。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后期和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必然会在规模巨大的基础上朝着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包括高等院校层次特色的多样化、高等院校人才要求的多样化、高校人才培养规格的多样化，高校课程和培养方式的多样化。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趋势将与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相吻合，也将与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自由发展的要求相吻合。上海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50%，已经处在“大众化”到“普及化”的门槛上，全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已经超过25%，进入“大众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因此，上海的改革方案旨在破除“呆板划一”、“分分计较”、“唯高考成绩”等单一评价的局限，通过高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这“两个依据”和学生素质综合评价“一个参考”的举措以及逐渐推行“按专业填报志愿”的办法，为学生多种才能和创新潜质的发展，为学生思想品德、审美情操和实践能力的发展留下真实记录，预留未来发展空间。

第二，上海的方案体现了顶层设计、整体改革、系统实施的特点。由于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涉及众多利益群体，每一个利益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又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每项内容和措施都不仅会直接影响主要的对象群体，而且还会牵涉其他相关的利益群体，同时也需要其他相关群体的条件提供和利益平衡。为此，改革必须是一项整体、综合、全面的系统工程。在理念目标上，这次改革综合考虑了推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拔人才、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又研究和维护了高校自主选拔培养人才和保证基础教育正常教育秩序的条件底线。在操作方案中，这次改革整体涵盖了各个方面，既包括考试改革办法，又包涵招生改革举措；既包括“高考科目”的调整删减，又涵盖了对“学业水平考试”地位、作用和成绩记录的设计安排；既要完善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的学科成绩评价，又要推动对学生素质的“综合评价”；既考虑考试和招生办法的科学性，又关照考试招生程序上的适切性。

第三，上海的方案还具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致操作的特点。古往今来，历史上的许多改革成败的关键不仅在于目标是否前瞻、合理，而且决定于操作方案是否精致、可行。这次改革在精致操作方面亮点闪烁。比如，面对高校自主招生中出现的高校各自命题、考试“掐尖”、考生疲于奔命、高中教育秩序紊乱等问题，这次改革通过学习各国先进经验，调整高校自主招生的时间安排，从高考前移到高考后执行，使高校自主招生权力得到维护和保障，使高校能够通过自主招生收到适合在本校学习的“偏才”、“怪才”和“全才”，也使学生能更加理性地选择到哪些学校参加自主招生，还使基础教育学校能够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充足的教学时间。

当然，高校考试招生改革成功与否，不仅在于高瞻远瞩、理论正确和精细缜密的方案设计，更在于一个实际操作、社会协作的实践过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考试机构、中小学校、教师家长在未来的几年中，还需要接受实践和操作过程的考验。建议各相关部门要积极做好宣传、收集反馈、调整心态、模拟准备，把信息系统、命题系统、招生系统、监察系统都调整、改革、建设好，从而使这次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先行先试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圆满成功，为中国顺利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为把中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作出上海应有的贡献。

对人才开展科学评价，上海进了一大步

         唐盛昌（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所长、原上海中学校长）

随着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出炉，为全国新高考改革探路的“上海实验”，从现在开始将正式启动。

这次的高考改革，看点、亮点颇多。诸多制度设计中，包含着比较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和人才评价理念。

这份方案能否按其设计理念顺利“落地”、平稳推进，归根结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观念的革新。尤其是考生及其家长，作为高考改革的被实施对象，不仅要“吃透”方案，还要关注方案背后的人才选拔理念的变化；二是操作的规范。学校和教育相关部门，不仅要按照时间节点实施方案，更要关注整个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其改革的初衷和制度设计的理念有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

学生的个性、潜能在新高考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大增强

从上海新高考改革方案来看，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折射出非常明显的人才培养和选拔理念的变革：在衡量、选拔学生的时候，我们不再只看重智育因素，也开始注重学生的品德、个性、素质、能力等维度。

可以说，这是对“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回归。学校教育不仅仅是“育分”，更重要的任务是“立德树人”。大家可以注意到，上海新高考改革方案中，高考总成绩不仅包含规定考试科目的分数，也包括考生的综合素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理念突破，是非常先进的制度设计。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上海高考模式是“3+1”，改革后高考指挥棒将变身为“两依据、一参考”，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与3门选考的学业考成绩，参考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如果说“两依据”还最终表现为学生的分数，那么综合素质评价体现的则是学生的为人。

