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6：
皖江文化的指向与焦虑
——与安庆七中同仁讨论“地域文化与语文教学”
一、皖江文化研究与宿松朱书
各位同仁，下午好。重阳刚过，欢迎来到宿松。今日霜降，秋山正红，希望大家找到愉悦的场景，路遇欢乐的人事。欢迎常来。现在有高速公路，行车个把小时我们就可以握手言欢，彼此并不遥远。作为同行，我要认真向大家学习。因为你们安庆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见多识广，都是专家。特高兴在自己的家乡见到我大学时候的“女神”。当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埋首书堆，郭沫若的《女神》也是抄过背过的，但不知真正的女神原来就在身边，真是遗憾之至。在此特向当年同学补一个鞠躬。也要借机祝福大家轻松连日，觅得秋日的清爽。宿松山水将因此而格外诗意。我们外宣口号就是“诗意山水，魅力宿松。”各位专家，既来则安，不管我们提供的语文展示课质量如何，也不管粗茶淡饭是否怠慢了贵客，大家能来，就是这个秋天的盛事。我们作为语文老师彼此交流教学的心得；作为文化热心人关注家乡的发展；我愿与大家一起探究皖江文化的奥秘，寻找安庆区域内语文教育的着力点，谋划振兴安庆的道途。我以为这是极有意义的事情。今天我一定写日记，将这次活动记载到皖江文化交流的账页上，使昭后世。
感谢大家给我发言的机会。虽然我并没有为“皖江文化”作讲座的资格，因为我并无专门研究，缺乏透彻了解，不知从何说起。可能我一开口，大家便笑。那么，我就将大家的“笑”理解为鼓励，愿大家分享我低浅的欢乐。明知不可为，却执意而为之。这是我大学同学殷集体老师的命题作文。三十五年的岁月应该深情浓郁。若不答应，就不尊重，更是不解风情啊。我故意不将标题“皖江文化”四个字写上黑板，因为我有所敬畏。姑且“顾左右而言他”吧。大概这种“为人的随和却执拗，处事的圆融与机巧”也是皖江文化的性格表征之一。我由此入题。
真要讨论皖江文化，大家不必走出宜城。倒是宿松人应该赶到安庆去听讲座才得当。据我所知，安庆城里早成立了专门机构，有民间组织“皖江文化研究会”，上至省城合肥，远至广东、深圳，下至潜山、太湖等都有分会，汪军先生是会长。安庆师范大学有“皖江文化研究中心”，朱洪教授是主任。那里有大批专家，著有专门学术论文。汪军先生2004年就主编出版了专著《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此书我通读过，其对于厘清皖江文化这个概念，梳理皖江文化渊源及发展繁荣概况，构建皖江文化研究体系与框架，作了重要的工作。另有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汪谦干先生（怀宁老乡）主持过专门课题研究，著有《皖江文化的内涵极其特点》（《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安庆市政府为呼应长三角产业转移，建设大皖江工业走廊与皖江城市群，已将皖江文化研究与经济发展战略密切对接，大概希望独特的皖江文化能为安庆经济繁荣与发展带来深刻转机，有意将其作为“大安庆”跨越式发展的文化背景与精神支撑。因此，不管我们是否对皖江文化研究感兴趣，事实上每个人都已深浸其中。也即，皖江文化不仅是有纵深向度的历史文化存在，也早已是被经济发展和政治需求革新了的当下语境。作为安庆人，作为安庆地域上的基础教育工作者，若不能熟悉皖江文化的渊源与指向，我们所执行的教育工作可能就会产生文化的隔膜与偏差。背离地域文明发展诉求。教育是地方文化氛围里的教育，其目标也必然指向地方发展。
在宿松讨论皖江文化不能不提及邑人朱书先生。他才是有清以来倡导皖江文化的第一人，有开山立说之功。他的《告同郡征篡皖江文献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皖江文化研究文献。这种自觉建设地方特色文化的理念以及发起征集、编篡、组织文化史料的能力令我惊叹。
