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无效论与鲁迅《药》的文本释义
宋剑华
在研读这部作品时，首先是要准确判断象征符号的具体类型，科学区分这些象征符号的艺术价值，然后才能对其承载的作者思想进行释义。从这样的认知立场出发，笔者认为《药》的象征体系，直接体现为“人物符号”、“人血馒头”和“枯草意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历史逻辑去合理重现这三组象征符号的真实内涵，鲁迅本人的“启蒙无效论”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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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写于1919年4月，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鲁迅创作《药》的主观目的，显然是要表达他个人对于思想启蒙的不同看法，其悲凉的心境与悲愤的情绪，毫不掩饰地贯彻于作品的始终。《药》共约六千字左右，故事情节也并不复杂（“复杂”是历史“诠释”所积累起来的外在附加因素），它围绕着“药”这一象征符号，构成四个逻辑缜密的叙事单元：
第一叙事单元是买“药”，作者以主人公华老栓为描述对象，集中表现他为给儿子治病去买“人血馒头”时的亢奋心情。围绕着华老栓，作者还对“看客”群体有所描写，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的艺术画面，无疑是对“国民性”历史积淀过程的形象再现，其思想寓意性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叙事单元是吃“药”，这一单元中“人血馒头”由“红”变“黑”值得注意，如果我们一定要去提炼些什么“微言大义”的话，那么笔者认为“灶”的意象颇耐人寻味：它不仅暗示着广大国民并不相信革命者的“天下为公”，同时也象征着愚民意识对启蒙意识的化解作用，这与鲁迅本人的文化“染缸”理论又不谋而合。夏瑜的被“吃”则意味着鲁迅的绝望——启蒙者被启蒙对象的肉体消灭与精神虐杀，思想启蒙的意义究竟何在？更不用去谈有什么实际效应了。
第三叙事单元是说“药”，作者将各种身份的市井乡民都聚在华老栓的茶店里，纷纷表达着他们对华小栓的“祝福”和对夏老太太儿子的“义愤”。在康大叔“包好，包好”的吆喝声中，人们谈起刚刚被杀的启蒙者夏瑜，没有任何同情也没有一丝惋惜，花白胡子老头认为他“简直是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青年跟着说“发了疯了”，驼背五少爷也点着头说“疯了”。每一个人都从夏瑜之死中，得到了他们各自所需的东西——管牢的阿义拿走了衣服，夏三爷得了二十五两银子，华小栓吃了“人血馒头”，茶客们分享了嗜血欲望的精神大餐，只有夏瑜不光被“吃”，还要落得个“疯子”的骂名。
第四叙事单元是“药”效，华大妈与夏大妈坟场相逢，虽说是乡里乡亲却互不相识。华小栓终因痨病而死，固然是“人血馒头”之“药”无效；但夏瑜鼓动民众觉醒而死，同样体现着“思想启蒙”之“药”失效。两个丧失了儿子的母亲之间，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逻辑关系：华家之子“吃掉”了夏家之子，两家矛盾应该是不共戴天；但作者却以“陌生化”的处理方法，使其能够完全隔阂地相处于同一空间。母亲与母亲无意识间的尴尬对话，大大强化了《药》的悲剧深刻性——死者的“无辜”与生者的“无知”，是无“药”可救的“国民性”痼疾。
如果说《狂人日记》中反叛者“狂人”，是因其“病愈”而逃过了被“吃”的劫难；那么《药》中的启蒙者夏瑜，却是因其“固执”而被真真“吃掉”了。两者加以比较，不需人们去苦苦思索，内中含义其实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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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人物符号”化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华老栓”、“夏瑜”和“康大叔”这三个主要人物的不同冠名，深刻地反映了鲁迅早期“呐喊”与“彷徨”的思想困惑。作为一种词义明确的艺术符号，三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着三种社会力量：“华”=“中华”，“老”=“长久”，“栓”=“束缚”，“华老栓”三个字连接起来的完整释义，便是“中华民族长久被束缚”的意义象征；“夏”=“夏天”，“瑜”=“雨”（谐音），“夏瑜”二字连接起来的完整释义，便是“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意义象征；“康”=“健康”，“大”=“强大”，“叔”=“长辈”，“康大叔”三字连接起来的完整释义，便是传统守旧势力依然顽固强大的意义象征。三种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与角逐，既反映出了鲁迅高于他者的清醒理性意识，也表现出了他对中国文化变革的消极失望情绪。
每一个研究者都无法同避《药》所主观设置的尴尬局面：夏瑜与康大叔之间的关系，是“革新者”同“守旧者”之间的关系，夏瑜之死实属必然；夏瑜与华老栓之间的关系，是“启蒙者”同“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夏瑜之死则又实属非命。笔者之所以认为《药》是一出振聋发聩的启蒙悲剧，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启蒙者夏瑜至死也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他有所“希望”并有所“依赖”的那些“国民”，其本身正是封建守旧势力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温床；而两者自觉形成的强大联盟，无疑又是思想“启蒙”的天然屏障。《药》所描绘的一幅幅充满着非理性因素的艺术画面，足以颠覆以往学界信誓旦旦的“启蒙”之说——无论是华老栓夫妇还是花白胡子老头，无论是驼背五少爷还是二十多岁青年，他们虽然都对夏瑜深恶痛绝骂语连篇，但对康大叔却亲热贴己有如故交：“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我们姑且不论康大叔是否是官府势力的当然代表，也姑且不论民众的“恭恭敬敬”是否是一种“畏”官心理，作者让康大叔出现于华老栓的茶馆里并使他与“看客”思想互动，夏瑜之死的悲壮性与无谓性便被一览无余地凸现出来——“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鲁迅全集》第11卷第74页）。