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乾坤大，文中智慧多
——我写《笑谈汉字说乾坤》
唐 俊
30多年前带着作家梦选择了大学中文系，不爱汉语课。没有想到研究汉字，也没有想到会写《笑谈汉字》这本书，更不会想到它还见证了我在专业发展上的努力与收获。
不喜欢汉语课主要是感觉语法繁琐，对汉字还是喜欢的——没有字，哪有书？从小莫名其妙地喜欢读书。上小学时是文革中期，没有什么书可读。《毛泽东选集》、《赤脚医生手册》……也不管合适不合适，理解不理解，乱七八糟读一气。人称“小书呆子”。
说起来，我对文字的爱好和家庭环境以及遗传大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芜湖12中读中学的五年对我影响很大。我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我祖父是白道人物（解放前他在芜湖长街开米店卖米），我父亲则是黑道上的人（父亲从部队退役到地方煤建公司工作，卖的是煤）；我则是“黑白二道通吃”——小时候天性喜欢白纸黑字，工作以后一辈子和黑的黑板、白的粉笔打交道，岂不是黑白二道？
芜湖12中是创立于北宋祥符年间的芜湖县学所在地。校园内的夫子庙还有其后面的桃树林，是小时候玩耍的乐园；侧畔的米芾碑、李阳冰碑虽然看不懂，但是莫名其妙地喜欢，只觉得碑上的字一个挺潇洒，一个挺庄严。记得当时有人来拓字，就站在边上看，一看就半天。在12中还有幸遇到好几位有学养、有造诣的语文老师，如王厚灼、崔之霖、许家澍等先生，他们对我爱好语文、爱好文学产生了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再后来，一不小心，我也加入这些恩师的队伍，成了中学语文教师。
对文字训诂最初萌发兴趣是九十年代初，那时刚刚教高中。偶然在一本高考复习指导书上读到北京陶麟老师介绍的文言词义推断的几种方法，觉得挺有意思，也挺实用。于是就去书店寻找有关书籍买来读，记得买了《训诂学与语文教学》、《汉字例话》等。教师生涯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探讨《鸿门宴》注释问题的考据文章，题目是《“与樊哙……步走”考释》，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1992年第4期。能够在权威的语文刊物上发表论文，非常兴奋，以后研究汉字的劲头更大了。
自然而然地，2003年，我申报并主持的“新课程理念下的高中文言文教学改革”省级课题既与文言文教学有关，其实也与文字训诂有关。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除了发表的论文《建构主义理论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以新课程理念改革文言文教学》等之外，就是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攻克文言文阅读的壁垒》，书中最大的亮点是我在陶麟老师等人的基础上，汲取传统训诂方法，总结概括的“四步五法”文言词义推断法。
这些成果当然运用于教学实践之中，成效似乎也不错。原来害怕文言文阅读的学生不再害怕，学生很欢迎我在课堂上“说文解字”。也许真的是“天道酬勤”，也许是运气好，21世纪前后那几年，我带的高三毕业班学生，连续几届不是夺得高考语文单科第一名，就是获得省市状元。
我在学生学业进步的同时，专业发展上的努力也不断得到回报。那几年，先后获市“教坛新星”“骨干教师”，省“教坛新星”、“全国优秀语文教师”等荣誉。2006年，我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中学特级教师”称号。
在搞课题研究期间，有一次偶然在一本常年订阅的语文刊物上发现一篇谈“射”与“矮”的文章。文章中说，“射”与“矮”这两个字弄反了：“射”应该是与“矮”的意思，因为“身”体只有一“寸”长；而“矮”才是射箭，因为它的偏旁是“矢”。这个笑话就闹大了：许多汉字是不能根据楷书字形去推断它的本义的，最好是据甲骨文或大篆，起码也得据小篆。比如“射”字，在大篆中“身”本来是侧面的“弓”，“寸”字表示“手”，合在一起会意射箭；而“矮”中的“矢”在古代也用来度量长度，身高只有一“矢”长，当然是矮子了。
连权威语文刊物的作者都缺乏文字学知识，看来真有普及汉字知识的必要。恰好这个时候，本地的《大江晚报》新辟了一个“民间语文”专版，主持专版的谈正衡先生是我的文友，向我约稿。于是我以“现代版说文解字”的名义开始写了。一开始是写着好玩，因为怕读者感觉训诂枯燥，就穿插一些故事、笑话，有点游戏笔墨的意思，篇幅也比较短小。但是没有想到，读者反映不错。于是就决心写成一本书，因为怕自己也闹笑话，又购买了许多工具书或文字学方面的著作继续学习，包括《汉字源流辞典》以及《甲骨文实用字典》这样非常专业的书。
在写作的过程中自己也加深了对汉字的了解。如厄运的“厄”，有文字学家认为它是车轭的“轭”的本字，“轭”是用来卡住牛脖子以便于拉车或耕田的，而人遭遇厄运，自然有处处被“卡”的痛苦感。对字的本义的了解有助于对词语以及古人造字智慧的理解。
中国历史上真正有成就的学问家都是懂汉字的。这几年“国学热”，但是章太炎说过，不懂文字学，就谈不上治国学。现在有的人连古今异义词都没有搞清，就来谈论经典。比如《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都各有其具体特定的内涵，有人从“小人书”推出《论语》中的“小人”是小孩子，简直是笑话。
所以我的这本书虽然名为“笑谈”，但不是戏说。我的原则是说本义须有依据，引经据典；如果各家说法不一，则选择自己觉得合理的。至于“戏说”的部分，则一般在文中用“老唐曰”等加以区隔，以免以讹传讹。总之，既非高头讲章，亦非信口雌黄。
《笑谈汉字》出版以后，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包括“汉字叔叔”美国人理查德·西尔斯，他的热爱、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对我推动很大，所以我会继续学习了解汉字，宣扬汉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