宿松有清以来并没有为安庆奉献太多的思想家和文化学者，但朱书先生是一个例外。我小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父亲指导下偷偷阅读《左传》，就是与他注解的《东莱博议》一起对比阅读的。每到文尾，这个私塾先生（语文老师）就会写上一段“宿松朱自绿曰”，我立即就有某种狭隘的自豪感。我一自豪，父亲就勉励我，读书就要读得像朱书先生一样，写文章，做学问也要跟朱书先生一样。因此，今天我若遇见朱书老师，一定要将自己的特级教师头衔，安庆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的职位，以及宿松县文联副主席与政协常委的虚荣一并让给他。
朱书先生首倡皖江文化之功光标日月，有人做专门研究。邑人石钟扬教授与宿松中学前校长蔡昌荣先生正在编篡《朱书全集》。朱洪教授刚刚给朱书老师写了一本传记，不过我还没有读到，应该赶紧找来阅读，尽管我固执地以为现代人匆匆忙忙，未必能写出古人味道。朱书先生文章资料散佚严重。这原因也许就是皖江文化的另一面，当年文字狱语境下的皖江文化是一种非常压抑的文化。本来朱书先生命薄，于康熙五十年壬辰“卒于京师”，当他的挚友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时，他已安眠于宿松故里杜溪九泉之下。然而，据说，其族人恐惧，一把火烧了朱书先生已经刊行的著作和遗存的手稿。我个人以为，一个思想家思想成果的传承如果没有智勇双全的继承者，包括朋友、学生、后代，其思想必不能发扬光大，或会被胆怯与愚昧掩埋。宿松方言将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子孙称之为“后乘”。就思想与学术成果保存而言，朱书先生较之于戴名世先生则不可同日而语。我特别感念当戴名世先生被“圣祖仁皇帝”“大辟”，那个叫杨千木的友人“收其尸”，“捧其首而棺敛之”；而他的学生尤云鄂则为其刊行《南山集偶钞》。何其壮烈！
我个人认为真正的皖江文化精神，其性格至柔而至刚，关键之时则颇为壮烈，这是否就是安庆人文背景下，从左光斗延续至陈独秀那一介书生的脾性，以及传奇复仇者施剑翘的果决与坚韧……虽然这都是个体的人格与品性，但共同的乡土背景就是文化特征。而作为首创皖江文化的学者和思想家朱书，许多踪迹也是留在戴名世、方苞文集里的。他们同时也是桐城文派初创之时的才子与挚友。
我也感慨，任何思想建树，交友与交游都是极其重要的“文化事件”。而教育与文化的传承则同样不可忽视，朱书先生之于宿松是有遗憾的。因为我没有查检到朱书先生有大影响的弟子与传人。而后来者对于邑人朱书也有所愧疚，因为代代以来我们并没有很好地保存，保养他的建树，没有致力于传承他的学问和思想。这对于我们执教语文也应有所启迪，育人立人比教学知识培养应试能力更重要。如何塑造后来者的文化品格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二、皖江文化的地理焦虑
皖江文化问题已是一个常识问题。我们可用“众所周知”来叙述其常识性。
首先，皖江是一个地理概念。在目前学界争议的三种指向里，我肯定不接受其专指皖河口地区，那太小，不足以负载区域文化或文明。只愿意接受其所指为安庆区域内243公里的长江北岸地区，因为这里有以皖山耸立、皖河奔流为特征的自然地理；有自皖伯而后逐渐形成的区域行政管理，长期统一的行政形成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单元。区域文化（文明）只能在某一稳态区域内形成与发展。江南应该是另一个地理概念，也应该是另一个文化概念，江南虽与江北共有长江，但那里是另一种山河另一种文明。长江既是一条自然的纽带，但同时也是一把自然的切刀。这就是区域的意义。
另一种观点认为，自江西鄱阳湖口以下，也即宿松汇口以下直至皖东，安徽行政区域以内的长江沿岸地区，即所谓八百里皖江。既然安徽省简称为皖，政府以及人民就有权把这416公里的长江称之为皖江。看看，各色汽车屁股上都挂个“皖”字呢，更何况一条母亲河。这同样是一个合理的地理概念。但这样的皖江，区域越大，文化的复杂程度就越高。有专家把安徽区域文化一切为三，概括为两淮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但这种大区域的文化切分，如何指认其文化特征，则需要更进一步研究。大区域文化也需要进一步养成。我以为，就安庆人而言，我们没有必要关注如此大区域的“皖江”地理以及松散的文化，只热心于也是辽阔的以皖山皖河为代表的江北地区即可。