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广大学生、家长包括老师千万不要把“两依据、一参考”简单地等同于“3+3”。如果你只计算考试科目，那可以肯定地说，你对高考改革的理念没有领会。指挥棒“指”的方向你都没有看对，今后又怎么去应考呢？！

应该看到，在新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学生的个性发展将被突出强调，中学教育将把识别、彰显学生的个性、潜能放在重要位置。而这一点，和当今国际的主流教育趋势是一致的。过去，包括常春藤在内的一些海外名校招生官都曾不约而同地提及，中国学生虽然考分很高，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个性差异不明显。而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千人一面”“千校一面”的模式有望被瓦解。

从单一的绝对评价，到兼顾绝对和相对评价，改革进了一大步

可以预见，随着高考“指挥棒”的改革，中学生的学科知识结构和中学的学科教育结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目前我国高中设立的十多门科目，从学科设置角度来看，是属于比较经典、传统的科目。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这必然对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新的要求。

从国际高中教育的发展趋势看，学生除了学习一些经典科目以外，还被鼓励进一步开拓眼界、开展探究性学习。比如，美国的很多高中开设有AP课程供学生选修，同时，学生还要参加很多实践活动。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类似于AP课程这类选修课的成绩、探究性学习成果等，还无法完全在考试招生的环节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上海的新高考方案则为此留出了一定空间。综合素质评价的设立，将使学生在这方面的素养在新高考模式下得以呈现。

这次上海的新高考方案，打破了传统高考体制下“分分计较”的弊端。过去的高考，按照每门考试科目成绩累计成总分，这是一种绝对评价的方法；而今后的高考，兼具绝对评价和相对评价。比如，学业考设置有合格考和等级考。等级考就是一种相对评价，因为等级考的等级，体现的是一个学生在一个群体中的相对位置。

在我看来，这次的上海高考改革呈现出比较先进、科学的人才培养理念和选拔理念，有些理念可以说很具革命性，突破了传统高考的局限性。对广大学生、家长来说，应对未来的高考，必须先解放思想、革新观念。只有充分理解这次改革的初衷，你才能有的放矢地投入准备。

在操作过程中正确把握改革的方向，这是上海的改革平稳顺利实施的关键

对上海的大、中学校来说，随着新方案的实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倒逼效应将逐步显现。

首当其冲的是高中，必须要根据新高考“指挥棒”的要求，启动相应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比如，今后的学业考分为合格考和等级考，落实到高中教学，其课程设置和教学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不同的学生，选择的学业考的等级考科目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学校兼顾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教学的选择性。可以预见，更多的高中今后将实行“走班制”或“部分走班制”。对很多学校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和考验，但也是必须要落实的改革，并保证其可操作性。

实际上，上海的新高考方案在推进过程中将取得怎样的效果，相当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方案的操作。高考改革设计的利益方众多，其中包括学生、家长、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等。改革是一场全新的博弈，博弈过程免不了出现各方“角力”的局面，但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相关方能否顾全大局、在某些涉及改革全局的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坚持改革的方向，这是决定上海新高考方案成败的关键因素。

比如，在新方案的操作中，学校一方面要通过教学改革的实施，注重学生个性、潜能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材施教；另一方面也要兼顾这一轮改革的目标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是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和考试对学生造成的心理负担。如何拿捏好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很关键的操作。

可以说，再好的改革方案，如果缺少了各方的协同和配合，在“落地”过程中也难免会磕磕碰碰，甚至无法“落地”。

无论是教育部出台的关于考试招生的总体改革方案，还是此次上海出台的新高考方案，其定位是科学选才、促进公平。这次考试招生改革特别强调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

所以，对高校来说，开展人才选拔，必须兼顾选拔的科学性和考试的公平性。事实上，每个学校都要根据自己的办学特点，不同的学校、专业对于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素质、能力等均有不同的要求。如果在彰显各学校招生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根据规定做好考试招生信息的公开，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保证招录的公平公正，操作流程的规范同样是这次上海新高考改革的内在要求。

     高考改革考验高校“招生智慧”

       叶志明（原上海大学副校长）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已经出炉，从方案内容看，亮点颇多。比如，在高考总成绩的折算中突出了学业考的作用，同时引入考生综合素质评价；另一方面，上海率先合并高校一、二本的招生批次。

毫无疑问，这些改革措施的“落地”必然给中学和大学教育带来诸多改变和后续影响。如何充分用好经由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释放的政策红利，是目前上海大、中学校必须直面的问题。

