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认识水平，加强内外传播
——关于“中国诗词大会”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作者
眭谦，江苏镇江人，1966年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美国圣里奥大学MBA。城市品牌、城市文化和文化产业专家。现任职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城市品牌研究室副主任。幼学诗词，雅好艺文，喜以格律诗词翻译西方诗歌。出版个人别集《由枿斋吟稿》（巴蜀书社，2011年）、译诗集《莪默绝句集译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另有译诗集《鲁米玄理绝句三百首》待刊。
《中国诗词大会》在央视黄金时间播放后，社会反响强烈，其重要意义在于中国诗词走出了诗词界和学术圈，进入了大众媒体视野，唤起了更多普通群众对诗词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关注，迈出了诗词大众传播的第一步。
一、节目成功举办的原因
节目之所以成功，从受众角度看，其原因主要是在于诗歌语言及其蕴含的精神价值，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传统文化自身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纷繁复杂，诗词作为其中一个门类，最易于深入浅出，让受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种成功与诗词自身特点也有关。我一向认为，学习国学要从学习诗词入手。这里有四个原因：
（一）诗词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可谓纳须弥于芥子，融四部于一炉，尽管写诗词和做学问是两回事，但看诗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问。
（二）诗词也是学习其它传统古典学问的基础和最佳门径。通过学习诗词，掌握古典语言的训诂和音韵知识，是辨别词义、理解文义的重要方法。
（三）古典之学必须从记诵入手。传统文化经典所使用的文言语体是一种书面标准语，不同于日常口语。记诵诗词是掌握这种书面标准语的最佳途径。这一点中外一理。20世纪初的英国贵族中学学生仍需要大量记诵拉丁语诗句，通过学习格律、写诗来掌握拉丁语。面对一些“背诗大会”的说法，《中国诗词大会》完全可以表明这样一个态度，即记诵是古典之学的基础。
（四）相对于其它国学门类，比如一些儒家与诸子的经典，在诠释方面不容易引起太多争议。
一半是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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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是火焰
二、节目未来如何提高
在大众的喧嚣声中，诗词界专家，尤其是创作专家还是有些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些观点值得节目组未来在策划编排中予以更多考虑。
第一种观点认为，未来节目中应适当增加难度，要有创作环节。因为，记诵不是目的，记诵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作。比如北京大学青年教师、诗词研究专家、诗人张一南女史就认为：
“我们说的‘太浅了’，不是指没有鉴赏的环节，而是指没有创作的环节。为了照顾收视率，我们现在的诗词普及工作可能有点“小看”中国的观众，不太敢把稍有深度的东西放出来。这样也许不能照顾到所有观众的需要。如果多举办几档不同生态位的节目，照顾不同受众的需求，会更好一些。特别是对于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成年观众，我们要相信他们，提供的产品不仅要让他们“够得着”，也要带着他们“跳一跳”，大胆地把大学课堂上一些相对前沿的东西带给他们。”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通过节目更多传播正确的诗词知识，加强社会对诗词的深度认知，培养对诗词正确的态度。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问题以及社会上对传统文化偏颇的态度在诗词领域同样也客观存在。因此，青年诗词才俊邹金灿在《南方周末人物》刊文中提出：
“在诗词引发全民关注的时候，我们似乎更应该把力气用于探求诗词方面的真是真非问题。…….所谓的‘是非’，不只是简单的对错，亦包含了对事实的认知与态度。”
第三种观点认为，节目如果要继续办下去，节目组需要充实在诗词理论研究、美学鉴赏和创作实践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为节目在细节上把好关，避免出现一些低级的错误。比如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吉林省诗词学会会长张福有先生认为：
“中国诗词大会总体上应该肯定，一个诗的国度，从来没有这样广泛而深入地普及诗词知识、焕发诗词热情。几位评委，总体上说也是不错的，知识面很宽，讲评比较得体。最不该的是，集句不合规则，出韵撞韵，不讲粘对，不避重字，大大丢份。自己创作的绝句，无一句是律句，每一句都失律，看出确实是不懂格律。二位确实应该吸取教训。中央电视台或组委会，应将这此问题和意见转告他们。如果明年还办，就不应再重复这些低级的错误，大煞风景。”
著名诗词家曾少立先生也批评说：
“这虽然是个背诗的节目，但评委点评时，如果一不小心涉及格律声韵这些东西，没有写作经验的评委立马就露了原形。诗词是一门实践体悟之学，不会写真的能很好地赏析吗？”