自然地理就是文化地理，同时也是经济地理，政治地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可以“欧盟”，必须“欧盟”的理论依据，他们虽然彼此言语各异，曾经战争不断，但相对于世界之大，区域过小必然无力抗衡俄美的挤压。这也就是有时候中国根本不鸟美国的原因，我们也可只以经济手段就能搞定欧洲。此乃大国地理。捍卫自然地理就是捍卫这个地方的政治与文化。所以普京大帝毫不犹豫要夺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地区，扼守黑海港口。这是俄罗斯的命脉之一。
据说，有人要把安庆枞阳划归铜陵市管辖（一说池州，说铜陵与池州终将合并），我昨天看到朋友微信晒出国务院批文，似乎已经确凿。也有人传说将江南的东至划归安庆管辖。我个人以为这都是令人忧虑的文化事件。大约设计者是想让安徽沿江所有地市都能够跨江发展。现在我们仍把长江当作优势自然，这或许有利于经济，大家可以跨江布局城市，发展工业如武汉三镇。但这与历史上早已自然形成的夹江城市不同。眼下人为强制拆分必然切割区域文明。本来将桐城的东乡西乡分开就是对已然历史文化的人为切割。那么拆归铜陵或江南的枞阳迟早会陷入背离安庆的文化孤独；东至人恐怕也只会北上至大渡口为止。要他们从文化心理上过江是一件难事。正如我们让一个宿松人去东至生活工作一样，或许根本就找不到文化的归属。
比如，大家如果有兴趣对工作、居住在安庆市的一批池州籍知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文化考察，就会发现他们仍然只认同江南池州，根本没有从文化心理上认同江北安庆。对安庆，他们只是文化的寄居者。文化是一种奇怪的存在。一旦形成就如物种之于基因，不可磨灭。
尽管安庆本身也是一个移民区域，但回瓦屑坝寻根的人已经少之又少。长期以来，我们已重新确认了故乡，有了文化认同。若再行强制切割，分离，覆盖都只能是错误。安徽已经因为更名更改区域行政，几乎毁掉了举世闻名的徽州。正如有人调侃，安徽已经无徽。如果现在再从自然地理上切割桐城文化则又是一桩憾事。我的意思，坚守皖江地理，尊重皖江文化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使命。
我注意到，前几年当宿松成为试点省管县时，宿松与安庆之间就发生过短暂的疏离。比如安庆有教研活动都不通知宿松参加了。“省直”管得了宿松许多事？而我们自己又真能自理其事？好长时间里我们都处于失群的孤独中。影响至今的还有宿松跑安庆的班车到现在都没有恢复此前的高速直达。过去全程高速一个半小时就到安庆了；现在都慢慢走105国道摇晃三个半小时。速度就是距离，自然距离的远近关乎心理距离。原因是已较少有公务员去安庆出差，而小商品也有较多人从九江、武汉、合肥发货。这样彼此都吃了亏。如果安庆不在各个领域覆盖古老的宿松，小小宿松自己能玩得转？安庆经济也多少会受到影响。
缺乏文化支撑的区域融合或者切分，并不都有利于经济。环顾世界，有多少结盟和协作？为什么我们要加入WTO,为什么TPP会让中国紧张？区域地理，区域经济，区域文化，民族或者宗教认同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不过眼下，皖江文化的优势并没有被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这使安庆人产生了明显的焦虑，也使安徽人产生了焦虑。因此我们提出这样那样的战略构想，比如融入长三角，呼应长三角产业转移等。我老觉得这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必将丧失自己的文化特性。人家让我们融入了吗？怎样才是融入？我们得了怎样的好处？这不说。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自明清以来的皖江文化其指向是北向京城的，因为那是一个农耕地域里“耕读传家”必然的文化指向。但眼下这种指向发生了逆转，一切都在以经济为中心，在北向的政治指向之外有了更强烈的以经济为中心的长三角指向。急切而焦虑。我们太想上海人带我们玩了，太想把GDP搞上去了。GDP搞上去了又怎么样。记得有次跟市文联主席聊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历史并不承认GDP。文化才是历史磁盘上的大数据。这文化有时候会进一步缩身至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之中。