大学的自主办学权大了，要做的“必答题”就多了

这次改革的一大亮点是：沪上高校在办学自主权上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长期以来，除了几所参与自主招生试点的高校能在招生时对人才选拔提出一点特别的要求外，大多数高校的招生就是根据考生的高考分数排名次、排“座位”——考生读什么学校和专业，完全取决于高考成绩。在传统高考下，学生的考试科目与大学招生科目基本相同，高考考什么科目，高校就根据这些科目招生。

但以后不同了。上海新的高考方案确立了多元录取方式，使得高考与高招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分。也就是说，高考的内容与高招的要求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就为不同类型高校选拔人才提供了选择空间，也为高中生选择什么样的高校深造、选择什么样的个性化发展之路提供了机会。

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增加，有更多机会提出明确的人才选拔要求，那么高校本身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科学地选拔人才；进一步说，如何达到改革的初衷,体现招生的科学性与公平性呢？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高考改革合并一、二本批次的做法，其实质意义是：使所有在上海招生的本科高校出现在一个平台里，摆在考生面前供选择。也就是说，上海将率先告别用行政手段区分高校层次的做法。

根据上海方案，考生高考科目的选择度以及可供高校选择的空间较过去大大增加。一所高校如何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特点提出符合自己学校特色的招生要求，这就变成了众高校都要面对的“必答题”。

可以说，考验高校招生智慧的时候到了。当众多大学同台PK，如何向考生展示并认同自己的办学特色，如何通过合适的方法招到适合自己的学生，各大学都需要进一步求解。

文理不分科，综合素质评价将变成考生未来的“角力场”

由于新方案刚刚浮出水面，很多考生难免对方案的实际操作有所疑问。这里举一个实例来说明：某理工科院校招生时，对考生提出高中学业考中有一门物理的要求。那么考生在选择学业考科目时，只要选物理，就符合报考条件。这就产生了一种情况：两个同时报考的考生，选的科目完全不同，怎么说明这两个考生进入大学的选拔是科学的呢？

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我们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如果还处于原来文理分科的思维方式,则会对考生的录取评价，或者怎么看待总成绩上发生偏差。须知，高中从现在开始取消了文理分科，今后选择不同科目的考生都成了一类考生。所以，上述高校录取时，除了考虑物理外，其他科目在考分中的计算是考生文理不分科后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体现。

其次，对每一位考生来讲，虽然选的物理科目是相同的，但其他两门科目都是经过考生认为至少是自己最强项的选择，所以这里的比较将是考生在这些最强项能力上的比较，而不再去追求所谓的科目考试成绩的比较。这次上海高考改革的一个亮点，就是淡化了对分数的“斤斤计较”。

第三、从现在开始，大、中学校都需要考虑的是，怎么应对高中文理不分科以后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课程体系上的改革。对高中来说就是，给予可能不太热爱某学科的学生以基本的学科教育，给予热爱某学科的学生以高水平的学科教育。而高校的任务是，制定科学、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做出正确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方案还提出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改革举措，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着实给高中、高校都提出了创新型的录取要求，尤其符合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里要进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教育的内涵要求。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引入，对于立德树人、诚信教育，促使高校更加注重学科交叉，文理渗透，或者以通识教育为切入点来推进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等都有积极意义。它也将有助于高校更加深入开展与推进本科专业的与时俱进、优胜劣汰，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学生评价：从单维度走向多维度

     俞立中（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新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提出自主招生推迟到高考后；高校在招生时可以根据学生学业考的等级和通过情况，根据不同的学校和专业的要求，对学生的学业水平提出不同的要求。这对于长期在高考单一的分数体系下进行招生录取的高校来说，提出了新的考验。

新招生方案为大学招生提供新的评价维度

从大学招生角度来讲，这个改革方案强调了用多维度的评价方式来选拔学生，改变了以高考总分来排队录取的简单模式。用高考总分这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的学生，操作上比较简单，可能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不是科学的评价方法。由于不同学校甚至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不尽相同，而学生也是各有所长，多维度的评价可以照顾到这些差异性。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特色，要求相应的考试科目，并结合学生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进行选拔。应该说，较之原有的选拔模式，这个方案已经往前跨了一大步。虽然，过去各所高校在自主招生方面都有自己的尝试，但是总的来说都是在高考分数的框架体系下，并且兼顾到公平的社会环境和舆论进行的，很多时候，学校还是不得不把高考的分数放在第一位。还有一个因素是，对于大学来说，除了高考分数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可以供高校在招生时参考的依据。

