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云鹤乱诗巢 直上九霄谁与高
——品读《何鹤诗词选集》
郭 颖
何鹤者,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也,与文学书画设计尽皆涉猎,曾任多家杂志编辑,获过国内诸多诗词大赛一等奖。
我与何鹤相识纯系偶然,或天意使成。因“包头诗词咏坛”而几有微信往来,然至今未曾谋面,可谓神交。却慨然赠我《何鹤诗词选集》、《诗词速成手册》两卷,另附墨宝一方,上书“见贤思齐”四个大字。其襟怀、志向略见一斑。奈我不懂书法,只觉得其书法飘逸洒脱、旷达放逸,雄浑厚重、气势高古。
至于诗词,匆匆一顾,其中律诗172首,词曲62阙,凡234首。所谓《选集》者,顾名思义即所选诗篇或为其诗海之一角也。数千年来,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诗歌都有它的标准的,即使历经嬗变,也没有混淆或取消它自身的尺度。我们读诗,其实就是在读人,读诗人的遭际,读诗人的情怀。我们读《诗经》,百读不厌的不正是那渭水河畔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爱情?读《离骚》,感动至深的不正是那憔悴诗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情怀?读《古诗十九首》,念念不忘的不正是那天涯游子的羁旅乡愁与闺中少妇的无尽幽怨?今天,我们读到何鹤意蕴饱满、激情飞扬的名篇佳句,读到诗人洒脱自然、天地入我胸怀的诗篇时,我们越来越坚信:优秀的诗篇正是人生情怀结出的花朵,优秀诗篇里必然流淌着诗人不同流俗的襟怀与独特的性情。这样的襟怀性情,未必就一定是家国天下,先忧后乐。他可以是人生如寄的感慨,即如“久寄藩篱梦未遥,聊凭片水认云霄。从容敛翅听风雨,只为冲天惜羽毛。”(《放鹤亭咏鹤》);是来去亲疏的触怀,即如“几株凉露凝君泪,一片残辉淋我心。遥忆当年小楼上,两怀春梦正难襟。”(《中秋寄小云》);是儿女情思的表达,即如“归期渐近在天涯,短信温馨回复她。别处凭高留个影,一湖秀色带回家。”(《西湖欲归致妻》);亦是一位立志高洁的诗人在为民而忧思,即如“一根悬命索,几个打工钱。盛世繁华地,斯人谁可怜?”(《夜观民工高楼牌匾换面》);为爱而歌唱,即如“牛车款款小村还,鞭打枝头月一弯。满载春天希望走,夫妻灯下卸丰年。”(《家乡即景》)。但无论何者,他一定是真诚的、健朗的、敏感的。诗人咏之于黄鹤明月,舞之于草堂浣溪,寄意丁香海棠,放歌于壶口潼关,行吟于丽水兰亭,畅游于苏杭古渡。他能从一切自然事物中寻找诗意的触发。诗人笔下歌咏的大都是一些平凡的事物,却能小中见大,不断开掘出哲理与诗意来。诵读其诗,犹见其为人,从他“心高应览群山小,路窄须争一步先。”(《初登鹳雀楼有记》);“不到乌云头上去,光明怎到我怀中。”(《自榆林飞返北京》);“绝知欲畅平生路,还要甘当人下人。”(《乘地铁有感》)的诸多诗篇里深感其往往能直切社会、人生,创作主体个性鲜明,内容上慷慨多气,语言上刚健俊朗。从中仿佛读到一丝哲理和禅意,看到一颗高尚的灵魂,受到一次荡涤与洗礼。
《选集》中的诗,还见许多咏物诗。托物言志,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自《诗经》以来,历代诗人一直发扬着这个传统。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均有所托附焉;唐诗、宋词中的诸大家,更是以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词为其强项。何鹤在诗词创作中也自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咏物诗选择咏叹的大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物,并在这些平常的事物中寄以崇高的理想或寓以深刻的人生哲理。诸如“知君本是栋梁材,可叹原非当树栽。置在街前添一景,出头自有剪刀来”。(《树墙》);“枝上垂须渐作根,柔根成干壮腰身。须根演化凌天势,尤似深谋远虑人。”(《榕树》)等。另外,“不忍垂钩惊藕梦,何堪消暑借云裳。扁舟隐向幽深处,绿伞层层撑太阳。”《与韩晓光孙艳平潘太玲赏荷》、“新荷浅映禅声里,玉露低悬鸟语中。蝶觅幽香孵梦幻,云沾翠色染天空。”《赏荷》等咏物诗,又是或冲淡如杨柳临池,或清丽似芙蓉出水,展现出一片自然的生趣。“君挽他人妻子手,可知妻子挽何人。”(《七夕有感》),对这种不轨行为和丑恶时弊予以针砭。“陵园两侧舞还歌,······江山打下又如何?”对现实生活干预并予以无情地揭露与鞭挞,进一步表现出诗人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像“载覆轮回原有教,是非颠倒总无情。”(《故宫》)这样的句子,即使像“天道轮回惟顺逆,民心向背即兴亡。”《秋游潼关》这样的咏物的短章也无不隐含讥讽之意,而不是一味地歌颂。当然,我们并不是一味对那些以私人话语和个人体验为依托,以生活碎片和情感皱褶为主体,以隐私裸露和欲望舒张为诉求的所谓“时尚刺激”和“小资情调”之类诗歌的一概排斥和否定,而只是希望这一类诗词的存在不要成为诗歌创作的倾向和主流,更不要成为诗人的崇尚与追求。
