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013年09月17日：鲁迅淡出教材之后

鲁迅淡出教材之后

【《华夏时报》记者胡钰北京报道】又有一篇鲁迅作品被挪出了中学教材。近年来，对于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不断删减，一直争议不断。这是一个难解而又复杂的问题。

鲁迅作品的深奥对于“学力”尚浅的中学生来说的确难于把握，而鲁迅一度被意识形态化、符号化的解读误区也一直存在于实际的教学中。在部分研究者看来，教材之争说到底是知识分子如何认识鲁迅的问题，然而这个话题的牵涉面可能更广，尤其可能牵涉到如何认识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敏感而又宏大的问题。各方都力求获得理性的解答，鲁迅的“批判意识”及其故国往事究竟该如何认知，通常也是国人贯穿一生的功课。

被符号化的鲁迅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 从今年9月开始，学生们不会在人教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看到这样的文字了。鲁迅的散文名篇《风筝》被删除了。

近些年，鲁迅作品在中学教材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引发争议。2009年，教材中大量删除鲁迅作品就曾掀起轩然大波。当时，在人教版的高中必修课本中，鲁迅作品从6篇减少为3篇，北京版教材由之前的6篇调整为3篇（删除5篇，新增2篇）。上海版等多地教材也出现了鲁迅作品的删除或调整。

“首先要弄清一个事实，鲁迅作品尽管有所减少，但在现代白话文作家中，其作品数量在中学教材中还是最多的。”全国知名的教育专家、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洪劬颉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一定数量的鲁迅作品编入了选修教材，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作品并未完全淡出。

记者发现，在“删减”的问题上，持赞成态度的多是中学生。洪劬颉说，许多学生对于鲁迅作品感到“害怕”，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学生中间甚至一直流传着“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

“鲁迅的文章的确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鲁迅的价值核心是批判思维、独立思考，而要理解和领悟到这些，是需要有‘学力’做支撑的。” 洪劬颉本人非常喜欢鲁迅，但也是到了大学时候才有能力和时间做深入理解。“这恰是源于我在高中学习《为了忘却的纪念》和《纪念刘和珍君》两篇文章时的一个疑惑，同样是纪念性的文章，为什么前者文风稳重，而后者有着很浓烈的感情色彩。所以大学期间我开始读《鲁迅全集》，并找来一堆旧报纸研究。因此，引导学生阅读鲁迅，要遵循成长规律，不要脱离每个成长阶段实际的认知水平。现在小学课本中多选择《朝花夕拾》的文章，初中阶段多以散文、小说为主，高中阶段会选择他的杂文、小说。”

然而，导致中学生与鲁迅的疏离，其实还有更复杂、深刻的原因。

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曾参与北京版语文教材的编写，必修版的《范爱农》一文的批注就是出自他手。王大绩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更多的问题出在教师身上。“我一向认为，对于语文教学和素质教育而言，语文教材的篇目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教学的对象是学生，不是教材。应该因才施教，而非因材施教。语文老师觉得需要给学生讲鲁迅，随处都可以联系，不一定要有某篇。觉得不需要讲，有某篇课文，也可以不讲。”

洪劬颉说，很多教师受教学参考书的影响太深，文中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甚至会被“矫枉过正”。这是源于解放后学术界对于鲁迅一直存在着“过度解读”的问题，尤其在意识形态浓厚的时代，鲁迅被人为地抬升为一种“符号”。

举个例子，《祝福》中对于鲁四老爷书房的描写，有这样一段，“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教参通常的解读是，这对联上的字象征了鲁四老爷封建卫道士的形象，而洪劬颉认为，“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这句话的讲头很大，教参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其实，在2000年前后，随着《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系列书籍的问世，学界对于鲁迅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步回到其作品本身。“可惜的是，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不能进入到教师的视野中，课堂上还是在讲那些很陈旧的观点。”洪劬颉说，他主张在教学中注重“人”的存在感，给学生还原一个走下神坛的鲁迅，而不是拿教参做模板。

由于刻板的课堂解读，导致了鲁迅在中学生心中的刻板印象。但在如何还原鲁迅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教材编写者所做的远远不够，一些删减甚至是起到了负作用。