从教育理想的层面考虑，目前的改革方案不可能解决人才选拔过程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公众对“高考指挥棒”和招生选拔方法有很多批评意见，但对什么是公平、公正、科学的选拔模式仍是见智见仁。鉴于当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些积极的改革措施如果执行不当，很有可能因“功利性”而被异化，因“公信力缺失”而被质疑，因“诚信问题”而被偷梁换柱。因此，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招生选拔改革需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需要考虑公众的承受能力和观念转变的过程。

综合素质并不适合以分数来评定

此次的新方案还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2017年起，推动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自主招生等环节中开始使用。高等学校应提前公布具体使用办法，使用情况必须规范、公开。”这显然为高校招生时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依据。

综合素质评价的初衷，是为了体现教育的本质，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质，促进各方面能力和素养的发展。这个评价体系涉及的维度越多，越重视自然表现，对评价学生的个性特质来说就越具有参考价值。

但是综合素质评定的方式值得探讨。

建立一个综合素质评价公式，设定各类活动或表现的权重，打出一个总分，当然更容易操作，但这样的评定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假设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是95分，另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是90分，那么高校该如何判断哪个学生更适合自己呢？

比较可行的方式是，中学可以设立一些可记录的活动内容，如，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服务，艺术、体育爱好和特长，参与科技、文化、体育活动或竞赛的情况等，将学生参加这些活动的事实记录下来，但不要做定量的评价。谁来评价呢？由每所大学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要求，在参考这些记录的基础上进行分类评价。

大学招生和人才培养面临新的考验

这个改革方案，在设定选拔标准上，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同时也对高校目标定位、培养特色的确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这对大学的招生和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对高校的转型和提升是一个考验。如果高校不能把握这个机会，没有积极思考学校的定位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很可能提不出差异性的选拔标准，也很难真正选拔适合自己学校的学生。如果高校能根据学习成绩，并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科学地评价学生，很可能招收到最适合自己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学生。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也有利于学校发展。

选拔适合学校定位和培养目标的学生，是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坦率地说，国内高校过去对这项工作的关注度不够，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高分学生的身上。比如物理专业学生的录取，过去不需要花心思挑选，只要是理科考生，分数上线，从高到低录取就行。实施改革方案后就不一样了，除了语、数、外的成绩外，学校还要考虑是否对物理成绩提出要求，或者对化学成绩也有要求，等等。

当然，这既有过去学生评价体系不完善的因素，也有本身国内高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本身定位和发展的目标不够清晰的因素。这样的状况既不利于大学教育的特色发展，也不利于中学教育的改革。

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使评价方法更多元化了，增加了录取程序的复杂性，招生工作量自然也会更大。但无论是对学校未来的发展，还是对学生未来的成长，这样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双向选择倒逼大学办出特色

     李进（上海杉达学院校长）

对上海高考改革方案的认识把握和机会把握，可以从制度改革、先行先试、措施落位三个方面着眼和着手。

首先，上海高考方案是制度的深化改革，充分运用了高考指挥棒的正面作用，推行全面素质教育，实施公平综合选优。在具体操作上，就是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追求更高水平的公平。

上海高考方案的改革整体导向是十分清晰的：考试招生的选拔标准、方式发生了变革。这为具备综合素质和兴趣特长的学生创造了更多更合适的发展机会，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人才红利。

所谓更多、更合适的发展机会，就是基于学生学业水平、重视学生个性特长、瞄准学生发展潜能的入学深造途径。选择什么类型与层次的大学，理想和现实必须统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但，适合的必须是自主选择的，而不是被动筛漏的。

随着人才培养的重心、评价发生变革，中学教育内容和大学教育内容的改革与衔接，在学生综合素质拓展方面取得高度一致，体现在高考上，就是公平竞争、综合选优、多维评价、素质为重。遴选不再以单一的考试分数高低为区分度，不同类型高校也不再以相同的素质要求为录取依据，科目选择和综合素质评价没有优劣的区分，只是学生的能力倾向与兴趣特长的反映，也是中学教学特色和高校办学特色要求的反映。

