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推荐阅读：我对中学语文教材的几点看法——答顾之川先生 章熊

我对中学语文教材的几点看法

——答顾之川先生

章 熊

    1997年，我预感到中学语文教学要出现一次大讨论（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于是写了《语文教学沉思录》。《沉思录》的前言，我斟酌再三，写了这样几行话：

    我们在进行一系列的思考时，首先要区分多数和少数——多数教师和少数教师，多数学生和少数学生。

    我们的目的是兼顾多数和少数——使多数能有所凭借，使少数能不受拘束地、能动地得到发展；因为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都关系到我国青少年语文素质的培养。

    这无疑使本来就很复杂的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化，然而我们又只能据此来整理自己的思路。

    短短几行，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觉得这是解答问题的唯一正确思路。果然，大讨论出现了，各种主张争鸣，反映着语文教学意识新的觉醒，是好现象。和我们的国家一样，教学意识领域的多元化是一个必经阶段，不过我总觉得各种观点和探索多偏重于“少数”。回顾历史，这是一种值得欢呼的突破；但是“多数”没有得到足够注意，又是不足之处。

    问题提出来了，但迄今我仍未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谈几点看法。

一

    现在中学生的语文水平整体上低于解放以前，为了提供具体印象，我举当年我们高中毕业时纪念册上的两篇文章为证。

民卅六级级史

    夫士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此千古不易之理也。溯自吾级肇始，倏忽六年于兹。惊风怒涛，无日或止；其环境之更迭，同学心志之劳乏，可谓甚矣。孟子所谓“膺大任之人”，意在斯乎？吾侪何敢让焉！

    吾级诞自卅年秋，而级会之设则始于初二。盖缘学校改制，昔初一丙组同学分入甲乙两组合为一级。济济一堂而能感情融洽者，级会之助多矣。初三时吾级渐有课外活动，每有义举，多尝参与。时学问品行以及各种竞赛之成绩，斐然可观，师长交誉焉。高一初，敌宪据营校侧。当斯时也，国事方艰，同学多移笈后方，虽有怖乱而仍偏安无事。至胜利来临，少数激烈同学因不满其时状况，忿而离校，诚不幸事也。高二时吾级假读于交大，级会暂时中止，以新兴之群力社、复兴联谊社代焉，然旋亦停顿。时同学活动殊烈，间有触犯教室规则者，师长殊多不悦。至高三，后方攻读同学早翩翩来归，级会亦告恢复。方庆稍形安定，恨罹天赐回禄，大批房屋用具，付之一炬。于是轮流上课，秩序嚣张。下学期组织联合级会，活动不减畴昔，至毕业方止。

    六年课读，地窄人众，学生嘈杂，地点之不利一也。敌伪时期，奸宄之焰甚张，民心惶惶；劫火战乱，摧我学业，国势之不利二也。百物飞涨，社会经济情形每况愈下；烽烟炮火，血味犹腥，时局之不利三也。校舍失火，殃及学生，以至课业受挫，天时之不利四也。他如军训会考等令，纷至沓来，皆有碍吾侪静修。环境之蹙若是，而吾级学业并未多减者，盖即所谓“生于忧患”之谓乎？吾侪之感慨何如！

    吾级同学，类皆坦白、热诚、豪放、激烈而有胆气。内则精诚团结，素无龃龉；外有事则义形于色，攘臂以起，群相奔走，惟恐或后，足可为外人道而作他级之模范也。至于运动，素膺声名，健将辈出，然天不我佑，恨未执牛耳耳。

    雁伍骤散，行将高飞；趋道攸分，所抱各异。同窗之机会已绝，胸中之鸿志可期；本级之级史告尽，世界之来日方长。吾侪当以再造史诗自期，前程在待，实仗吾侪奋自黾勉也。

                                                                   作者：薛沐时（乙组）

临别前言

    曜灵急景，岁月不居，数载同窗，赏奇析疑，晨夕聚首，一朝判袂，前尘回首，依恋何如！况我苔苓，义同昆季，不有纪念之什，何申恋慕之诚？于是次第篇章，商量再三：务使丹青焕烨，珠玉联锦；寻声逐貌，言影如闻；睹物思人，神情若接——记光荣之岁月，托委婉之文章，留鸿爪于永远，作纪念于靡穷也。