其实，安庆区域经济自古就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南依长江，我们并未发展出太突出的水上文明，这与整个中国都在水边（海边）止步不前一样，小农经济似乎并不热衷于水域扩张。北依大别山，成为背后的屏障。这之间以水田种植水稻为主，以山地经济和湖泊经济为辅，这样的生存区域非常有利于农耕生态。因此长江和大别山就是皖江文化的边界。东过枞阳，大别山尽，那就是另一种地理。因此，这样的文化其最基础的生态指向就是自给自足的民生。
但现代工业是以基本的区域民生为文化指向的吗？似乎不是。有些东西，是区域民生完全拒绝的。比如一座村庄头跟的高速公路，高铁，跟这个村子有什么关系，只有占地，阻隔和噪音。被拆迁的村落更不用说，当这些农夫脚上没有了泥土的气息，实际上就是在毫无自然感的违和状态下等待死无葬身之地。
发展皖江经济我并不反对。急切一点我也不反对。但那种忽视区域自然地理，忽视区域文化的经济发展，我是反对的。当然，我很清楚，即使我不反对，一时半会也发展不起来。这有事实为证。当我们呼应浦东，呼应长三角的工业文明，所招商引资的企业大部分是被发达城市淘汰的企业。这一点，上海对于安徽，与美国对于中国是一样的。比如宿松招商招来了上海某皮革厂，被安置在临江产业园。那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良田，是中国优质棉生产基地。为什么被安置在临江产业园而不是被安置在县城边上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因为这里多山没有足够的水资源。我想，皖江作为交通渠道，其便捷与低成本都是次要的，便捷取水以及便捷排污则为主要。在我们这里，既然已经落到工业化的后面了，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就不可回避。与其如此，我们要这样的GDP做什么。目前城镇化已成浪潮，遍地工厂，除了或多或少以欺骗的形式洗劫农民的土地，又有多少是真为农民的生存着想的？
我只能深深忧虑。这样的发展与皖江文化原旨之使民众安居乐业，耕读传家理念颇有违逆。这也是对自然地理的违背。当然，这时候的文化焦虑或许只是一种错误情绪。
三、从诗歌《枫香驿》解读皖江文化密码
现在，皖江文化遗存最被政府看重的是黄梅戏。令人感动的是每年都有政府主持的黄梅戏艺术节。各县每年都要投入百万计的人民币创作排练一台戏，然后在艺术节期间去安庆演一场。演完各自回家，散伙。据说，这是为了招商引资，说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这就有些纠缠不清了。我个人以为，现在的黄梅戏它不可能有这样的艺术魅力了，因此也就承担不了这样的现实使命。黄梅戏确实是我们大安庆区域里独自成长起来的大众娱乐艺术品种，是安庆的骄傲。但要知道，这种艺术寄生的土壤只在农耕的民间，是普罗大众的粗浅然而鲜活的娱乐艺术，它自身的民间出身，民间趣味，决定了它独特的个性。个性其实就是局限性。它的唱腔并不适合表现悠远而重大的历史题材，也不能容纳深刻的思想性语言，故而不能制造宏大的震撼的艺术效果，也未必登得了大雅之堂。因为早先以及现在，普通民众并不愿意承受那些过于沉重的美感。他们乐意的就是茶余饭后粗浅的短时间的娱乐。晚饭之后，看个小戏，轻松一下，回去洗洗睡。所以最好的黄梅戏都是一些经典的小戏，诸如《打猪草》《补背搭》《夫妻观灯》《王小六磨豆腐》等等。但在新时期，因为其它娱乐艺术的冲击，黄梅戏的艺术土壤、文化氛围早已被颠覆，难以再生长。所以我个人认为黄梅戏必然是一种难以再度繁华的艺术。我们不如早些将其列入濒危艺术名录，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这应该是一种文化的必然。
