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刘绍棠身后为何如此萧瑟？
丁启阵
儒林村 · 刘绍棠墓
当代文学不在我的学术研究范围之内，但毕竟从小爱读“闲书”——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诗歌还是散文，家乡父老一律称之为闲书；大学念的是中文系，可以名正言顺地由着性子阅读闲书。因此，当代文学作品，也颇读了一些。
当代作家作品中，刘绍棠的中短篇小说，我一直比较喜欢读。他以自己家乡通县（旧属河北省，今为北京市通州区）位于京杭大运河边的村庄——儒林村为故事背景、若干村民为人物原型创作的小说，《蒲柳人家》、《青枝绿叶》、《蛾眉》、《小荷才露尖尖角》等中短篇小说，我都有愉快美好的阅读记忆。
钱钟书先生也喜欢阅读刘绍棠的小说，据说他讲过如下一番话：“阅读欣赏刘绍棠的小说，就好比坐在各种名贵佳肴样样俱全的盛大宴会的餐桌边，每样菜都吸引你吃，使你不知如何下筷才好”。我的感觉，跟钱先生不同，我不是联想到吃，而是联想到玩耍。刘绍棠小说中，北方傍运河边村庄的风物景致，生动鲜活的男女人物，富有生活气息的民间俗语，在我这个江南出生长大的读者看来，陌生而有趣。掩卷思之，不禁心驰神往。“花街是个小村，几十户人家却分布在三道沙冈上；这三道沙冈过去叫龙头、熊腰、凤尾，各自相隔一条窄窄的河汊子，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景。”“村庄四外，杨、柳、桑、枣、榆、槐，绿树浓荫，白天不见人影，夜晚不见灯光。”（《小荷才露尖尖角》）——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童年少年玩耍的地方。
近年，不知道是出于“老重故乡情”，乡愁意识大面积觉醒的缘故，还是有了四轮代步工具，行走变快捷了的原因，我对寻访刘绍棠的运河村庄，产生了浓厚的兴致。只因浮生劳碌，几次想去寻访，都有事耽搁，未能如愿。直到三天前，才得尝夙愿。
早已在网上搜索过，知道刘绍棠的村庄名叫儒林。听从导航指挥，很顺利就找到了儒林村。本以为，到了村庄，会有醒目的路标，指引刘绍棠故居和坟墓所在。出乎意料，穿过整个村庄，都没有看到任何跟刘绍棠有关的指示标牌。于是，掉头返回到村委会大门口。下车后看见一位老人在村委会大铁门上压腿。我上前搭讪，问：“老先生，您这是练的什么功夫？”老人看了我一眼，笑着回答说：“锻炼身体。”我向他打听刘绍棠的坟墓所在，老人顿时来了精神，脱口说出刘绍棠几篇代表作的名字，还背了几句刘绍棠作品中的句子：“这个村庄叫细柳营，村东北运河，村西京津公路，方圆左右一片肥田沃土”，“河边绿柳垂杨，杂花生树，远瞧近看，风景如画”。这是短篇小说《蛾眉》中的句子。这时，村委会里又走出一位老者，两人异口同声地给我指示刘绍棠坟墓所在：“向南走，过了桥洞五十米，右手路边，正好是阳光酒店对面。有块大石碑，很容易看到。”
其实并不容易看到，因为石碑既不高大，形制也不太像一座坟墓。公路边，一条水泥块铺成的笔直小路，有二三十米长，伸向果园方向；小路尽头，大半圈石砌矮墙，矮墙内有两株三四米高的柏树。走近了，方确认是刘绍棠的坟墓。正对着公路方向，一米宽、半米高的石碑，是墓碑，金色文字记载着“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的生平事迹；右手边是坟墓，两株柏树，栽种在隆起只半米左右的土堆两侧；土堆前方叠置着四五块白色石头，底下一块最大，上边刻着一行小字，凑近了细看，是“大运河之子”五个字；墓前有个像是供案的水泥板搭成的小台子；左右两侧和前方，有四个水泥板凳子，摆放比较随意，不太对称。说实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寒酸的名人坟墓。我家乡普通村民的坟墓，看起来都要比它更像坟墓一些。
拍了几张照片，稍作逗留，我们就返回村里，寻访刘绍棠故居。在一个小店，买了几样饮料小吃。本想顺便打听一下刘绍棠故居的情况，不料小店生意不错，鱼贯进去两三拨顾客，店主忙于应付买卖。我们只好出来，向三个站在路边闲聊的人打听。其中一个，年轻些的，是驻村警察，另外两个年长些的，臂上戴着红袖章，是配合警察工作的治安志愿者。
