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意义
吴晓东
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文学经典？文学经典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承担着怎样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经典有着怎样的塑造国民的力量？对整个人类的未来而言，文学作品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这就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理查德·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三联书店2006 年）中所关切的一些问题。
在理查德·罗蒂看来，所谓美国经典，是从各个层面影响了美国人自我想象与认同的那些不可替代的书籍，这些书籍曾经深入美国人自我定位和自我塑造的历程中。其中那些塑造了美国人的文学经典“并不旨在准确地再现现实，而是企图塑造一种精神认同”，也就是在一个个所谓的“美国故事”中，讲述美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尽管理查德·罗蒂阐释说“经典地位像历史情境和读者的个人情境一样是可变的”，从而意味着经典的地位不是凝固而僵化的，但具体经典作品尽管可以变更，其基本范围却不可能经常遭受质疑。一个国家对经典的认知经常变化，在经典的评价标准和具体选择上人云亦云众说纷纭，或者关于经典的界定经常出现“泛化”的现象，通常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自觉出了问题。首先是一个国家的经典没有那么多，其次是经典应该具有某种稳定性甚至恒常性。因为经典与我们对传统的认知密切相关，也与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种、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和未来远景密切相关。在理查德·罗蒂的理解中，文学经典不仅关系到每个人关于现实的具体认知，甚至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这些文学经典的标准“规定了一生的阅读范围”，“而制定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年轻人去哪里寻求激情和希望”。所以文学经典的力量也正在于它赋予人的生命、存在，尤其“与未来和希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世界抗争，并坚信此生有超乎想象的意义”。
今天的中国人在对经典的认知上出了问题，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盲目性相一致。所以读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会使我们警醒自己的国家、国民以及下一代的经典教育问题。而一个国度，有着大家一致普遍认同的经典，同时每一代人倾情阅读，就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说对经典具有“先期的热情与神秘的忠诚”，这样的国度就会让他的国民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凭借对经典的阅读在现世获得心安，同时对未来获得希望，进而获得前行的勇气。
吴晓东，1965 年生于黑龙江省勃利县。1984 年至1994 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记忆的神话》《20 世纪外国文学专题》《镜花水月的世界》《从卡夫卡到昆德拉》《漫读经典》《文学的诗性之灯》《二十世纪的诗心》《废名·桥》等。编著有《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导读·诗歌卷》《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20 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新诗总系·40 年代卷》《废名作品新编》等。
——摘自《中学语文教学》卷首语
吴晓东：与西方文学经典对话
19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学是产生了一个个文学巨人的时代。当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创作了值得世代中国人引为骄傲的不朽名著的时候，西方的文学家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们也在创造着同样辉煌的篇章。这是人类心灵史上星光璀璨的时代，也是文学大师们为后人缔造了文学经典的时代，那一部部脍炙人口的文学经典必将穿越今后的无数世纪，始终照彻人类历史的夜空。
就我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而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雨果的《悲惨世界》、梭罗的《瓦尔登湖》、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都为我们与文学大师笔下的不朽思想和经典人物进行心灵对话提供了范例。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人物是堂·吉诃德。这个看上去疯疯癫癫竟与风车进行搏斗的小丑般的形象，即使在问世多年之后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所处的历史时代，也曾经“是与荒唐、愚蠢这几个字意义相等的”（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倘若我们对作品中堂·吉诃德那句“不过我希望您能觉察出，我并不像一眼看上去那么疯癫愚鲁”的道白没有像堂·吉诃德所期望的那样予以觉察，恐怕会同样把这一不朽人物等同于荒唐、愚蠢的代名词，从而忽略堂·吉词德身上所具有的丰富的典型意义。但是，文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也因为它们造就了无数经典的阐释者。多年来年，文学史家一直津津乐道着下面这个不乏神奇色彩的史实，这就是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1860）一文中曾经指出过的：世界文学史上堪称最伟大的两部经典著作：莎士比亚的不朽悲剧《哈姆雷特》的第一版与塞万提斯的传世小说《堂·吉诃德》的上集“是同一年出现的，同是在十七世纪初叶”。这个偶然的时间巧合在屠格涅夫那里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学意义：“我感到《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同时出现是值得注意的。我觉得，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我觉得，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两个典型中的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雷特。”
屠格涅夫的观点既提示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两个文学典型对人类理解自己的天性的意义，同时也启发我们去进一步理解什么是文学经典所应该具有的魅力和品质。一个反映着人性的基本层面的文学经典形象，其重要特征是多重阐释性，这取决于人物本身的丰富性。堂·吉诃德这一形象之所以经得起后代评论家的一再阐释，正是人物本身内涵的丰富性所决定的。在无数评论者汗牛充栋的评论中，至今最好的阐释也许仍旧是屠格涅夫在1860年所作出的：“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什么呢？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简言之，对超出个别人物之外的真理的信仰，这真理不能轻易获得，它要求虔诚的皈依和牺牲，但经由永恒的皈依和牺牲的力量是能够获得的……堂·吉诃德是一位热情者，一位效忠思想的人，因而他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与堂·吉诃德相对，屠格涅夫用“自我分析和利己主义”概括哈姆雷特，称他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热情的信仰和理性的怀疑构成的正是人性彼此参照和不断对话的两极。而《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两部经典的漫长的阐释过程，其实正是两个文学典型之间从未间断的对话过程，同时也是人类不断与先驱的思想者进行对话的过程。我们今天面对文学经典，重要的不是对经典的顶礼膜拜，恰恰是以平等的心态与人类思想的先行者及其阐释者进行对话。尽管这种对话过程注定是更艰难的，但是经典的意义也恰恰正在这里，它不会许诺给你轻松愉悦的阅读快感，但肯定会带给你艰辛的思索和思想的领悟。比如，当你读到屠格涅夫所谓“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或者接近堂·吉诃德，或者接近哈姆雷特”，“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极”时，与先行者进行对话的初衷势必要求你作出自己的判断，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你同意作者的观点吗？你的气质更接近谁？”“这两种天性，各有什么价值，同时又可能预伏着怎样的问题，甚至危险？”
而捷克小说家昆德拉则从“冒险”这一人类主题的角度去理解《堂·吉诃德》。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曾把“冒险”称为“小说第一大主题”。可以说，每一代人都在重写一个冒险的故事，冒险的故事因此既是生命个体的故事，同时在总体上又构成了人类的故事。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正可归入这一“冒险”的主题类型中。海明威曾经称“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马克·吐温的一本书，叫作《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本书，一切美国文学创作都从这本书来。在这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打它以后的东西没有这么好”。这部缔造了“一切现代美国文学”的名著，讲述的是美国内战以前白人少年哈克贝利·芬与黑奴吉姆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逃亡历险的故事。这也堪称是一个马克·吐温向文学前辈塞万提斯表示致敬的故事，因为文学中关于“冒险”这一主题和故事原形的最著名的创造，正是塞万提斯笔下不朽的堂·吉诃德形象。
（摘自吴晓东《文学的诗性之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来源： 光明日报2012年0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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