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疼——张楚小说《樱桃记》之印象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要承受一种伤痛的话，请不要急于打开他的小说。如果你有洁癖，看到一只苍蝇就会吓得晕过去，那么，请离他的小说远些，再远些。如果是为了工作之余的休闲，你别期待着能够在他文字的森林中听到鸟语，闻到花香。如果是为了青春时期的恋爱，你也别奢望着在他文字的城堡中找到一位谦谦君子，或者一位君子好求的窈窕淑女。如果是为了找到人生的智慧，你也别指望在他文字的蜂巢里随手就能拣出一句明晃晃的哲理。总之，一切温柔、婉转、缠绵、悱恻、妩媚、倜傥、光芒等等，都被隔绝于文字之外。他为人们打开的是一只潘多拉的魔盒，你会无比清晰地看到，善良的人怎样无助地在这个魔盒中挣扎，却最终无法改变已经注定的噩运。”
　　我的语气是不是吓着你了？我说的是张楚的小说，“到处都是垃圾，散发着腐烂变质的霉味儿，让人胸闷，透不过气来。苍蝇，蚊子，臭虫，老鼠”。这是我读张楚小说的最初印象，也是经过反复回味之后越来越强烈的印象。也许我不应该那样，心无旁骛地，一口气将他厚厚的一本小说集全部读完。昏天黑地之中，掩卷长思，没有一点儿甜蜜留于舌尖，只有越来越混沌的苦涩，浓得化不开，化不开，就像窗外重重的的暮霭。也许我可以试着，一边小口小口地嘬着咖啡，一边慢慢地在他的小说中消遣时光，我喜欢掺着芳香的苦涩，或者杂着苦涩的芳香。但是，可能吗？要么咖啡凉了，要么书被搁置起来。温情缱绻如村上春树之《挪威的森林》，最适合将身体浸在阳光里读，嘴里嚼着泡泡糖。苦涩惨淡如余华的《活着》，则适合在静夜里默读，没有任何嘈杂打扰，即使读者小声地啜泣，也不用担心打扰了谁。张楚的小说应该类似于后者，但是比余华心中多一些阳光。
　　读张楚的小说，禁不住想写点儿什么，但是，不敢立即下笔，因为我怕产下一个怪诞的婴儿，不伦不类，毕竟，我不是写文学评论的专家能手，强行为之，遗笑大方事小，砸了张楚小说的牌子其罪过就大了。当代，像张楚这样优秀的青年小说家可谓凤毛麟角。
　　读张楚的小说，能够感受到一股锐气，坚硬、冷艳的锋芒藏在文字背后，确切地说，是藏在故事之中，却又不落痕迹。仔细琢磨，你会觉得，一双洞悉秋毫的冷眼，正以犀利的目光探照灯一般，扫射周围的世界。于是，黑暗中的龌龊，就成了干枯河床上的卵石，暴露无遗。而被龌龊包围着的、几乎被龌龊淹没的、虫吟一般微弱的珠光，也因之闪烁在人们眼前。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曲别针》中的志国无疑是最成功的。他有着极其复杂的性格，同时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志国首先是一位极具才华的诗人，能够写出“雪终将覆盖大地  /就像新婚之夜/ 男人终将覆盖女人”这样具有深刻哲理的诗句，还能够写出“让你的泪落在我的脚趾上/ 让你心室的血/ 流在我的灵魂上”这样极具柔情的爱情诗。志国心灵手巧，手不时地插在口袋里，用曲别针捏出铁锹、女孩子头像之类的小东西（心理分析学家早就指出，每个人都具有艺术家的天分与潜质）。志国是一个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商人，一个不太称职的丈夫，一个在寻欢时还能看报纸的嫖客（所谓食色性也，有时突出地表现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以及对众多女性的占有——不是爱）。志国还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深刻地爱着自己的女儿拉拉，他辛辛苦苦地做生意就是为了支付女儿昂贵的医药费。而与此同时，志国也是一位残暴的杀人犯，他居然可以把一个刚刚还运动在他身体上的女人“像玩具似的在地板上摔来摔去”，直到“一摊黑色的血粘着她浅黄色的短头发”。之后，“他踢了踢女人的屁股……有点伤心地琢磨，也许，她再也不会骑在那些男人的身体上，做垂直活塞运动了”。如此若无其事，冷酷的幽默，仿佛一个杀人如麻的惯犯，真个让人不寒而栗。近乎荒诞的是，引起志国杀人冲动的原因竟然是，那个女人抢了他的水晶珠琏，一个价值仅仅四元的地摊货——那是亲爱的女儿拉拉送给他的礼物。上帝和魔鬼的血液混杂着流通在人的脉管里，在时与势的伴奏下，让人时而美丽如天上的满月，时而丑陋如青面獠牙的鬼使神差。其变幻的速度也恰似川剧中的变脸——据说最快速度是一分钟变了41张脸。应该说，在志国身上混杂了一切作为人——尤其是男人的多种可能性。这个角色的塑造具有非凡的意义，它甚至可以成为考察人性的标本。