    今虽日月重光，河山依旧，然战事未靖，国步维艰；乡校有废学之忧，子衿无嗣音之美。而吾校又惨遭回禄，处境特殊，仍能弦歌不辍，完成此阶段之学业，诚非易也。愿我同学，奋作有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一心一德，矢志矢勇，惟建业建国为己任，庶可不愧为人，而副父母师长之望矣！

    夫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劳燕分飞，各自东西，研求新知，竟其未全之业；一墙桃李，各自妍华，四载暌违，便当刮目。愿别后异地同天，合力同心，深冀各同学鹏程万里，有怀报国；他日萍水相逢，我戴笠而君为神圣，今朝道别申江，且高歌以誓同心！

                                                                   作者：李杲熹（甲组）

    撇开“文言”“白话”以及内容的时代局限因素不谈，仅就文字水平和谋篇能力而论，这两篇都是相当不错的。当年我们毕业一百多人，达到这个水平的并不少。

    前面谈到如何评估现在中学生语文水平的时候我特地加上了“整体上”这个定语，因为今天远远超过这两篇水平的学生已经很多，可是就“大多数”而论，不得不承认我们全国中学生的语文水平较诸1949年解放前是下降了。

    对于这种现象需要分析。我现在认识到的社会因素有以下几点：

    1.教育普及了。当年的高中生很少（1947年我报考大学时据说全国考生只有4万人），就读的学生少，意味着“出身不好”，“出身不好”又意味着学习的文化环境好——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我就是其中一个。

    2.社会需求变了。当年一个高中生想要找到一份职员的工作（它比工人的待遇要高不少），首先要文理清通，如果还能写一手毛笔字，“饭碗”就更有保障；倘若再能学好英语，就能找到一个“洋饭碗”，待遇更高。于是家长、学生就有了积极性。

    3.学习生活变了。现在数、理、化教学内容大大增加，挤压着学生学语文的时间；另一方面，电视、电脑……五光十色的世界吸引着学生的眼球。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学生外，有多少中学生能静下心来认真面对语文这门学科？

    社会发展了，正确地说，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不回到那个年代（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学生），同样的情景就不可能再现。时光不可能倒流，不理解这种变化，就会变成“九斤老太”，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比如近来出现的“私塾热”）。

二

    我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知名学者（毛泽东知道他）。他曾经给自己的儿子、媳妇们讲课，也曾设帐授徒。我偷听过，实在乏善可陈。

    中学阶段我有过许多位国文老师，每换一位老师就换一种课本，我读过《古文观止》，读过《开明（国文）读本》，读过《论语》，读过《孟子》（可惜每种读本都只掀起一个角）。老师们面貌各异，可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教学法可言。

    那么，传统经验（到我父辈为止）究竟是什么呢？

    传统经验有一些值得我们揣摩、思考的内容。例如识字从《百家姓》入手，“描红”却从“上大人孔乙己”开始；写诗先练“对课”，成篇先学“破题”……不过就主体教材而言，大抵是识字之后就直指经典读本（中间也可以有一些过渡性读物）。

    根据我的体会，传统经验的精髓就是充分发挥经典作品的“存储”功能。

    我是四五岁的时候就接触《长恨歌》的。我姐姐比我大三岁，还记得我俩坐在小板凳上听我母亲一句句传授，讲到动情处，我母亲哭了，我姐姐见我母亲哭了也哭了，我看见母亲、姐姐哭了也哭了。其实心里茫然。

    但是随着年齿渐长，当年播下的种子发芽了。我越来越感受到《长恨歌》文字之美，而且对内容的领悟也不断变化，起初是感动于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阅历增加了，又慢慢地体会到诗人白居易的历史沧桑感。

