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语文教师必须知道语文的来龙去脉

           语文教师必须知道语文的来龙去脉

提起语文，很多人都会有话说，学过语文的，没学过语文的，都可以对语文指手画脚，说上两句。但是我们语文教师，必须对语文的来龙去脉要有所了解。避免教语文的不知道语文是什么，不仅知其名，还要知其实。

我国近代教育首次在初等小学堂兼设“中国文字”，是在1904年，主要是识字和作文。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兼设中国文学，包括阅读的和作文。在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制定的《学务纲要》中提出：”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因此初具语文教育的范畴。

辛亥革命后，小学、中学均设“国文“科，国文成为独立的学科。小学通解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智德；中学增加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

五四运动后，“国文“改为”国语“，后又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提倡白话文，使学生能表达思想，这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新学制略加修改，据此教育部曾于1929年、1932年、1936年、1942年先后颁行和修订中小学课程标准，中学“国语“复称”国文“。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基本上达成共识，即”是语文训练的功课，而不是灌输知识的功课“，换言之，”语文“是一门工具学科。

真正称为“语文”，是 叶圣陶先生1949年4月，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主持教材编审委员会上，为更改1936年起使用的小学“国语”、中学“国文”名称时提出的：“彼时同仁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正式确定“语文”为全国统一的中小学课程名称。并制订了相应的《暂行课程标准（初稿）》，编定了语文课本。

在叶先生主持下，确定了语文教育的三大任务：

①    使学生能独立、顺利地阅读通俗报刊和科学书籍。

②    能正确地用白话文表达思想感情。

③    能正确、迅速地书写。语文教学按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即后来的“听、说、读、写”）施行。

然而，根据当时有领导提出“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里显得更重要”的指示，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渐次偏离了叶先生确定的三大任务。就连请来重建新中国教育的苏联教育家也批评中国语文教育“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

1956年，在叶先生力主下，语文一分为二。他说：“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中学语文就将《汉语》和《文学》分开教学。教育部颁行了新中国首份正式的《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向全国提供了各六册课本。

仅两年后，“大跃进”热潮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席卷全国，又合二而一了。

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把“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改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继而规定语文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变语文课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教材编选原则“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从政治领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题材中选取文章，”，“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语文课本成为“语录加批判”课本。更有甚者，一份文件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为“政文课”，师范类学校中也开办了“政文专业”；培养的教师兼顾语文和政治教育的两重任务。

语文教育任务的演变表明三点：

一是“语文”自问世以来所执行的教育任务与叶先生设计的初衷渐行渐远，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毛泽东思想宣传工具这一轨迹看，“语文”的性质、任务有了根本性改变，其名、实相去太远。

二是“语文”的名、实相悖。叶先生以“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理由命名“语文”，其名、实相符，有名有实。后来的名、实相悖恐非叶先生所料。

其三，语文本应有其自己的教育任务，诸如人文教育、文化传承、人伦道德的培育、审美情趣的养成、公序良俗的认知、语文知识的传授等等。语文有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但绝非其唯一的教育任务。 

1976年文革结束，逐渐为语文教育正名为“语文”。

1978年，拨乱反正，教育部制定了全日制十年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实行草案恢复了对语文性质的提法，重申“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进行，读写训练也必须以正确的观点为指导，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1980年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修改，进一步明确“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

到这个阶段，语文虽然摆脱不了“左”的政治束缚，但是又重新开始发挥其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的特有功能，并向着“语文教学科学化”的目标进行探索。

再往后，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所谓的学者，开始对语文教育的性质大加争论。如“是人文学科，还是科学学科？”、“是语文教育，还是语文训练？”、“是言语，还是语言？”、“是学习语言，还是研究语言？””是人文性，还是工具性？”等等。

这些争论，将语文教育引入更深层次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