《药》中最能表现鲁迅“启蒙无效论”思想的艺术景观，是他对国民形象的群体雕塑——华老栓人格卑劣、“花白胡子老头”老态龙钟、“驼背五少爷”身体残疾、“二十多岁青年”冷漠无情，面对这些精神与肉体都呈现出病态的广大国民，鲁迅万般无奈地感叹道：“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鲁迅全集》第11卷第75页）甚至他还极度悲观地将民众比作“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鲁迅全集》第4卷第103页）让笔者备感诧异和震惊的一个细节，是鲁迅曾经幻想拯救的“孩子”——华小栓死了。既然推崇进化论的鲁迅，一直都把“孩子”看成是民族振兴的未来“希望”，那么“孩子”死了，是否也就意味着鲁迅“希望”的彻底破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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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馒头”是一个争议最大的象征符号。“人血馒头”的词义重心，是“人血”而非“馒头”；“人血”固然是指革命者夏瑜之血，启蒙价值论之说便由此而生。众所周知，“血”乃人之“精气”也，故夏瑜之血象征着启蒙精神，也就顺理成章无可非议。当人们倾力去诠释“人血馒头”被“吃”与鲁迅“国民性”思想批判之间的必然联系时，笔者却对《药》的如此艺术设计与鲁迅的启蒙悲剧意识，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浓厚兴趣。重读《药》的作品文本，无论是所谓的“明线”还是“暗线”，其真正意图都是在“悖论”逻辑当中，去生动展示“启蒙”与“民众”的非理性关系，并以启蒙者悲壮而无谓的个体“牺牲”，客观否定了思想启蒙的任何实际效用。启蒙者夏瑜的肉体被康大叔所“杀”，假定康大叔是守旧势力的象征符号，那么夏瑜之死也就完全符合理性逻辑——因为“启蒙”本身就意味着“革命”，“革命”又“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那么不是守旧者残杀革命者，便是革命者消灭守旧者，此乃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而启蒙者夏瑜的精神被愚昧群众所“吃”，则完全是“出人意料”的非理性行为——因为“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药》固然生动地反映出了“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鲁迅全集》第1卷第212页）的人格特征，但夏瑜启蒙悲剧的现实意义，则更符合于悲剧艺术的美学理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命运抗争。应该说对于夏瑜之死，鲁迅既表示了他的由衷敬意，也表达了他的无限悲哀：一方而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另一方面他又告诫人们：“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须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1卷第164页）鲁迅这段表白，实际上强烈暗示着他“五四”时期的真实想法：因群众愚顽而造成“中国太难改变”的严酷现实，使他反对“震骇一时的牺牲”；以“韧性的战斗”去另辟蹊径，或许还能寻找出“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夏瑜之死没能唤起普通民众的丁点觉悟，启蒙精神更是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病疾。这就使“人血馒头”的象征符号意义，除了艺术再现“人血”入“药”的迷信陋习之外，更反映出了作者对于夏瑜“震骇一时”的无谓“牺牲”，是抱着一种怀疑和反对的否定态度——流血牺牲固然慷慨悲壮可歌可泣，但如果启蒙者死了，那么将由谁再去进行启蒙呢？作品文本所客观存在的这种潜在诘问，就有如“狂人”的“病愈”必然会使鲁迅陷入“斗士”的困惑，而夏瑜之死则必然会使鲁迅陷入“启蒙”的绝望。关于“启蒙”究竟有无“希望”或有无“可能”的认识问题，“五四”时期鲁迅本人所做出的回答与解释，不仅闪烁其词甚至还颇为灰色——它就像“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鲁迅全集》第1卷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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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草意象”原本是个十分重要的象征意象，它不仅体现着《药》的悲剧主题，同时也隐喻着鲁迅的复杂情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把时间与精力都浪费在了对“花环”与“乌鸦”等枝节物象的意义考证上，“枯草意象”的巨大审美价值几乎被人为地忽略掉了，其结果是造成了我们对于《药》的解读和释义，都出现了严重偏离作品文本的主观“误读”性。“枯草意象”出现在故事叙事的第四单元，即对“坟地”自然景象的描述之中。作者这样写道：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
之所以将“枯草意象”单列出来，特别强调它所包含的象征意义，是因为在整篇小说当中，只有这一景物意象，最能体现夏瑜之死的悲剧内涵与鲁迅写《药》的创作动机。“微风早经停息了”，是作者在暗示夏瑜“启蒙”的短暂性与无效性；“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是寓意作者对于启蒙者坚强意志与不屈精神的高度赞扬；“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是意指启蒙者悲壮凄凉的孤独呐喊，不仅没有引起民众的任何反响，而且很快便被他们的冷漠稀释掉了。尤其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启蒙者（枯草）被作者置于“坟地”意象的启蒙空间，让其以“一丝发抖的声音”与“死一般静”的环境，形成动态与静态的巨大反差——在这里，“坟地”既是自然物象又是象征意象——“枯草”虽坚硬如铜丝，却难以抵御“看客”灵魂的“冷漠”与“死气”；“周围”环境的一片“死寂”，则又直接显现着思想“启蒙”的失败与无效。这种匠心独具的艺术构思，无疑将鲁迅对于“国民性”的绝望情绪，宣泄到了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惊人地步。