　　上中学时学过一个成语，叫投鼠忌器，那时天真地想：“等老鼠从器上下来的时候再消灭它不是很好？”人到中年才发现，其实那鼠，也是自家粮仓里养大的，而且，鼠已经大得可以抱住器来掩护自己。于是，我们瞠目结舌，什么时候“器”成了鼠用之砸向我们的“武器”？以爱的名义贪婪地占有，以爱的名义无情地摧残，以爱的名义恶毒地戕杀……于是我们面临一个难题：当上帝变成魔鬼，我们是应该绞杀它，还是应该豢养它？
　　就叙述的角度而言，张楚似乎特别偏爱用第一人称。我细心地看了看他的小说集《樱桃记》，里面一共收录了他的15篇小说，其中有7篇在叙述时都使用了第一人称。使用第一人称写作，以“我”的眼光来打量世界，以“我”的口吻来讲述世界，这无疑会带给人一种现场感和真实感，使读者也在不知不觉中站到“我”的立场上，和“我”一起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分析世界、体验世界。而在不同篇目的小说中，“我”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因此“我”也就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眼光、站在个自不同的立场上来打量世界。也因此，“我”（读者和“我”一起）看到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我”窥测到斑斓十色的人性，“我”在各种各样的处境中体验着人生各种各样的感受。在文字搭建的风景区内，“我”无疑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作用：作为导游，“我”领着读者一起参观景点，评与说。同时，“我”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被人评与说——读者痴迷时，融入“我”之中，幸福着“我”的幸福，痛苦着“我”的痛苦；读者清醒时，跳出“我”之外，审视作为人类一员的“我”的幸福，评判处于世界中心（即小说核心）的“我”的痛苦。这便是由“我”来叙述故事的最大好处吧。我一向喜欢小说的作者用第一人称讲述。
　　当我终于决定为张楚的小说写点什么的时候，思来想去，觉得以一个“疼”字做题目最恰当。疼，是张楚小说带给我的最直接、最生动、最具体、最深刻的感受。其次，还混杂着压抑、无奈、悲伤、愤怒等等，它们共同为虎作伥地加剧“疼”的程度，让人逐渐感觉到被撕裂一般。很巧合的是，张楚有一篇小说的题目正好就叫《疼》。
　　在欢场上混得人老珠黄的杨玉英，薄有积蓄之后金盆洗手，打算与小自己六岁的男人马可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踏踏实实地过正常人的生活。为此，她不辞辛苦地工作，“跑过保险，直销过安利，还卖过一种治疗腰间盘突出的紫薇星治疗仪……好像能推销的东西她都做过，而且业绩比一般人还好。”她一心一意地爱着马可，为他筑巢，并且怀上了他的孩子，她憧憬并暗暗筹划着美好的未来。可是她并不知道，与此同时，一场阴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阴谋的策划者、组织实施者正是她痴心爱着的马可……马可并不想伤害她，只想要得到她的钱，然后去做一笔大生意？还是甩掉她？我们无从得知。偏偏一个白痴人物刘敬明，为了拿回丢在“抢劫”现场的一个玩偶蜡笔小新，而制造了惊人的一幕惨剧：“他说她干嘛不让他拿走床下的蜡笔小新呢，他说她不知道小新睡在地板上会害怕吗？他说她还用脚踩小新，他说她不光用脚踩小新还用脚踹了他裤裆，他说他没想用刀砍她，是她先用菜刀吓唬他的，他说她不砍她她就会砍了他，他只好先用菜刀砍了她的脖子，这样他就能带着小新安全地回家了……”为了一个玩偶，居然可以杀掉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智障者（其实是自私。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少吗）荒诞不经的逻辑，我们以何做答？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当杨玉英身体里的温度一点点消失殆尽的时候，时代广场上，一排排烟花却突然盛开起来。“马可想，一定是哪家商场在搞文艺汇演了，他们总是在夜晚的广场上演出些可笑的剧目，也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当又一簇耀眼的烟花在黑幕中乍然怒放时，马可借着色彩斑斓的光亮看了看杨玉英的脸。她的眼睛紧闭着，两行清泪顺着她逐渐萎缩的鼻翼，静静流到她干瘪的嘴唇上。马可不知道这泪是他的，还是她的。”