其次，上海实施方案是改革的先行先试。先行先试就要把握先机、重点突破。中学教学如何改，大学教育如何“特”，学生学习如何变——必须跳出“唯分数论”和“应试教育”观念的束缚，早改早主动，先改先得益。

中学必须率先改革。高考科目不分文理，有利于学生打好学业基础，也有利于改变学生过度偏科和高考功利性选择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不鼓励学生乐文喜理的兴趣倾向和特长取向。中学多学少考，减小死记硬背的负担，增加灵活学习的量，记录个性特长发展，形成综合素质积累。综合素质作为深造选拔的优先条件和逐渐加大的权重因素，是必然趋势。中学必须精心设计，构建适合的好教学、形成特色的好声望，增加选拔的多权重，引导学生由单一的、功利性选择转变为多维的、特长性选择。

大学必须深化改革。高考合并本科第一、第二招生批次，特别是探索学生多次选择、被多所高等学校录取的可行性，有利于学生理性选择和大学办出特色，但并不意味不鼓励学生追求名校。大学既是改革的利益方，又是改革的承接方，更是改革的推动者。增加高校和学生双向选择的机会是巨大的压力，倒逼大学办出特色，延续学生在中学时的机会选择。或者说，用高校综合改革的成果来衔接学生的选择和吸引学生的选择。不同定位的大学会有不同的生源要求以及素质期望，特别要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因素，赋予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更多的话语权。

再次，上海实施方案是措施的综合落位。高考改革的成效必须由具体措施综合地起作用，只有整体实施才能全方位地为学生成才创造更多的机会选择并导向全面素质教育。

学生总是期望选择一所向往的好学校、一个心仪的好专业，并有多次不同的选择机会。但学生的心理期望是需要引导的，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特长设计的解决方案更是需要指导的。

按唯一的、统一的选拔标准和方式，必定会有相当比例的学生不能满足自己的志愿，在实际成长过程中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心理感受上成为高考的失败者。而根据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学业要求和素质要求，设定分类的选拔标准和评价方式，给予多次的选择机会，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首要选择，选择的不断成功还会反推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

从选拔向度看，这次改革至少包括三项措施，加强了双向选择的力度。分别是：合并一二批次；不分文理科；自主选择学业考科目。

从选拔途径看，有两项措施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机会和个性特长发展的权重，那就是春季招生和自主招生。

从选拔方式看，有两项措施形成了不同类型教育的自主选拔，那就是分类考试。如仅报考专科高职志愿的学生，无需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再如入学的多种渠道，既可以参加中高职贯通、中职-应用本科贯通等培养模式进入高等院校，也可通过普通高校招收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应届毕业生考试（三校生对口招生考试）进入高等院校，还可以通过高职高专自主招生等多种渠道进入高等院校。从公平保障看，有三项措施保障方案公平公正地实施，那就是：在制度上完善考试招生诚信和安全管理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公开公正的招生录取制度，招生政策、招生计划、实施过程和录取结果等信息公开透明；在机制上加强对考试内容的设计和评分管理，建立高中学生综合评价系统和监督机制，完整客观记录学生在高中成长的各种信息；在加分规范上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将高考加分的激励导向功能转移至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之中。

上海高考方案的推出，增加了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的机会，增强了学生根据自身特点理性选择学业和职业生涯的自觉性，中学和大学的改革方向明确，增强了学校坚持办学特色的战略定力和为学生发展创造更好条件的自觉性。

机会青睐有全面素质准备的人，“有准备”不是应试，而是积累。上海高考方案的“二依据一参考”，无论是学业水平还是综合素质，都需要平时积累。

此外，方案在实施环节中还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维护高考分类考试的国家考试地位，无论是提前考还是拖后考，还有自主考，都要保持考试的权威性、公正性，科学设定学业水平考试的内容和评定方式，细化综合素质评价、专业技能学习记录和职业适应性测试的操作流程和呈现方式，更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并有区分度，使之更具社会公信力。二是要明确细化中学和大学的特色和对学生兴趣特长的引导，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满足不同生源的多样化需求，避免学生“上了立交桥又涌向独木桥”的现象。

  期待更多高考制度改革的“靴子”落地

     侯定凯

促进公平公正，坚持以育人为本，增加学生选择机会，促进科学选才，是《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的基本原则，它们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一组有待不断界定和考查的目标。

现在需要检视的是：《实施意见》提出的路径和举措，是如何自我诠释这些原则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这些原则最终落地？

