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新乡土文学二题

林贤治

《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序

文学革命首先是观念的革命。由于引进西方现代的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因此，五四新文学无论在题材、主题、内容，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大不同于旧文学。

就说“乡土文学”，这个由周作人率先提出的概念本身就是陌生的，西式的；而最早进行这方面创作的是鲁迅，他说过，他是看了若干域外小说之后才动手写作的，就是说，主要资源并非来自旧文学。旧文学中有所谓田园诗、悯农诗，农民不过是自然山水的点缀，很少获得独立、完整的形象。散文亦如此，从《归去来兮辞》到《陶庵梦忆》，所谓乡土，其实与农人无关。《水浒》是叙述农民战争的最著名的小说，史事的演绎有很大的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农民追求社会平等、正义和幸福的乌托邦思想。但是，书中对于农民的描写仅限于杀伐，且始终逃不掉帝王专制时代的等级秩序观念和忠君思想的影响。鲁迅小说中的阿Q、闰土、祥林嫂等人物在旧小说的画廊中是找不到的；而作者贯穿其中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道主义思想，自不同于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其批判性也为旧小说所未见。

中国是“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事实性，规定了“乡土文学”在新文学中的份量。而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乡土散文”的实绩，在近百年的累积中相当可观。但是，如同整个民族文学一样，它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这里，不妨把它分为三个时段加以比较：1、发轫期至上世纪四十年代；2、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3、八十年代至今。倘若把三个时期勾描出来，两头大，中间小，明显地呈现出一个马鞍形。

在头三十年里，乡土散文的作者一边拓荒，一边播种，但思想和作品迅速趋于成熟，而且收获颇丰：“睁了眼看”，给散文写作注入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时的作者普遍抱持平民主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重个性，重个人情感和个人笔调；建立起现代文体观念，尝试并完善了乡土散文写作的多种文体形式；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乡土散文作家群，并产生了一批堪称经典的作品。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文艺被定位为“工农兵文艺”，通过号召、动员和规训，几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都成了乡土文学的作者。这时，与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集体创作的戏剧《白毛女》等一起出现的，还有孙犁等人富于清新的乡土气息的散文作品。但是，与之俱来的倾向出现了：首先是颂圣化，反对“暴露”，反对所谓“阴暗面”描写；再就是“集体主义”强势介入，放逐“个人主义”、“小资情调”，拒斥独立的思想和特殊的情感；此外，艺术上公式化、平面化、宣传品化。1949年以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推演，这些倾向汇合成了主流；至文化大革命，三十年间简直无法例举一个专事乡土散文写作的作家。比起小说、诗歌、戏剧来，散文界这种有散文而无散文家的现象十分独特。至八十年代，随着农村公社体制的改变，中国社会在经济上日趋开放以及城市化的推进，乡土文学包括散文写作才开始复苏，渐渐出现新的蜕变。

如果说八十年代初的散文，包括报告文学，对于农村的叙事，带有丰收娱神般的喜庆色彩的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颜色便变得凝重起来。作家面对农村变革中的问题，特别是农裔作家，难免陷于困惑与忧思。这些问题构成为这一时期乡土散文的基本主题和主要内容，其中有：1、贫困问题，如陈庆港所著《十四家》所呈现者，令人触目惊心；2、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如何保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民主治理问题；4、腐败问题及监督机制缺位；5、上访，维权，“群体事件”的发生；6、土地、拆迁及移民；7、农田、水利、道路的废弛与建设；8、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问题；9、宗教问题；10、人口问题、计划生育、劳动力大转移，留守儿童、妇女及老者；11、“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城中村”的生存境遇；12、环境污染问题；13、精神病症、吸毒、卖淫，以及自杀问题；14、社会结构及人伦关系的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文化心理诸问题。这里既有前现代社会遗留的问题，也有伴随近年经济改革衍生出来的问题，两者互相纠缠，又互相冲突；其严重性，致使所谓“三农”问题长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连媒体对农村状况的描述也使用了“沦陷”一词。

关于农村与城市，美国文化学者威廉斯分析说：“乡村汇合了一切关于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和平、率真、纯朴的品质。城市则汇集了一个建设完善的中心的观念：知识、交通、光明。强烈的厌恶的联想也同时发展起来：城市是一个充满噪音、市侩、野心的地方，乡村则是一个充满落后、无知、闭塞的所在。”初期乡土散文叙事大抵切合威廉斯关于乡村的文化概念，原因就在于中国现代化仍处于始发阶段，乡村与城市基本上处于孤离的、对立的状态。三十年来，城市发展的步伐加速，强势侵入、渗透到农村中去，使之改变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之上的传统格局。因此，这个时期的乡土散文，无论笔涉人物、景物、农事、民俗，或显或隐，城市的影子都一样挥之不去。城乡差别加大，而彼此的交汇程度也在加大，这一时代性特点，给乡土散文提供了新的创造空间；但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专注于乡土散文写作的作者，如刘亮程、野夫、周同宾、江子、傅菲、杨献平、吴佳骏、郑小琼、塞壬等，或者重现乡村的苦难记忆、或者展示乡村为城市化所拖曳的现实图景，或者在传统的阴影下作形而上的思考，或者穿行于城乡之间，在文化冲突中撕裂，或者仅仅迷醉于乡村之美，以反现代的姿态，抒写乡愁。其中，部分赓续了头三十年的血脉，部分分明有着一代人的拓展，是一种新的文学经验；虽然，比起时代的吁求，散文队伍显得单弱，有重量的作品不多。