这三个人的语气，跟村委会门口的那两位老人有所不同。见我们打听刘绍棠故居，倒也颇为热情，告诉我们，刘绍棠住过的房子，早就拆了重建，而且重建过好几回，完全不是原先的样子了。他们指给我们刘绍棠住过的位置，并且告诉我们，那一片现在都是刘绍棠家族的人住着，说这个村子姓刘的不少。我为村里没有保存刘绍棠故居原貌，没有弄个纪念馆之类东西感到遗憾，问为什么会这样。比较健谈的警察，神情有些不屑地说，刘绍棠生前并没有为村里做过什么事情，村里人没有理由念他的好。大概觉得警察的说法有些刻薄，一位年长者打圆场说，可能是刘绍棠死得太早，只活了六十一岁，当了二十年右派，恢复工作时间不长，没来及给村里做好事。（这位年长者所说，当然值得商榷。刘绍棠是1979年得到平反恢复工作，死于1996年，其间有十七年的时间）这位年长者对刘绍棠当年的写作情况相当熟悉，说自己当年进过刘绍棠家，破土炕上堆满了小说原稿。我问他们，知不知道杨广芹的情况。他们都笑了，说我什么都知道。“她结婚离开村子已经二十多年了，有外地来参观的团体，她偶尔也回来，给讲讲。”警察说。他们对每年清明节，总有成群结队的浙江、广东人，坐着大轿子车，带着鲜花，大老远跑到刘绍棠坟前，水泥凳子上一坐大半天，表示不解：“那么一小破坟，四周荒凉，有什么可坐的？”
这跟我以前从书面资料中所了解的情况，有较大的出入。
刘绍棠被错划右派后，回到家乡当社员，一住就是二十年。十年文革期间，刘绍棠也没有中断写作，趴在荒屋寒舍的土炕沿上写出《地火》《春草》《狼烟》等长篇小说。刘绍棠曾作诗道：“芬芳故乡土，深深扎我根；运河水灵秀，哺育我成人”。刘绍棠引以为骄傲的有两个独一无二：一是他所有作品都是写自己的乡土，二是前后在自己的小村子里生活了三十年。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工作后的刘绍棠曾说：“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刘绍棠妻子曾彩美在他世后，曾描绘过刘绍棠跟家乡人民的美好关系，称刘绍棠得到过家乡人民的同情、保护和抚慰。她说：“大运河的乡土养活了绍棠，绍棠没有忘本，用一生心血创作了大运河乡土文学，奉献给大运河”，“没有儒林村的父老乡亲，就没有刘绍棠今天的成就”。1992年5月，通县建立刘绍棠文库，并且树立了一块“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纪念碑，表彰他文学上的贡献以及给家乡带来的荣誉。
刘绍棠当然不是完人，他早年因为年轻气盛，大胆敢言，曾遭到过茅盾、老舍、周扬、郭沫若等前辈文学家的批判——郭沫若说他是“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也曾受到赏识爱护他的高层领导胡耀邦的严肃批评；文革之后，刘绍棠跟自己早年风格截然不同的一些说法，用强壮的人不能吃苍蝇说明反对“精神污染”的必要性，用不能因为儿时被母亲打过便怨恨母亲比喻当年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不应该对党和政府心怀愤懑，诸如此类，也让许多人感到不满。
刘绍棠生前，那时还挺年轻的我，曾在会议上见过他一两面。坐在轮椅上的中年刘绍棠，走到哪里，都被成群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文学女青年簇拥着，笑容可掬，容光焕发。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对刘绍棠小说的喜爱。对我而言，阅读刘绍棠的乡土小说，一直是件愉快的事情。正是这点喜爱之情，使我在看过儒林村的情况后，心中颇有怅然若失的感觉。我认为，儒林村的许多人，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刘绍棠的价值，他们实用主义的想法是短视的。我家乡浙江省，乡村多有展示当地文化的设施，文化上稍有成绩（包括考上名牌大学）的本村人物都会在显眼处被隆重介绍，图文并茂。像刘绍棠这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作家，多半会开辟专门的展室，进行介绍。
在返回的路上，我跟妻子说了一个想法：假如自己有足够的财力，或者有土豪愿意出资，我真想在儒林村开发一个刘绍棠乡土文学园之类的东西，供各地文学爱好者体验、缅怀、游憩。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一样，二十世纪北方运河边村庄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的真实场景，都具有相当的魅力，都是愿意在其中盘桓流连一番的。至少，那些清明期间不远数千里、从浙江广东等南方省份来儒林村刘绍棠墓前一坐大半天的人们，是会喜欢这样一个地方的！
201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