我个人看重的皖江文化文体，在当下首推诗歌，其次散文，再次小说，再次版画……安庆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诗歌写作与散文写作所体现出来的规模，风格，成就，在全国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凤毛麟角。但这并不为地方政府所重。今年忽然被怀宁县重视起来的海子，依然是搭台于经济的幌子，而不是致力于文化教育或以寄托大众精神。这里我不展开论述。我看好安庆诗歌写作的原因，不是因为海子之死已经使得海子的诗歌出了名，因而高河查湾，怀宁，安庆也跟着出了名。海子是被写进文学史的人。其实太湖诗人朱湘早就这么死过一回了。我看重的是这些诗人个性的独特，思考的深邃，他们诗歌里寄托的思想文化信息令人回味，久则颤栗。大家不妨跟我一起读一读宿松籍诗人祝凤鸣的诗歌《枫香驿》（诗集《枫香驿》，祝凤鸣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下同）。
枫香驿
朝北的路通往京城
汗淋淋的马在这里更换
少年时我从未见过马
通过我们家乡的驿道
秋天来了 红色的叶子落满路面
枫香驿，在以往的幸福年代
稻田里捆扎干草的
农家姑娘
在一阵旋风过后
总是想象皇帝的模样
我的乡亲们都是穷人
孩子是穷人家的孩子
驿道一程又一程
没有一个人能走到底啊
夜色里飞驰而去的消息
都是官家的消息
随后是冬天，飘雪了
枫香驿便渐渐沉寂下去
在一片寒冷的白色里
很少听得见马蹄哒哒的声音
1989.11.29
此诗系作者代表作之一，最早刊发于1990年1月号《诗歌报》及《中国作家》。后来几乎被所有发表诗歌作品的大型文学刊物转载，并被选入多种全国性诗歌选集。枫香驿是宿松县凉亭镇的一处古老地名。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抒发了诗人某段少年时期的感受，语言与情感都相当质朴，也显得有些忧伤。其色彩和空间感十分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作者以宿松地名为题写下了一系列诗歌作品，都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首诗，每个初中生都可以读懂其字面语义，感受到忧伤的美感。但是，如果我提出，我们不妨从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去解读《枫香驿》，其语义深层就并不简单。它几乎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皖江文化或曰皖江文明的深刻写照。
“枫香驿”，这里是虽不富庶但能够自给自足的村落与田野，“水稻”与“干草”标志了它的农耕文明背景。农耕时代的人民都不太愿意背井离乡而远行，其文化指向则是人之最基础的简单生存，风调雨顺，岁稔年丰，这就好。但劳动的间歇并不影响他们沿着驿道的方向北望京城去“想象皇帝的模样”。横绝中国二百余年的桐城文学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态下北上京城的。桐城文人在劳作之后饱读诗书，他们也见到了皇帝，并因此知道“皇帝的模样”。这是理想的实现。而那匹“汗淋淋的马”和那条“没有一个人能走到底”的驿道则是最神秘的象征，其所指证明了皖江文化其实是一种纯粹的陆地文化，与波涛汹涌的长江并没有多少关联。
这首诗几乎就是安庆文明的隐喻，安庆文明离皇帝有多远？我们发展与发达的瓶颈似乎就是那“出走的道路”。当安庆还没有高速公路，铁路；没有长江大桥；没有大型飞机场，没有快捷的高铁……所有的安庆人都是哀怨而忧伤的。那些“哒哒的马蹄”响彻了无穷的诱惑。而“枫香驿便渐渐沉寂下去”，实质上就是对皖江文明落寞的预言。1952年之后的安庆就是这么沉寂下去的，直至如今，都“在一片寒冷的白色里”。
诗歌的意味，来自诗人简洁的语言之下饱含的思想性以及文化寓意。这是其他艺术文体所没有的。而《枫香驿》这样的诗歌注定就是传统的安庆文明的符号。在充分阅读之后足够唤起我们对于诗歌以及诗人的敬意。我们作为语文教师是不是应该主动去发现并且弘扬这样的诗意呢？这值得拷问。
祝凤鸣的另一首诗歌《鸟巢》也可以放在这里做对比阅读。这是诗人另一首代表作，写于次年，首次发表于《诗歌报》，后亦被反复转载，并被选人《中国诗选》等选集。诗歌主要表达的是作者乡村记忆的心灵景象，真切而迷幻，同样弥漫着一种田园的忧伤。
鸟 巢
在我们乡下
最早的巢建在向阳的坡上
人们在日光里慢慢变黑
我有时深夜去井边
碰见乌鸦和鹭鸶
它们是否与我早逝的姐姐有关
在我们乡下
每棵桐树下都有一个人
你到门外晒衣服
往往能听到大雁的叫声
