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周啸天与帕男：同为历史见证人的分道扬镳

周啸天与帕男：同为历史见证人的分道扬镳

文化评论家苗洪最近近日发表文章《周啸天与帕男：同为历史见证人的分道扬镳》，就周啸天与帕男诗歌的新闻元素进行了非常理性的阐述。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诗歌新闻的概念提供了科学性依据。文章说，我们理论界在分析研究周啸天诗歌创作模式及其行为属性的时候，曾经有种观点是周啸天以写新闻诗获取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桂冠。对于这种观点我非常赞同。但还是对中国诗歌理论界理论家们的语言及概念归纳能力的薄弱表示遗憾或震惊。因为新闻题材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指诗人充当了历史事件见证人的创作方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周啸天称之为中国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苗洪说，一个诗人能够以历史事件见证人的面目创作自己的诗歌，其实是一种勇气，是一种为艺术的献身精神的体现。当然，以历史事件见证的思考方针创作的诗人并不少见。李瑛的《一月的哀思》，帕男的《这一群孩子绝不是无性繁殖》乃至与我国文艺专制时期的超现实浪漫主义创作方针，我们均可以看见诗人们见证历史的思考。但是，同为历史见证人的诗人们尽管都见证着历史，其实对于历史事件的思考趋向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概念应该被我们理解成是一种多样性多义性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对于我国文艺专制时期的诗歌创作方针的定位是错位的定义。人定胜天等超现实浪漫主义的口号是当时我们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柱。它是中国历史当时客观存在的元素。诗人们只是在诗歌中引用描述了这些元素而已，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创作思考，因此正确的定义是文艺专制时期的中国诗人必须充当某种历史见证人的角色。应该说不是真正意义的超现实浪漫主义。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希望以历史见证人的角度去摄制一部关于纪录中国人民真实生活的作品。但是，中国当时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力量并未支撑中国人民取得一定的物质及其经济的实效。这种强烈的反衬，是《中国》受到冲击的主要原由。视觉与意识形态的差距通过电影这一视觉艺术形式被揭示被讽刺。但是作为文字艺术形式的诗歌，却由于视觉元素的忽略而掩盖了这一反差的思考。其实，文艺专制时期的中国诗人们并没有在充当历史见证人的同时泯灭着自己的艺术良心。他们仅仅是在忠实的反映着历史现实，与诗歌艺术的价值无关。苗洪的文章说，纵观西方世界许多伟大意义的诗人，他们其实都是以在诗歌中充当历史见证人的诗歌创作成就了自己，成就了世界的诗歌。曾经翻译过米沃什诗歌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汉斯说：“米沃什是20世纪许多关键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是带着独特而思辨的眼光看待这些事件的。”米沃什的诗歌题材广泛，他把传统的波兰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结合在一起，感情沉郁，富于哲理，形成了一种坚实硬朗的诗风。2001年，米沃什在接受波兰某周刊采访时曾经说过：“你如何在描写苦难的同时，又对罪恶表示认同？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世界是令人恐惧的，惟一正确的态度似乎就是否定它。”在谈论自己诗歌的价值时，他说：“诗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我们这个世纪的诗，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悲哀，每当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一团，聚集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达出我对人类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认我写的诗还有点价值。”生命不息探索不止。帕男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将所经历的中国许多关键性历史事件的思考并没有以一种历史见证人的角度立场上去思考及其看待。从表面上来看，他似乎是在回避着中国的这些历史事件的反思与思考。

苗洪强调指出，周啸天的诗歌创作从不回避历史，并且更为直接的去审视历史。在米沃什的诺贝尔奖获奖评语中曾经提及，按照他的见解，一位作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向读他作品的人，展示出一个能使其生活变得更热情的空间”，亦即“使我们免于像银河一般的死寂”。应该说，周啸天的诗歌创作是贯彻执行这一见证方针的思考。鲁迅曾说过，“诗到唐朝就已经做完”。流亡美国的犹太-德国哲学家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1903-1969) 也曾经这样断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鲁迅本身的许多诗歌就超越了自己的定义，而 保尔·策兰(Panl Celan，1920—1970)的一部《死亡赋格》却引起举世瞩目的轰动效应，是因为他是站在一百多万亡灵上的思考。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深刻影响的德语诗人。策兰为这个世界贡献了最杰出的关于死亡、绝望与神秘的诗歌。战争在保罗-策兰思想刻度里刻下的是生活和生命的破碎、撕裂以及无极的黑暗。即使是在战争过后的日子里，诗人在黑暗主题的笼罩下，或者说是在磨砺黑暗主题的过程中，破碎、撕裂的感觉始终弥漫于其内在的精神空间，不肯挥去。周啸天在诗歌创作中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见证了印尼海啸，见证了萨达姆被俘等重大历史事件。

苗洪指出，面对现实面对历史，我们的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更多的是选择了忽略。其实，这是诗歌不必承载过多责任的另外一种解释。他们似乎是在逃避现实逃避责任逃避历史。中国的诗人在选择逃避一切的时候甚至把美国诗人赖特的语言“我认为诗歌应该关注所有的事情。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就好，而不必去关注大的时代背景或者历史境遇。”作为逃避现实的根据。实际上这种理解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断章取义。尽管C.D.赖特如此鼓吹，但她自己所有诗歌都在涉及着世界包括她们本国的一席话历史事件——包括赖特的最新作品《一个与其他：一本关于她的时光的小书》，围绕1969年阿肯色三角洲地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开；而《上升，下降，悬停》置身于家庭内部的断层线，以及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肇始，和非法越境的背景，还有美国对巴格达的轰炸导致境内爆发巨大压力，以及街头民众的反应；她也同时对新材料有涉猎，比如她与摄影师黛博拉•鲁斯特尔合作，出版了《一个大写的自我：路易斯安那州的犯人们》。

苗洪最后指出，如果一个诗人以逃避现实的方式进行诗歌的思考与创作能够成为一名具有伟大意义的诗人应该是个荒谬的结论。云南诗人帕男作为诗人，应该和周啸天一样，同为历史的见证人角色，但是，帕男在思考的选择方面与周啸天其实是一个分道扬镳的状况。周啸天教授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同龄诗人，在政治信仰的坚定性方面，在审视中国当代历史的思考方面，表现出的是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某种传统观念的元素更为强烈也比较多元。国学及其人文的元素在周啸天的诗歌创作中既有着比较高度密集的状况，又有着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元素。而帕男尽管也体验现实，见证历史，但是最终陷于的困境是，他选择了某种程度的深度意向既超现实主义作为自己对见证历史的交代。由于同时帕男又过于关注理性的思考，使帕男见证历史的思考最终又陷于抽象主义乃至宗教方面的思考。帕男尊重现实，但尊重的对象不一定是特定意义的历史事件，只是一种对于客观真实的尊重。这使帕男的诗歌创作必然进入的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思考方针。尽管《这一群孩子绝不可能是无性繁殖》取材与贵州毕节的孤儿遇难事件，但实际上帕男只是在作品中进行的是关于神学的思考，而不是象周啸天教授那样直接的理性的关注历史与关注现实。

(转自蓝色中国龙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983911860 ，于2014-09-22 14:50:18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