    可能我的经历比较特殊{1}，不过我们自身的经历和教学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经典作品对学生的影响往往要隔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这是因为：一、我们的世界是立体的，是多维度的，所以对这个世界的精粹、凝练的文字反映也必然是多侧面的，即使是共时，它也永远存在着不同的解析角度。二、这些作品的内涵极为丰富，对它的解读与读者的状态密切相连，青年、老年，得意、失落……各不相同，历时而变。

    一首《木兰辞》，小学可以读，中学可以读，到了大学中文系还可以读，只是角度、内容、体验不同而已。因人而异，与时俱进。所以叶老（圣陶）对当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经提出的要“讲深、讲透”的口号很不以为然，说：“哪有什么能够‘讲透’的？”

    今天，沿着传统经验探索，充分发挥作品“存储”功能的，是精品读本的编制。在这方面，广东深圳吴泓老师具有代表性，而且已经引起了注意。进行这种尝试的不止一家，比如上次发给你的清华大学附中的自编课本。

    精品读本我国古已有之，例如《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唐诗三百首》……那么，到了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一、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注意学生的心理水平

    我还想谈谈我自身的经历。当年母亲教我背李白《花间独酌》的时候，只截取了前面四句（“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变成了绝句。起初我懵懵懂懂，以为这首诗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等到接触了全诗，马上就有了一种亲切感，不但很快背诵如流，而且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

    她实在是位聪慧的女性！不过就整体而言，传统经验是不尊重学生心理感受的。时至今天，学生已经不可能那么俯首帖耳，所以必须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

    在研究学生语文学习方面的认知规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水平不同的学生在读和写两方面的差别。

    “写”侧重于书面语的操作，受限于学生的言语技能水平和熟练程度，所以差别比较明显；“读”侧重于理解，受限于阅历和心理水平，“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差异并不那么大。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所谓“差”的学生也喜欢读“有嚼头”的作品而不喜欢味如嚼蜡的文字。所以作为读本的选材标准，不同水平学生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至于心理水平，关键在于学生“自我认同期”（也就是所谓“逆反期”）的到来。中学生这个时期的出现大体上在初三到高一之间（女生比男生早），所以初中课本与高中课本之间要有差异。古今中外精品很多，无论是初中课本还是高中课本，空间都还是很大的。

    二、探讨最佳组合方式

    今天编制精品读本，当然要有现代的逻辑架构。

    精品读本组合的方式是很多的：体裁、时代（要注意学生认知上的可接受性）、话题（比较适合低年级）、专题（比较适合高年级）……而且可以灵活混合搭配不必要求“一以贯之”（《论语》）。在编制精品读本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语文课本可以“重构”的独有特点。

    所谓“重构”，就是一些优秀教师常常重新编排课文的顺序来为自己设计的教学方案服务。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的语文课本都是文选式的（整篇或者截取），这些选本，就其基本单位来说，都是一个个封闭系统，前后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它们之间可以重新组合，这一点，是其他学科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

    对教材进行“重构”的都是优秀教师。在中学各门学科中，语文教学是最具个性化的，因此优秀的语文教师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和教材编排的构思。我们应该尊重而且关注这种重构，因为它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作用，而且能给我们带来新鲜的思路。

    精品读本是中学生重要的营养渠道，它是语料和精神积累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积累，各种技能、方法都将没有意义。它的单元组织与组合，如果得法，有益于学生的认知，但不是绝对的不可变的。

    要之，精品读本好像是一串璀璨的珍珠项链，它可以有不同的串联，形成不同的风格色彩。但它的价值在于：每一颗都必须是珍珠——晶莹剔透的珍珠。

    三、处理好今天全国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在考虑语文教材编写的时候，我们还必须面对全国发展极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西方没有的），这种不平衡有两个方面：

    1.不仅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别极大，同一个地区的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之间也差别极大。

    2.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我们有一批极为优秀的教师，但同时也有极多的不合格教师（我比较悲观，认为超过半数），对于这些教师的“讲课”学生实在是不感兴趣。