常年研究鲁迅的知名学者林贤治对本报记者表示，教材编写者对于鲁迅作品的选择，更多应思量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美，什么是人性。比如《风筝》，文字浅显，是典型的入门读物。更关键的是，《风筝》是一篇富于人性之美的作品，朴素自然，这对于改变鲁迅在中学生心中那种冰冷的战士形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再加上《风筝》里这个人性化的鲁迅，正好是一个完整的鲁迅，删掉了实在可惜。更何况《风筝》中对于如何解放孩子，解放人性的探讨，对于青少年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不应放弃的“自我批判”

其实，对于是否该删减鲁迅作品的争论早已不是“教材”和教育本身这么简单。

“这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现今的知识分子是怎么认识鲁迅的。” 林贤治认为，从鲁迅去世后，对于鲁迅该如何认识的整个历史过程是值得思考的。鲁迅一度被意识形态化，一种被赋予的表面意义上的“伟大”掩盖掉了鲁迅本质的伟大。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后，一般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们对于鲁迅存有误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可悲的是，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根据时代语境的变化而真正地对鲁迅有所反思。

“换言之，如何认识鲁迅是要放在如何认识中国、如何认识时代和历史这个大问题下的。由于反思的不深入，所以有些人会厌恶甚至放弃鲁迅，这不是鲁迅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问题。” 林贤治说。

有媒体报道，一些教师赞成删减鲁迅作品的原因是，认为“鲁迅的文章与时代脱节”、“鲁迅文章所体现的思想是社会的阴暗面，与社会主旋律格调不一致”。对此，时评作者王学进撰文称，“如孔乙己、阿Q、假洋鬼子、小D、王胡、祥林嫂、华老栓父子，以及众多看客，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他们不但没绝迹，还非常生动地活跃在当今的社会舞台。换句话说，先生对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国民性的批判远没有过时。”“凡是稍懂一点鲁迅的人都知道，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社会批判，宗旨就在‘立人’，即造就别一样的人生，建设别一样的社会，让中国和中国人变得更好。”

在王学进看来，鲁迅作品在教材中该不该删，这些问题可以讨论，但千万不要以“与主旋律不一致”的名义去删除。

林贤治认为，鲁迅的“批判意识”并非那么高高在上。“现在中小学都在推国学，其中的‘一日三省吾身’其实就是对自我的反思，这与鲁迅的善于自我批判是相通的。提倡反省自我，这才有利于培养一个孩子完善的人格形象。”

原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专访时曾表示，鲁迅这一代与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把自己给对象化。鲁迅经常怀疑自己，突然发现自己也有问题。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人很容易成为奴隶，选择什么就会成为选择对象的奴隶。鲁迅晚年有一篇文章叫《我要骗人》，他觉得自己做的事经常是心不由衷的。“为什么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感兴趣？我们现在分析海德格尔、卡夫卡和鲁迅的生命感受是相近的。他们能够把自己对象化，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他一方面对现实进行建设，同时又警惕自己。他既有现代性的一面又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他一下子就跟西方如纪德这样的作家有了神似，甚至比他们还要深刻。”

在这个更广泛的视角上去讲，“鲁迅”的意义变得更为明晰，对于教材删减作品一事也有了一个全新、更为开放的维度的解读和解决方案。

王大绩说：“像看待任何人一样，中国如果没有鲁迅，是一大空白，但并非没得弥补。中学生不知道鲁迅，是一大缺憾，也并非不能深刻睿智。”换言之，如果能在中学教育阶段保证有“鲁迅”式伟大精神的内容存在，篇目是不是鲁迅本人的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能让学生在教材上有更多的自主选择，那么对于一两篇课文的删减、增加就不会如此敏感地牵动全社会的神经。

林贤治表示，因为如今的教材是没有竞争的，在一个武断式的编写体制下，孩子没有选择权。王大绩说，我希望教材是活页式的，例如列出一万篇的优秀文章，学生和教师可做双向选择。洪劬颉说，对于鲁迅的学习，可以通过一些篇目来引导学生进行课外泛读，不一定非要让学生在教材、试题、考卷上认识鲁迅，大师被应试教育绑架后，很容易被模糊掉原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