“枯草意象”绝不是笔者个人穿凿附会的主观臆说，而是“鲁迅精神”的一种原质状态。“五四”时期鲁迅对于思想启蒙的严肃思考，要远比学界的种种推测深刻得多。从孤立的“狂人”到孤独的“枯草”，从孤立的“疯子”到孤独的“枣树”，每一次启蒙与反启蒙的力量对比，都在加重着鲁迅本人的精神痛苦。在《太平歌诀》一文中，鲁迅对中山陵竣工市面上流行的两句民谣，震惊之余感慨万千：“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他不无悲凉地指出，两句民谣“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鲁迅全集》第4卷第103页）其实夏瑜在监狱中劝说“牢头”造反，并去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启蒙思想，却在人们一片“这是人话么”的讥笑挖苦中，同样也落得了个“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的悲惨结局。“枯草意象”象征着革命力量的单薄与弱小，所以鲁迅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便语气铮铮地强调说：“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页）鲁迅主张摈弃“言动”，而崇尚“实力”，既是对夏瑜悲剧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思想启蒙的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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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鲁迅研究当中，“弃医从文”是人们认定其从事思想启蒙的关键证据。“五四”新文学运动蓬勃展开之时，“弃医从文”似乎已无法与鲁迅思想完全吻合，“被动”加入而非“主动”参与的客观事实，便是对他当时精神状态的最好说明。出于对中国文化结构的理性认识与悲观情绪，鲁迅并不相信思想启蒙是变革现实的推动力量，《呐喊》是绝望的，而《彷徨》却是本质的，所以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当鲁迅将启蒙者统统都推向“死路”时，其内心世界中正在汇聚着另外一种强大动能——
从1925年开始，否定文学启蒙的现实可行性，提倡“弃文尚武”的“暴力”意识，几乎成为了鲁迅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最主要想法。他不无轻蔑地认为：“文学家除了诌几句所谓诗文之外，实在毫无用处”，（《鲁迅全集》第3卷第93页）在他看来：“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页）毋庸质疑，鲁迅推崇“弃文尚武”的暴力革命，与他《药》《阿Q正传》等作品文本的创作体验不无关系。他说：“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哪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鲁迅全集》第11卷第102页）所以他坚决主张暴力“复仇”，即使是文人写文章，也应“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鲁迅全集》第3卷第24页）到了1927年，鲁迅鄙视“启蒙”，而崇尚“暴力”的思想偏执，实际上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狂热地步。当他意气风发走上黄埔军校讲台，面对那些渴望聆听新文学“旗手”来讲述“文学与革命”之间辩证关系的青年军人，鲁迅长期被压抑的苦闷情绪顿时宣泄而出：
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
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我们现在已无从去查证当时军校学生反响如何，但鲁迅本人的思想热度却是十分的高涨：“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好听得多似的。”（《鲁迅全集》第3卷第417-423页）
现在学界提倡学术研究要回归历史“原场”，如果真正从历史“原场”出发，那么东洋“尚武”文化对于鲁迅思想的深刻影响，就必须引起我们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尚武”意识作为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人文理想，其对中国现代文学主观战斗精神的历史形成，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鲁迅留学日本并接受“尚武”文化的客观事实，也使笔者对《药》的题目寓意，有了一番同学界定论截然相反的全新理解：《药》之所以为“药”，就是要“救治”社会精英的启蒙幻想，进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这既符合作品文本的故事情节以及鲁迅思想的真实原意，也符合当时“东洋派”与“西洋派”留学生的言论之争与观念分歧。对此，人们可以怀疑却难以否。
文章出处：《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有删节，有改动。
作者：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高中语文专题研究性学习课题实验阶段性问卷调查总结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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