    如何处理这种“不平衡”的矛盾，是今天教材编写者不容回避而又极为棘手的问题。在这方面，顾德希老师主编的教材（北京出版社）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主编的教材不仅单元组合有许多新意，而且利用电脑设置了一个资料库（扩展、延伸性作品和资料），提倡自主研发性学习。试验结果，不仅重点校反映良好，一般校也反映良好，学生学得比较快活，成绩也有明显提高。

    由此，我的考虑是借助现代科技：

    1.使教材具有“弹性”。有基本部分，有延伸和扩展部分，让不同需求各得其所。

    2.尽量发挥优秀教师的作用（例如徐慧琳的联网授课，不过现在这也许只限于选修课）。

    3.与其让学生听乏味的讲解（甚至误导），不如让学生自己读书，提倡自主研发性学习，由此引发教学方法的改革（吸收西方教学法特色）。

    这样，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教材就可以由两部分组成：核心部分是纸质课本，延伸、扩展部分可以借助网站，可以借助软件，也可以是纸质的。这样，就引出教材结构的一种新的模式。

    我们要走出一个普遍性的认识误区，那就是以为学生的语文能力都是语文教学“给”的。事实上哪一位语文学得好的学生是全靠在教室里“教”出来的？语文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既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到此结束”，这正是母语学习的特点。语文教学，无论你怎么设计安排，都必须有一个渠道，通向学生课外听、说、读、写的汪洋大海。语文教材和教师的任务，只能是起示范和引领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在北大附中开设了“当代文艺讲座”——每三周两节课，由教师给学生介绍三周以来报纸、杂志、电影、电视上优秀的和有争议的作品。其结果是“讲座”一结束，学生就呼啦一下子奔赴了图书馆。很快的，他们的作文，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与之类似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市教育局语文教研室在徐振维老师的推动下实行了名为“一类教学计划”的试验，它的具体做法是：在每周五课时里必须抽出两课时（也许多了点？）进行各种语文活动。实行的结果，一是教师讲课必须精益求精，去掉许多废话；二是语文教学课内课外沟通，学生大大活跃。1990年我应邀参加鉴定，学生的表现让我十分兴奋。

    语文教学的功能是有限的。如果社会各方面都把自己的需求压在语文课的头上，而语文课又大包大揽，其结果是让语文教学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语文教学的领域又是无限的，如果语文课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就相当于在他们的心灵上安置一台发动机，所激发出来的潜力又会是教师没有预料到的。

三

    然而，传统语文教学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又反映这种学习完全处于自发状态，用叶圣陶、夏丏尊两位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暗中摸索”，其效率是得不到保证的（比如孔乙己一辈子只读了一门语文课，结果还是没有学好）。要改变这种状况，使教学从“自发”走向“自觉”，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就必须站在现代理论的高度，进行语文教学理念的探讨。在这方面，今天站在“制高点”上的，我觉得是王荣生先生。

    语文教学理念的探讨有不同层面。

    一个层面是课程的性质，这是具有方向意义的。这方面，经过争论，在概念层面上逐渐趋于一致了，实践方面还存在着分歧。至于我的看法，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语文教学的功能是有限的”，它不是泛文化课，更不是什么思想教育课（它孵育着学生八股）。要“培养和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套用“课程标准”的提法），除了通过范例学习以外，还要通过学习“语言—言语”规律去寻找培养母语（在我国，绝大多数是汉语）能力的途径。

    一个层面是对语文课堂教学的探索。主要是从解剖课例入手，进而归纳其基本准则。参与这种探索的，有高校学者，有一线的名师，其活跃程度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一是作品内涵的综合性会导致对作品解读与教学内容选择的差异，二是教师的不同知识背景与个性会导致对教学途径的不同处理，这是有异于其他学科的。这种对语文课堂教学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以促进语文教师的成熟。不过目前还只能影响于有一定基础的教师。

    介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是关于教学内容序列化的探讨。叶圣陶先生生前呼吁的“序”以及关于“教材不过是个例子”的说法都反映老人家的这种期待。这是我们研究语文教材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可是在进行探索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与前面谈到的“精品读本”有很大差异。不仅思维路线完全不同，在语料选材方面也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