几千尺花布在空中升得更高
几千盏灯笼——
多少夜我碰见观望星宿的人
在月亮下回家
喉咙里发出斑鸠的声音
他说刚才有一只鸟
朝湖北飞去
在乡下 父亲总是搓着双手
笑着对我说：
房子年久失修，鸟也没有了
那些巢又有什么用
1990．3．10
同样流畅而浅近的语言，但复制了神秘的乡村往事。以“鸟巢”寓意的乡村老屋仅是如此安宁而美好。这样的家园，这样的亲人真的值得我们回望，怀念与厮守。“多少夜我碰见观望星宿的人 在月亮下回家 喉咙里发出斑鸠的声音 他说刚才有一只鸟 朝湖北飞去”这是多么神秘的场景。湖北应该是我们安庆的地理后院。皖江文化也有明显的“荆楚”胎记。最神奇的是早在1990年，诗人就敏锐地预感到若干年后我们这里的农村必然出现“空村”现象。
在乡下 父亲总是搓着双手
笑着对我说：
房子年久失修，鸟也没有了
那些巢又有什么用
是的，“鸟都没有了 那些鸟巢有什么用”。一个地方如果人都走了，我们要那些GDP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皖江文化的焦虑情有可原，但明显错置了焦虑的方向。如今我们指向工业发展，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多少有些慌张。许多年来工业建设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反而劳而无功。一切就是因为误读了皖江文化的精神指向。无论农耕传统如何衰落，无论禅宗文化如何松散，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其实都在“守静”而求“安生”，在文化层面上更多指向了欲望平凡的内心满足。正如有专家指出的皖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它是“重义轻利”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顺而应之，更多地关怀“朴素的民生”。好好守护这里淳朴的人民以及纯净的青山绿水。
经济发展也自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比如宿松，十年之前我们根本不可能招商找来规模庞大的上海某皮革厂。所谓“跨越式发展”，我以为这是当下时代最“反动”的口号。这要细细分析下来，它也是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因为我们必须思考“跨越”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许其与大跃进时代的“冒进”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对此我个人保持相当的警惕。
四、皖江文化的涅槃，兼说诗人海子之死
所谓文化，它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历史并无是非，只有事实。但历史总会遭遇新的语境。在当下，皖江文化肯定会存在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文化”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固定从来都是相对的，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必有新生，必有发展，必有分离，必有融合，必有萎缩，必有消亡……当文化作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我们就不能只习惯于回溯到某种历史语境而夸夸其谈，自满于言说往日的辉煌于世无补。因此，进则生，不进则必然落寞。而某种落寞的文化必然成为生活的阻碍。那么，如何达到适当的和谐，就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了。
比如，当安庆不再作为省会城市，其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发展机遇与往昔肯定不同，久而久之必然会淡出某种中心或前沿的优势位置。即使给你挂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招牌，这也只是对历史的确认，仅仅是现实的背景。而这种现实的背景，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