总体来说，目前我们仍需要继续不断提高对诗词的认识水平，不要把对诗词的理解停留在诗歌层面。我个人对节目组想提两点建议，一是通过节目，对内培养大众对诗词古典规范的正确态度，二是通过弘扬诗词文化，加强国家文化形象的对外传播。
三、对内加强对诗词古典规范的认识
诗词既然是古典之学，那么在诗词创作中遵守古典规范应该成为诗词界的共识。我这里提出的古典规范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指语体上遵循文言文写作的规范。
文言文是脱离口语的标准化、规范性的书面语，其写作语言在词汇、语法上都有其独特的要求和特殊规律，违背这些规律将有碍于意义的正确表达和理解。文言文是承载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载体，具有很强的语言规范性，与之相配套的是一套典范性的文字系统。文言文是现代汉语语源所在，它的存在是汉语语言维持纯洁性的基本保证，这里不作过多论述。
二是指格律与用韵上遵循古典语音规范。
形式与内容并重是中外所有古典之学的共同特征。因此，格律音韵规范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而是一个与诗歌创作内容同等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世界各国古典诗歌都是相通的。我们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创作古典格律诗而不遵守其规范的知名诗人。更重要的是，平仄则是中国汉语传统诗歌区别于国外格律诗歌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由于汉语语言的独特性所决定的。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也就是说声调是具有辨义作用，与声母、韵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声、韵、调语音结构。
任何一个国家里，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都是最讲求语言严谨、规范与精确的文学形式和艺术形式。一种语言的纯洁性和规范性在诗歌中最能够得到体现。也因此，前人在语文教育中高度重视声韵的重要性。1932年，陈寅恪先生致信给刘文典论汉语语文教育（《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说：“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
遵守古典规范，不是反对创新或新变。词不必遵守近体诗的规范，曲不必遵守词的规范。但是词不能说自己就是诗，曲不能说自己就是词。同样，今天也可以不遵守诗词曲的传统规范、或自定规范而新创一体，但不应该把这种新创作品僭用传统诗词曲的名号。名实混淆，不利于中华诗词的普及教育和对内对外传播。
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一提起诗歌总以为是不讲求声韵格律等形式要素的“新诗”，却不知道这种自由诗（Free
Verse）的历史仅有一百多年。中外诗歌以格律声韵为重要特征的历史要远大于此。希望“诗词大会”这样的节目有助于扭转社会大众的误解和偏见，形成尊重古典写作规范的良好社会风气。
目前作为一台寓教于乐的大众娱乐节目，在遵守古典规范问题上，诗词大会也可以不持立场，但要注意避免不适当地误导。例如，诗词大会上某位评委做了一首集句：“人间有味是清欢，照水红蕖细细香。长恨此身非吾有，此心安处是吾乡。”有诗词作者指出，该“集句”存在以下五大错误：
1、第一句不是仄声字结尾，都是要押韵的。
2、二十八个字，两个字重复使用。
3、第三句搞错平仄
4、四句话没押韵。押韵的两个字撞韵。
5、这首诗所集的四句，没有关联性。
面对善意批评，这位评委在微博连续发了如下三首所谓“七绝”：
不观恶犬吠柴门，不与二虫费精神。
风送上元春正好，君同万物养清醇。
文人骚客最偏狭，元祐党争实败家。
千古难寻苏学士，襟怀百丈在天涯。
投荒万里过渠沟，牢狱一身谁似囚？
报道先生春睡美，小人算计甚仇愁。
在这些缺乏诗意、用词粗俗且多不合写作规范的拼凑文字中，该评委用二虫、恶犬、小人等不堪的讥讽词汇对批评者进行回击，讽刺批评者为“自留地诗人”。他的大概意思是，批评者把古典学问当作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容他以创新的形式染指。
个人认为，这种行为给“诗词大会”节目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普通群众往往迷信专家，同时又对央视高度信任，甚至会把中央电视台的声音视为中央的声音。他们会误以为评委的立场即节目的立场，节目的立场即央视的立场。如此一来，评委个人对诗词古典规范的不当态度，就会被误以为得到央视的背书。并且，这与前面提到的通过“诗词大会”节目、鼓励诗词创作、提高创作水平、培养对诗词的正确认识等目标都背道而驰。因此，对于一些诗词作者提出希望不懂行的评委离开节目，这一点我个人表示理解和支持。
四、对外借助诗词传播国家文化形象
诗歌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中，诗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应该成为促进人文互通、传播中国文化形象重要的国家级文化符号。央视“诗词大会”这个节目在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这里我介绍两个东方诗歌文化进入欧美文化艺术领域的案例，一个案例是日本的俳句，一个案例是波斯的鲁拜，目前俳句HAIKU和鲁拜RUBáIYáT这两个词已经被收录进西方语言的外来语词汇中。
日本俳句进入西方主流文学