    一、语文课教学内容之所以能够序列化，在于所引导的是规范化的言语运作，它所归纳和解析的是言语运作的常态，是“共性”；而精品之所以成为“精品”，它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个性”，在于它超越了常态水平。

    二、与前面一点相关联的是，适应“序列化”要求的语料应该是“典型”的。所谓“典型”，就是要求语料能集中反映所讨论话题的语言现象而尽量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以便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精品”的综合性强，吸引学生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

    三、言语操作教学应该兼顾听、说、读、写，着眼于应用，其语料甚至应该包括学生现存的一些负面现象；而“精品读本”侧重于文学鉴赏，它必须“精”，而且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读本”。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借助语言学习理论的成果加以解释。

    语言学习理论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它的理论基础是乔姆斯基（Chomsky）的转换生成学说。这种学说本来是可以用来解析语言学习的各种现象的（包括母语学习），但由于它产生于培养翻译人才的社会需求，而母语学习的规律又相当复杂，所以迄今为止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焦点还是集中于外语（foreign language）和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的学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1.目标语（target language）

    我们的读本相当于目标语。我之所以加上“相当于”这个词，是因为目标语使用的是当代社会通用语言，而在全世界的语言发展史上，汉语有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文言”（古汉语）与“白话”（当代汉语）并存，都是社会通用语言。口头表达是白话，书面写作则是文言，由此而派生出“以写作为中心”的理念。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仍然离不开“文言”，因为它承载着丰富的言语运用经验和文化积淀，但它已经不是社会通用语言。

    目标语与学生现有的语言水平要形成反差，反差大，才能形成足够的心理效应，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2.中介语（interlanguage）

    “中介语”在母语学习过程中指学习者从自身现有水平向目标语发展的过渡状态。它是动态的，是不断变化的。

    语文教学序列化研究应该主要是对中介语的实际研究。为此，我们就需要认真总结出中学生言语能力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厘定针对我国中学生听、说、读、写教学的知识内容，探讨教学策略，还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有效的教学和训练的方式。

    序列化探索可以说是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的生长点，但它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开创期，需要进行不断耕耘才能结出果实。即以这种探索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语用学而论，它研究的是语言的使用与语境的关系以期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得体。这本来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但是现在要直接移植到中国中学语文教学中来，却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一，它必须本土化，必须融入汉语特点和汉文化传统；除此以外，它还要结合中国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简化、通俗化。

    第二，它必须进入中学语文教师的背景知识，而目前，在广大一线教师队伍的知识背景领域中，它还是一片空白。

    无论是精品读本还是教材序列化的探索，我认为在当前都是积极的有益的，都应该得到实践和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后者。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能不能兼容并蓄，在一套教材里让两种思路并存？具体做法是：一个系统是精品读本，另一个系统是言语行为（听、说、读、写）的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要精讲、好懂、管用）；两个系统之间可以呼应，但不必有硬性联系。二者都采取上面说到的结构——选取基本的，同时有着宽厚的外围空间，保持弹性。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折中、调和！曾经有位文化史学者说：“两种文化之间只能混合，无法化合。”他说得对不对我不知道，但这种办法也许是目前两种思路都能够得到发展空间的模式，是过渡时期的一种可行办法。因为：

    1.和我们国家一样，语文教材也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同样存在着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的冲突。两种体系体现在语文教材方面的思维路线存在着很大差别，都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都需要在经验的积累中发展、完善。最终模式的形成可能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2.就目前一线老师的知识背景来说，对第二套系统是比较陌生的。倘若让他们自由选择，大部分可能都倾向于精品读本形式。如果这第二套系统确实证明有效，就会吸引他们的注意，扩展他们的知识视野。

四

    1998年我写过一篇《21世纪语文教育的展望》，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

    阿尔温·特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把电磁波的应用看成是“为地球创造了一种新的神经系统”。当教师的黑板、粉笔让位于以电磁波为载体所传递的信息的时候，从夸美纽斯开始的、历时三百余年的班级授课理论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学生能够坐在电脑前，通过互联网或软件提取课文的有关资料，按指示进行思考，自由提出问题，那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自学”才能实现，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充分发挥，现在常见的“讲得太多，大都无用”的现象才能得到改观。