但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曾经省会城市的安庆，其地理的焦虑就必然成为一个显性问题。我们在等待经济发展机遇的“工业与科技语境”里，困境颇多。比如，我们一度缺乏了交通的坦途，缺乏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关注，而地域保守的农耕文明也使我们安于家乡，缺失了冒险人格。当南有大江阻隔，北有巍峨大山横亘；看看东边，我们远离南京上海；看看西边，我们远离九省通衢的武汉；而作为政治单元的安徽省，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于合肥，新省会合肥将处于各个领域的绝对中心位置，这无可替代。我们不能指望其对于安庆有所眷顾，进而提携，反而可能会保持某种警惕。而很多安庆人对于我们不再是省会城市则满怀怨怼。这是一种可以理解但及其不正确的情绪。它对我们的生活和城市发展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是，不是省会城市不一定就是我们最严重的短板。我承认皖江文化的地理焦虑，我以为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焦虑才会思索对策，受困于这种偏远，才可能谋求出离。
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在阅读海子诗歌的时候，就时常发现这种对于困境的忧伤与思考，以及企图出困的努力。
记得海子写过一首《给安庆》的诗歌。
给安庆
五岁的黎明
五岁的马
你面朝江水
坐下
四处漂泊
向不谙世事的少女
向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姨妹
打听你。谈论你
可能是妹妹
也可能是姐姐
能是婚姻
也可能是友情
1987年
不管诗歌是否有海子个人性的独特际遇在其中，比如或许此诗确实是写给某一个具体人的，只是海子个人化的私情。但今天我们阅读这首诗，确是可以忽略其具体的所指，而仅作某种无所指的阅读。
那么，诗人眼中的安庆是怎样的安庆？他为什么要给安庆写下这样一首诗？这首诗同样弥漫了神秘的忧伤。或许这些忧伤情绪不必具体到某个人狭隘的情绪里，从而确认其具有普遍性。即具有文学的典型意义。众所周知，任何作为个体的诗人都可以是某一时代的代言人。诗人的敏感，敏锐，深刻，以及寓言或者预言性质的言说往往令人心生敬意。他们有时不自觉就站在了时代的焦点，用神秘而感性的语言表达常人难以言说的惆怅，焦虑，以及期盼。
对海子的《给安庆》，宿松籍女诗人汤琼花给出了这样的分析——
这种种的不确定给人的不安，是怎样的一种怅然！只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才能真切地体会到那种荒凉和悲哀，失落与惆怅。平静的文字中已经透出了淡淡地失望与忧伤。绝对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尴尬吧，也许无数次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能接受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忧伤就是这样，像淡淡的风从身边飘过，我们感受到了，但心灵并不急躁，情绪并不波动。
独坐于江边，片刻停驻自己的漂泊，向不谙世事的少女，向心神不定的姨妹所能打听到的绝对已经是不确定了。于是，“我”也只能接受这种不确定，以能预见到的可能性情况来安慰自己的灵魂，忧伤中透着失望，失望中夹杂着某些幻想或者说是希望和期望：可能是姻缘，也可能是友情。
“我”看透了生活，但还是保有着一些生活的希望。于平静的心灵中安然地等待命运的安排吧。诗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强悍的改变现实者，而恰恰是一个柔软的人，在真实的现实面前，除了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一切出现的可能性。