《选集》也有例外的。诸如《兰亭新吟》、《壶口放歌》、《灞桥有怀》、《榆林纪行》、《春游潼关记》等篇什,意象宏大,诗情潮涌,富于浪漫主义气派,同《选集》中大部分写的晶莹明净的咏物小诗对比起来,自有另一番艺术气象。例如《壶口放歌》“仙源泊进太白句,滚滚黄河落九天。乱石崩云天地惊,泥沙犹带狮吼声。”展示的是黄河的气派,写出了黄河的浩淼无涯、雄伟气势,整个天地都在笼罩之中。又如《丽水行吟图》、《春游潼关记》,既是那种饱读诗书熟谙坟典的善于敷辞、巧于结撰的博学多彩,也是指自己富丽堂皇、华美典雅抒发才能的自衿夸耀之心。《灞桥有怀》、《兰亭新吟》不再掉书袋、用典故,不再粉饰点缀辞藻浮华,而是一任主观心性自然流露。总之,从以上诗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他在落笔处热情洋溢、激情澎湃,但却绝不用感情代替事件的原委;尽管他在行文中笔酣墨饱、语势恣肆,但却绝不以夸饰扩大或缩小事件的历史感与客观性。在每一落笔行文中,他都是既以热情感染人,又以事实说服人;既用艺术陶冶人,又用思想启悟人,并以此而借诗歌之魅力,还历史之真璞;融艺术之醇醪,铸史诗之精魂。
再说“化用”。其一方面保留了前贤诗句的基本含义,而另一方面却又进行改造,使之不致于削足适履而真正为我所用。如此结果,既保留了历史文化积淀,又展示了现实的鲜活的新意;既是作者的独创,又是传统的沿袭。“芳龄挥手笑春风,我在花明柳暗中。”(《搬家》),分明化用自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而这句千载吟咏的佳篇名句经何鹤用来却是水乳交融,不露斧斫之痕。“架上藤条墙外紫,堂前春色雨中深。”(《杜甫草堂新咏》)又借用自钱仲文《赠阙下裴舍人》:“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又是如水入湖,不分彼此。从众多妥帖自然的诗歌作品来说,借用、化用并不是为了增加阅读的难度,而是巧妙地运用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共同意识,用最简洁的字句,铺展了最广的情感基础、传达尽可能丰富的涵义。这样的“心照不宣”,绵延的“共同意识”,不读诗,又何以知,何以感呢?
因为诗歌重在表达感情,所以常常遵循的是情感的逻辑。但有需要,便会冲破现实框束,在一个更自由的层面上呈现情怀。何鹤的诗,还有一大特点值得称道。那就是古人的律诗绝句一般遵循这样的节奏和拍节,即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这两种类型。而何鹤在他的律诗绝句中却大胆打破这一传统戒律与成规,而使句子更加灵动、鲜活。诸如“大运河分太湖水,垂虹桥断故人心。”(《吴江行吟》);“沉吟槛外须藤酒,啸傲楼头唯楚才。”(《黄鹤楼春咏》),使用了三一二一和三一一二的节奏类型。“经沉浮后归平淡,忘宠辱时方自由。”(《写在牛前》);“在旅途人云作路,乘追风马翼横天。”(《北京赴海口机上》),采用了一三一二的节奏类型。当诗人的感情为事境所触发如同泉水般涌出的时候,还何用翻检类书条律,还何待依傍前人现成的规矩章法,一切都是最生动的体验表达,一切也是最新鲜的自然流露,这种大胆创新的精神的确值得肯定和提倡。
有鉴于我们的文化现状,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在今天仍然不仅是写出几首好诗或欣赏几首好诗的问题,还意味着一种更艰巨的使命,那就是对诗词“辨认”的确立和坚持,让它成为一种良知,成为一种语言的尺度。当然,“诗无达诂”,诗的好坏很难定出一个严格的计量标准。“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好诗自然天成不造作,既有情趣又有理趣,方能怡情励志。好诗贵在对生活的发现与开掘。读何鹤的诗,常常发现他善于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开掘出生活的哲理与诗意。其艺术风格总的说来是晶莹明净不夸饰,贵在质朴而单纯。全部《选集》读下来,凡234首诗词,从一花一叶到一景一物,从叙述到咏物,从抒情到咏赞,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诗人敏锐的嗅觉和悟性的思维;淳朴的风格中闪烁着珍爱生命、崇尚自然、热爱和平的高尚情操和高贵品格;坚守的窠臼里又不拘泥陈式而时有突破、创新,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智慧和才华;看是简单的诗情里,却在更高的境界释放出人性的光辉。
末了,谨以一首七言绝句作结,以示我对何鹤的崇敬之情与敬畏之心:
何方云鹤乱诗巢,直上九霄谁与高?
我欲乘风飞不度,冲天还待借翎毛。
乙未年中秋于亦东篱书屋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