第一个问题关于公平公正。《实施意见》显然积极回应了公众对高考制度公平、公正的强烈诉求。对统一考试一定程度的回归；逐步取消分批次录取的做法，代之以更完善的平行志愿投档；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取消和减少高考统一加分的项目；自主招生将被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这些内容都直观地表达了政府“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努力。

当然，改革后的中国高考招生制度是否变得更公平，尚有待实践的检验。当初高校扩招政策出台时，我们或许没有料到在招生总量增加的同时，会伴随着精英大学中农村人群比例的降低。基于学生人群和高校的绝对分层，教育公平的努力必然不会定格在某个教育环节（比如高考），而是一项贯穿教育全过程、且与时俱进的追求。

刚刚出台的上海招考“新政”同样强调了公平公正性的原则。鉴于教育公平问题涉及更大范围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而上海的高校是面向全国招生的，局部的、地方性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于整个上海高等教育系统而言，难以有太大的教育公平预期。仅就上海户籍的考生而言，考试招生改革后的公平性提升如何衡量？我们期待这方面有一个更加细致的评价指标，以便在不久的将来进行问责。

第二是关于科学选才的问题。这是针对招生学校而言的。除了高校自主招生部分，《实施意见》是如此表达高校自主选才空间的：“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研究提出对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报考要求和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提前向社会公布。”这里所谓的“科学选才”制度，有两个前提：一能满足多元化的专业人才培养之需；二是考生分数有足够的区分度。对于前者，高校各专业或许可以提出个性化的人才录取标准，但受制于考生总分分数线和非统考分数比重的限制，各专业选才的空间十分有限。而对于后者，如果学业水平考试难度不够，可能导致考生区分度不够，给招生单位的鉴别带来困难；但如果强调区分度，那么难免被诟病为“多次小高考”。

上述两难困境源自手段和目标的矛盾。如果希望赋予高校对人才选拔的自主权，高校就必须有伸展这一权利的足够空间；如果强调多元录取原则，就不能把性质不同的考核成绩简单相加——一个苹果加一个桔子等于什么？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仔细思量的问题。如果高考招生制度能切实改变既管如何考试又管成绩如何使用的传统，转而承担服务高校招生工作的角色，那么上述困境便可以获得解决之道。虽然这次《实施意见》没有明确提出招考分离的改革目标，但长远来看，高校拥有对考生成绩（包括统考、学业考、综合素质测试）的量裁权，是科学选才的必由之路。

第三是关于命题的质量。民众普遍持有的“分数崇拜”情结，转移了我们对命题科学性的关注。每年高考结束后不乏公众对各类考题利弊的众说纷纭，但莫衷一是的随性讨论难以成为高质量命题的指南。考试的科学性需要用科学的方式加以检验，考试的严肃性、权威性同样需要用科学的手段来维护。考生的直觉或民众的反应不能主导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质量的评判。事实上，当我们在诟病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时，有一句重要的潜台词：学生在为一种坏的考试付出宝贵的时光！而当看到法国中学会考那些充满智慧的考题时，我们甚至会生发出“中国的学生学得太少了”的感叹。期待改革后能定期出具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的权威的“质量报告”，以日益富有创新性的考题，去监测我们期待中的创新人才！这也是“以育人为本”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

第四是关于学生选择权问题。根据刚颁布的上海考试招生改革新方案，除了语文、数学、外语（每年提供两次考试机会）三门统一考试科目，考生可以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六门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的基础上，自选三门参加等级性学业水平考试。但更多机会如何不演变为更大的考生和高中教师的焦虑和负担？当学生需要加强特定科目的补习时，他们的学习时间如何在高中教学计划中得到保证？学生又如何面对高校不同的录取方案作出最佳学业道路的选择？这些问题必然引发高中教学体系的连锁反应。高中需要设计更加灵活的教学制度，以适应学生选择权扩大后带来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同时，可以考虑在高中设立专门的学生学业辅导员岗位，他们的职能超越特定科目的范畴，需要从学生整体的考试利益和个人发展角度出发，把握各高校的录取标准，善于分析学生个性特长，并能有针对性地帮助考生设计高中阶段的学习、考试规划。

全国和上海考试招生的新方案已经出台，后续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有望陆续跟进。决策部门需要积极向社会解释“新政”，与各社会阶层进一步沟通，并且从善如流，真正让民众看到这项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改革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文汇报 文汇教育 聚焦高考改革》2014.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