　　如此，小说《疼》的结局安排得十分巧妙，却又不像是刻意为之。我想，烟花在此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那么耀眼，就像生命的花开。然而它的眩目又那么短促，仅仅是一瞬间的闪亮，生命不也是如此？想到这些，你的心能不疼吗？更加让人心痛的是，杨玉英的生命是未及燃放的烟花，提前被人抽走了导火索。如果你看到一朵在料峭春寒中孕育了很久的花朵，在终于要开放时却被人恶毒地打落于地，你会不会有疼的感觉？对于杨玉英来说，烟花一般的美丽永远是属于别人的，与她无关。她的希望未及成形就破灭了。
　　张楚小说，最能引起人疼感的，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疼》之外，还有《长发》、《樱桃记》、《草莓冰山》、《惘事记》。它们共同表达了作者的悲悯。
　　《长发》中的王小丽是一个朴素得像泥土一样的女人，在生活中不断地被别人——包括她的亲人们——鄙视着，轻蔑着。而她也终于没有逃脱被人踩踏和羞辱的命运。为了给自己办一件像样的嫁妆，她只好选择卖掉留了多年的心爱的长发，为了能多拿到二百块钱，她反复地与住在梅镇垃圾场附近的“南方人”计较着，但最终还是算计不过精明的“南方人”，在卖掉长发，如愿以偿地拿到五百块钱时，她绝然想不到“南方人”会把她按倒在床上。“这个拐着条腿的男人，匍匐在她身体上每冲刺一下就唠叨句鸟语，后来她方才听清，‘二十块……四十块……六十块……’在他那五百块钱尚未花完之前，王小丽疯狂地挺抖着身体，‘我只想买辆摩托车’，她想，‘我要结婚了。我只想要个好点的嫁妆……’”
　　至此，王小丽的苦难似乎已经达到了高潮，你会因为同情她不幸的遭遇而让自己心疼吧？接下来，张楚的笔触会让你更疼：“在男人越来越疯狂的喘息声中，她（王小丽）没有喊叫，只是抠出嘴里的抹布，然后恍惚着摸摸胸脯。那五百块钱还在硬扎扎地暖着心脏，她的心放下了。这样，她一只手摸着男人上下涌动的头发，一只手箍着乳房，眼睛木木地盯着窗外臃肿的雪。像小时候看到的雪一样，它们旋转着，轻盈地扑到玻璃冰花上。”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被强暴是一件多么不堪忍受的事情，可是王小丽此刻最惦记的却是她卖掉长发应得的钱。当她确知“五百块钱还在硬扎扎地暖着心脏”时，“她的心放下了”，甚至于，“她一只手摸着男人上下涌动的头发”，似乎他带给她的不是羞辱，而是幸福。那么，他带给她的究竟是不是幸福呢？也很难说清楚。一个离了婚又正准备再婚的女人，王小丽，第一个丈夫性无能，在离婚时又抢光了她所有的财产，第二个（准）丈夫又宁愿和别的女人上床也不碰她一下。她连做一个女人最简单的幸福都那么难以得到……她得罪哪位命运大神了？至此，小说在高潮中结束了，留给人不住的惊叹与唏嘘。
　　《樱桃记》中樱桃的不幸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表面看起来她的不幸最初源自于她长了一只与众不同右手。她的右手只长了三根指头，那三根手指肥硕白皙鸭蹼似的结成一个奇异的肉团。想来就是这只奇异的右手引起别人特别的关注吧？清水镇上的小流氓都欺负她，放学后将她围堵墙角，揪她的头发，踢她的屁股，强硬地让她伸出那只难看的右手，向她胸脯凶巴巴地捶两拳，用红领巾勒住她的额头，让她看上去更加像个白痴，然后，就骂骂咧咧地散伙……比受小流氓折磨更不幸的是家庭：母亲是个不会笑的女人，天天坐在缝纫机前，佝偻着背，“咯得咯得”地踩着脚踏板，缝制宽大的阿拉伯睡袍。继父在离家二百里的煤矿上，个把月回来一趟，等他把沾着黑色煤渣的食物塞给樱桃时，他会拍拍樱桃的肩膀，说，樱桃，去找同学玩吧。然后就和母亲进了屋子，拉上窗帘……樱桃有了弟弟，没有了看电视的时间。樱桃在孤独和沉闷中渐渐长大以后，喜欢上了昔日的死对头罗小军，罗小军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她。为了帮罗小军搜集他喜欢的地图，樱桃不得不求助于继父，继父人面兽心的一面终于暴露出来……