（转自《海子纪念文集海子诗歌读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汤琼花，安徽师大研究生毕业，现为桐城中学语文教师。）
诗人汤琼花说出的话，就是我想说出的话。也是我想从文化地理视角对安庆要说的话。关注这首诗，是因为我感受到海子发现了安庆作为皖江中心城市的寂寞，无奈，以及莫名的忧伤。一切现实处境都不清晰，它有它的往事，但未来并不清晰。但“五岁的黎明 五岁的马”以及“不谙世事的少女”，多么青春的意象。这或许就是诗人心目中故乡安庆迷人的活力。而这些女性的存在，都是人伦之中最温暖的，是不是对于现实和未来某种亲近关系的期盼呢？表面的失落饱含了内心深处热切的关爱。
我喜欢这种忧伤的美感。
后来，海子坚守了自己的思考和品格，但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不愿意再活着。为什么，这是一个谜。我阅读过许多人对于海子之死的解释，但多少有些遗憾。我觉得那些文字距离以安庆为背景的高河，离以皖江文化为背景的安庆，都有些遥远。我的意思，离开安庆，离开皖江文化，是不能准确解释海子之死的。这其中最核心的缘由就是文化的焦虑。
海子他不是一个苟活者。我在2004年写作的散文《从屈原到陶渊明……》（散文集《凝视一切》，吴忌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以及2006年写作的《到海子墓前沉思》（散文集《以痛止痒》，吴忌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都试图从文化的困境解读海子之死，希望有人文学者把海子作为“思想的海子”、“文化的海子”来解读，觉得这比作为诗歌的海子更有意义。
海子之死与肉体的苦痛无关，中国的文明史七千年了，照样使一个思考的诗人心灵不得不破碎。根本的原因是诗人的心中太多了原始的农村意象。海子的思考超越了他家乡的农村事物，超越了他所理解的民族文化沉积。甚至，只要海子从“繁华的”京都回到“凋敝的”查湾农村，这个思想者就注定了痛苦和死亡。麦子一路生长下去，海子的灵魂就在这些原始的意象中战栗。
海子在安庆怀宁的查湾只生活了十五年，即从童年到高中，海子后来一直是北京的海子。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两点，一是海子的影响具备了“文化”的意义，当全国的诗人追赶海子“麦浪”的时候，海子是不可忽视的；当今天诗人们面对海子的深刻思考而自惭贫乏的时候，海子已经建树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与文化。这种影响，我认为并不亚于当年的桐城文派的鼻祖们。
而同样不可忽略的还有，皖江大地作为海子的诗歌背景，作为海子思考的文化背景，怀宁的山地、麦田、村庄在与北京都市的对比中直接产生了海子重要的诗歌题材，诗歌意象，文化情感。这不能不被看到。海子的诗歌是这种文化对比中的诗歌，海子的死亡也就是这种对比中的死亡。这是我们不得不研究的。
海子的文化困境就是安庆的文化困境。是死亡，还是新生。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思考皖江文化的重建问题了。新的皖江文化将指向何方，我们如何出离现实的焦虑以及古老的忧伤，作为语文老师，我们应该好好地思考一番，并且着力提倡，努力地教育晚生后辈。我以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和语文教学应该有正确的文化指向。须知，当年那些桐城派的先驱和建设者几乎都做过教书先生，有人一生都是私塾先生。但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授应试之业，而不“传道”，“解惑”。文化的建树应该就是我们的道义。因此，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有宽阔的文化背景，尤其是皖江文化背景。
我们互勉。
2015年10月24日，星期六，宿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