    学生的主体作用并不排斥教师的“主导”作用。我们前面说过，教师水平不齐是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一大矛盾，电脑却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这个缺陷。有了电脑，我们就可以集中优秀教师的经验和智慧，进行教学设计，转化成软件，让这些经验和智慧飞出窄小的教室，遍洒人间。

    不要以为这将使任课教师无所事事。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思维大大活跃起来的学生正在向他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教师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会受到学生的启发而更有效地丰富自己，从而感到幸福。良好的教育，精心编选的教材，优化的教学设计，这一切为学生所激活，“教学相长”就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说实话，这只是一个外行的直觉（直到现在我的电脑操作还处于幼儿园水平）。今天回顾这段话，有的应验了，有的是臆测，其中含有很多过于理想的成分。

    不过21世纪还有87年，而我已经82周岁（刚过完生日），健康日下，所以还愿意保留一些理想。我的祝愿是：

    1.借助电脑和网络，学生可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2.同样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可以出现新的模式；

    3.借助这些科技手段，一线教师可以更快地成长。

    谈到教师的培养，我不由得又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的“汉语文学分家”试验。

    当时主其事的就是叶老。“汉语”组的组长是吕叔湘先生，张志公先生参与其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创建了影响至今的教学语法）；“文学”组领头的是吴伯箫先生、张毕来先生。人才济济，真是一时之选！

    盲目“学习苏联”，脱离了本国的土壤，失败是必然的；然而重视教育，集全国之精英，狮子搏兔全力以赴，又是值得怀念的。还有，值得我们借鉴和牢记的，是它的失败不是来源于学术批判而是来源于政治批判，是“反右运动”。从此开政治干预语文教学的先例，是语文教育史中的悲剧。

    这里再介绍一件不为外人知的事情。叶老告诉我，教材编成后，送审的除了教材以外还有教学参考书。按照老习惯，当时的教学参考书只罗列教学要点，薄薄的一本，结果胡乔木说“参考书应该比教材厚”，给驳回了。于是组织力量重新编写，比如其中关于杜甫的介绍就是我的老师冯钟芸先生执笔的。结果呢，这套教材连同参考书在知识层面上培养了整整一代语文老师。

    师资问题是改进语文教学的最大问题。参照那次经验，我觉得除了教材应该有“延伸、扩展”部分外，还应该为教师准备一份资料，这样的资料除了相关的背景知识外，还可以有教学课例、教案等等。它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设置专用网站或借助软件。当然，工作量会是很大的，不过可以聘用一些优秀教师作为社外编辑来解决。有了这份资料，我相信，又一代中青年教师就会很快地成长！

    最后，我还要对出版社说一句：现在政策的走向是趋于“放开”，一旦教材编写完全放开，而学校又根据教师的意愿选择课本，哪家愿意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而且及时借助现代科技这个因素，他就能抓住机遇，在中国中学生市场这个庞大蛋糕里分得更大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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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也许不尽然。“文革”后期，我和袁行霈看望顾颉刚先生。那时他的藏书全部封存，自己还在不断地写历史交代材料。看着桌子上摆着的“交代材料”，他天真而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其实我的经历很简单，一辈子就是读书。”“交代材料”上写的是：他5岁开始学《易》。

                                                  文章来源：《中学语文教学》2013年第6期

说明：感谢《中学语文教学》主编张蕾老师把这篇文章发给我。一个很偶然的时间，我翻阅到这篇文章，看着看着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的“表扬”，但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章熊老师可是我敬仰的学者，在做专题学习的日子里，我也在不断地翻阅他编著《中学生语言技能训练》一书，受到过很多的启迪。近日再读老先生的文章，除去“表扬”，我看到更多的是真知灼见，有些语段字字句句说到我的心里。再次对章熊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