首先说日本的俳句。因为俳句的短小、谐趣，这种诗歌形式在西方风靡一时，欧洲各国甚至澳大利亚的许多地方都有俳句协会，他们都是采用俳句的格律规范，使用本国母语来创作。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一生写了一百六十多首诗，其中就有不少俳句。美国“垮掉派”文学运动灵魂人物杰克·凯鲁亚克用英语创作了700多首俳句。20世纪，来自瑞典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同样爱好俳句。他去世后，他的作品以“印记”为名结集出版。欧盟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也是俳句爱好者，出版了用他的母语—荷兰语写成俳句集。他的引路人则是有“比利时俳句之父”之称的天主教神父麦索顿，他于1950年至1960年间在比利时佛兰德地区面向学校的广播节目中介绍俳句。荷兰杂志《燧石》自1980年创刊以来，每年出版4期，是欧洲最早开始研究俳句的杂志。不少西方文化学者，都专门研究过俳句，如罗兰·巴特从符号学角度写过相关学术专著。直至今日，俳句在西方文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俳句在西方的传播值得我们借鉴。同样，中华诗词的东方美学价值也值得国内外文化学者深入挖掘和研究。“诗词大会”未来如何引发国际受众的关注也需要我们研究策划。
鲁拜在西方形成的波斯文化旋风
其次说鲁拜。鲁拜，是一个进入现代波斯语的阿拉伯语词汇，意译为“四行诗”，但它是波斯独有的一种传统诗体，格律规范形式与我们的绝句非常相似，每首四句，每句音节数固定，一、二、四押韵。关于鲁拜与绝句之间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意大利学者包泥沙和我国翻译家杨宪益、波斯文学专家穆宏燕都有过探讨。伊朗学者坚决否定鲁拜受到绝句的影响，一方面出于维护本国文学的尊严与独立性，另一方面相关论据的确尚不充分。自19世纪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将古代波斯诗人莪默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波斯鲁拜进入西方人的视野。由于菲氏高超的翻译技巧，莪默的鲁拜又迅速被翻译成其它欧洲语言。经由菲氏英译本，莪默的作品被翻译成（包括汉语在内）85种语言，从而成为世界文学精品，相关研究资料达两三千种，其诗歌内容也给许多西方艺术家带来创造性的灵感。另一位古代波斯诗人的鲁米-莫拉维的作品同样也进入欧美文学艺术领域，包括现代摇滚、当代艺术等方面，甚至一度进入畅销图书排行榜。这一方面显示出古典诗歌在西方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另一方面也表明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
近些年，我用严谨的近体绝句形式翻译了近千首莪默和鲁米-莫拉维两位古波斯诗人的作品。其中莪默作品已经出版。伊朗古典诗歌都具有复杂严密的格律、押韵和修辞规范，驾驭格律需要有极高的语言技巧和思辨能力，诗人在伊朗享有崇高的荣誉，国家也将大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视为珍宝，非常重视其对外宣传。拙译《莪默绝句集译笺》出版后，伊朗驻华机构非常关注，文化参赞和驻上海文化专员分别出席了专家研讨会和新书发布会。
可以说古典诗歌很大一部分价值即蕴藏在古典写作规范和语言形式之中。上述两个案例也可以看出，格律规范或形式规范是诗歌传播价值的主要支撑点之一。对外诗词传播，诗词的古典规范是传播重点。希望“诗词大会”节目组能够在这方面有明确的态度，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诗歌回归古典规范与美国“新形式主义”
目前，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顺应了国际上文化领域复归传统的潮流。从国际范围来看，古典诗歌也呈现出复兴的趋势。比如，美国作为自由诗（Free
Verse）的发源地，传统的古典格律诗正呈现迅猛发展的趋势。根据近期刘放斋在一篇博文中的介绍，即便在在惠特曼之后，创作古典格律诗的诗人依然大有人在，依然在尝试探索旧体诗的各种可能性。80年代，“新形式主义”（New
Formalism，或可译为新格律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潮在美国诗坛出现，号召通过回归古典的格律、声韵与美学范式，重振诗歌的灵魂，向自由诗的霸权地位发起了挑战。
在《新形式主义笺释》中，新形式主义的领军人、美国诗人、作家麦克尔·戴纳·焦尔指出：“八十年代美国诗歌的真实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它们是：诗歌语言的劣质化、抒情的罗嗦化、自白诗的破产、构建新的诗歌叙事的美学范式的失败和对当代诗歌文本的音律追求的粗暴否定。旧体诗形式的复兴将成为美国诗歌对这一令人焦虑的状况的唯一回应”。
美国在70-80年代以后，古典诗歌诗集、刊物和理论纷纷出现。古典诗歌创作教材如《格律诗谱》（Book
of Forms），也卖得十分火热。1996年出版的当代美国古典诗歌选本《反叛的天使：25位新形式主义诗人》序言中，编者写道：“不足为奇的是，近年美国诗坛最显著的发展，在于格律、声韵、叙事在青年诗人中的回归。这一回归是在漫长的对诗的语言中的这些本质元素的压制后出现的”。到20世纪末期，美国古典诗歌创作越来越流行，包括别集与选集的出版物也随之增多。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鲁米-莫拉维这样的东方古典诗歌在美国大行其道这类文化现象，原因就不难理解。
我们应该把握好国内外诗歌回归古典传统规范的潮流和机遇，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确定的目标要求，加大诗词的社会传播力度，营造崇尚高雅、尊重古典的社会氛围，在国内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形成，同时又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发挥重要的助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