　　在《草莓冰山》和《惘事记》中，作者以“我”的视角，讲述了“小东西”和“老鸦头”的不幸。“小东西”作为一场不正常婚姻关系的产物，过早地经受着人世的寒霜，并把这寒霜积蓄为内心的冰：她拿了把破工具刀，割樱桃小丸子。她已经把樱桃小丸子的肚子剖开了，撕扯着肚子里柔软细碎的海绵，她继续去割樱桃小丸子的脖子。然后她一把就将樱桃小丸子的脑袋拧了下来。本来，“我”是预备着要把刚买的南京板鸭送给小东西的，“我”让她叫我叔叔，她却用手撕扯着海绵，盯着地面上自己的影子说‘贱……货……婊……子……’。 “老鸦头”是个倒了八辈子霉的人，丈夫早亡，她一个人拉扯四个儿子。三个儿子结婚生子后，对“老鸦头”平时不靠前，过年过节也舍不得给她一分钱，“老鸦头”只好靠村里人的周济、乞讨为生，或者凭着手气不错、和庄里的老太太们打打牌赢俩小钱度日。和她一起生活的是他的小儿子，二十六岁，白天也不穿衣服，怕生人，有恐光症，整天呆在厢房里，吃、喝、拉、撒、睡，“这和一头猪有什么区别呢”？许是“老鸦头”实在活够了，当她听村长说，谁要能为村里的杀人案提供线索就奖励给谁二百块钱时，她态度坚决地“投案自首”——当然，她是在从村长手中接过二百块钱后自首的。结果，被资深的女警察王姐一语道破天机：“根本不是你杀的！你只是活够了……一个活够了的人，找到了死的门路，还有钱可赚，这样的好事倒真不多。”王姐何以如此精明？小说的结尾处给我们揭示了答案，是相同的命运给了她们相同的感受——原来王姐不仅是一个寡妇（她的丈夫死于车祸），而且也是一个白痴患者的母亲。小说以短短的篇幅，叙述了两个女人不幸的命运，揪得人心痛不已。
　　就个体生命而言，不幸或许只是一个偶然。偶然地，某种不幸落在了“小东西”头上，偶然地，某种不幸落在了“老鸦头”头上。但是，就生命的整体而言，不幸又是一种必然。上帝怎么能容忍人类完美得如同自己一般呢？它总要制造各种疾病、痛苦、丑陋遍布于人间。于是，我们看到，总有许多不幸的人在泥淖中挣扎，像王小丽，像樱桃。作为标本，她们让人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痛与无奈。
　　就小说的主题而言，张楚总是抓住人生的“痛与无奈”来构建他小说的框架，于是，我们看到张楚笔下的人间便如同地狱一般。
　　像张楚这样把人间描写成“地狱”，怕是有很多人在情感上不能接受，譬如说我吧，一边读他的小说，一边在心里责备他：“你就不能把人间写得美好一点儿？干嘛一定要像是跟笔下的人物有过结似的，把他（她）们都安排成悲剧的结局？到处一片阴霾，让读者很难看到生活中的阳光。”这样责问之后，我又禁不住开始为他辩护：“难道他写的不是人间真实的存在吗？难道我们有权利出于一己之良好愿望就要求小说家虚构人间喜剧吗？如果在文学中我们都不能接受人间的丑恶，我们又何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疾苦、人与人之间的欺诈？与喜剧相比，悲剧不是更有力量？更发人深思？快来一场暴风雨吧，把这污浊的世界洗刷得干干净净。”
　　就是这样，张楚的小说像刀子一样，把日常生活划开一个深深的口子，让人们看到里面并不美妙的东西。我们已经习惯于看一个人漂亮的外表，如果哪天我们很不幸（或者说很有幸）地看到一个人腹腔内病变的脏器，甚至连同藏于其中的排泄物，我们会不会十分恶心地想要呕吐？恐怕绝对不会像我们走进饭馆时那样，轻松愉快地对着服务员高喊一声：“给我来一盘酸辣肚丝。”读张楚的小说，或许就有这样的好处：增强对疼的免疫力。
　　另外，就小说的构建而言，张楚并不热衷于给自己的小说选定所谓的“时代背景”。这一点，不同于某些小说家，动不动就将人的不幸归于“社会”啦、“体制”啦等等，从来不关照人的内心世界，仿佛人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挤压，而自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于是，某些小说家就以一个绝对正义者的身份开始口诛笔伐，力图为弱者撑起一把保护伞。其实，在任何时代背景下，在任何社会体制下，人的生存状态都是千差万别的，正所谓“一轮明月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作为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优秀小说家，张楚善于从一切表象的东西中提炼出最本质的核心性的东西，那就是“人性”。人性中有善，也有恶；人性中有爱，也有欲望；有怜悯，也有残暴；有仁慈，也有自私；有真诚，也有虚伪；有坚强，也有懦弱。总之，是人性的复杂，使这个世界看起来那么的纯洁，又那么的肮脏；那么的安静，又那么的喧嚣；那么的美丽，又那么的忧伤；那么的真实，又那么的虚妄。只不过，张楚更偏重于对后者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楚的小说是一种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小说，甚至于可以说，他已经把小说的命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上，去考察人的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本质（小说《惘事记》中，作者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可是，即便那个所谓的“孩子”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但什么又是活着的意义？）。张楚不媚俗，不向大众妥协，以求得更多读者的认同。他不为谁喝彩，也不刻意虚构情节扭曲人的灵魂，以满足某些读者阴暗的窥私癖，同时撑鼓自己的钱袋儿。他十分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文学阵地，客观、冷静、真实地表达人性。他隐忍着，不指责，不评判，不纠正，不规定黑与白、是与非，而把评判的标准与权利留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思考、得出答案，无解或者无穷解。他睿智地以提出问题的方式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正视人性的弱点，思考人生的意义。
　　就小说的技巧性而言，张楚似乎专意于“荒诞”的笔法。仔细读一读《蜂房》、《关于雪的部分说法》、《U型公路》、《献给安达的吻》、《人人都说我爱你》等，你就会觉得，荒诞几乎无所不在。张楚正是以荒诞的笔法，呈现给读者恶梦般的故事，让人在喊叫中醒来，惊出一身冷汗。然后，你不得不仔细审视自己的处境——可能，你也正像《人人都说我爱你》中的苏威那样，掉进一个神秘的、让你不知所措的、最后带给你深深恐惧的陷阱中。
　　让我不得不说的是，也正是这种荒诞的笔法，带给人阅读上的障碍，让读者感觉到，仿佛正乘着一列火车，穿行于阴暗潮湿的隧洞中，胸闷得透不过气来。而当我们终于从黑暗中钻出，立即又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用《U型公路》中的一句话表达，就是：痛苦与欢乐同速抵达。
　　在本篇文章结束以前，我还想强调一点，尽管我在前面说了，“如果是为了找到人生的智慧，你也别指望在他文字的蜂巢里随手就能拣出一句明晃晃的哲理。”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感觉到张楚（借着小说中的人物和情景）对我们“漫不经心”的提醒。比如，《曲别针》中：“没有人会得到不属于他自己的礼物，哪怕是条价值四元钱的地摊货。”那么，我们还贪心什么呢？比如，在《献给安达的吻》中：“人的意志总要被某种偶然力量瓦解，同时派生出噩梦似的结局。”那么，我们还苛责什么呢？在《人人都说我爱你》中：“宝宝（一个智障儿童）最喜欢吃苏威给的糖，只有苏威给他糖吃。他的牙齿全被蛀虫给咬烂了，一笑就露出一排黑乎乎的牙床。”这个完全可能被读者忽略的情节，似乎是在提醒我们，当泛滥的欲望被充分满足的时候，另一种痛苦就相伴而生了。那么，我们还强求什么呢？……张楚还提醒我们什么了？


　　             2006年5月14日着笔，2006年5月27日结束（全文约760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