本书的编选，意在显示目下活跃着的乡土散文作家的责任与能力。他们通过诚实的作品，力求呈现当代中国农村真实的面貌，显示一种社会学的价值；与此同时，因为困惑与忧思，又往往使作品带上一种抽象的品质。让文学超越文学，需要更强大的胃，去消化生活、思想和艺术的一切。至于名为新乡土散文，应当指出：这里的“新”，并非巧立名目以标榜，也非广告贩售，而是因为集子中的散文，实实在在来自一个可生可死的大变革时代的最新赐予。

《金葵花焚烧的土地》序

说起“乡土诗”，论本质，其实是新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帝国，文人对于农事的歌咏，无论美化田园风光，还是感叹稼穑艰难，作品都不多；况且，文人与农人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即使有悯农之作，也多是出于儒教的民本思想，为王道设想，以观民情的。因此，谈不上是“乡土诗”。惟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劳工神圣”的社会观念，才头一次把农民请到了文学的主角的位置；同样写的剥削与贫困，却是由于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或是人道主义的理念的驱使。乡土诗的先驱者有刘半农、刘大白等，诗句直白，倾向鲜明；这些知识分子诗人由旧入新，正处于蜕变时期，在此所作的努力显得特别珍贵。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阶级斗争和革命文学理论为激进的文学青年所接受，三十年代左翼文坛提倡“大众文学”，在这样的气候里，乡土诗有了进一步的滋长，但标语口号化的倾向严重，缺乏优秀的代表性的诗人。这时，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囚禁着一个地主阶级的逆子，他以深沉的歌唱，表达了对广大农民的皈依之情。一部薄薄的诗集《大堰河》，为作者赢得了“农民诗人”的称号，他就是艾青。在艾青之前，没有人使用这种洋气十足的自由诗形式来歌唱这块苦难的土地和劳作于其上的褴褛的人群。他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七月派的炽热的诗篇，四十年代的一些成功之作，如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恐怕也都是同一根系长出来的果实。臧克家也写乡土诗，半格律体，取一种近于中庸的形式，大体上也算是发端于五四新文学的一条支脉。

延安出产的乡土诗，主流是“民族形式”，民歌体，次民歌体。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死不着》，都属这一类。艾青初赴延安，仍然用习惯的嗓音歌唱；田间是鼓点式，还有一些青年歌者，如魏巍、陈辉等人，都是自由的行板。但很快，前者克服了后者。只要看艾青写作《吴满有》，田间做《赶车传》就可以知道。

1949年之后，乡土诗基本上沿袭了延安时期的诗风。除了民歌体，较为流行的是半格律体，内容都是颂歌，或是田园牧歌。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专事乡土诗写作，并且较有成就的诗人几乎缺席。六十年代严阵、陆棨等，较集中地写过一些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诗，或者为文造情，或者图解政策，都是文学宣传品。至七十年代，连部队李瑛也有类似的制作。1957年反右斗争时，艾青遭到批判，连自由诗体也被看作是一种贵族化形式而被否弃，自然更不宜于乡土诗使用。六十年代王书怀的写作值得提及，他的诗相对自由，很有泥土气息，虽然无例外地唱着牧歌，在当时却是一种少有的风格。

七八十年代之交，知识界一度活跃，诗坛的政治意味颇浓。老诗人艾青等诉说多年被禁锢的愤懑，以及“第二次解放”的欢汴；以北岛及《今天》派为代表的“朦胧诗”崛起诗坛，俘获了一代青年的心。这些诗人吁求改革，呼唤自由、民主与社会正义，憧憬新的乌托邦，大大开拓了新诗的主题。此时，激变中的农村却成了诗人遗忘的角落。

整个八十年代，专注于乡土诗写作的大约只有一个青年人陈所巨。到了九十年代，顿时冒出了一群，而且散见于全国各地。这时，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的步伐加大，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城乡版图。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附铁屑一样，吸附农村的土地、劳力和各种资源。男女青年纷纷外出打工，成为漂流一族，城市中没有户籍的新移民。他们在城乡之间穿梭往返，感受其中的文化落差，诗歌帮助他们速记着种种生活印象，风景、人物、故事，以及不泯的梦想，苦痛、不平、眷恋与迷惘。一些寓居于大学园区、公务员大楼里的农裔诗人，也应和似地加入了群唱。就像野地里的蟋蟀，为虚妄的月光所诱，各自发声，鸣声微弱，但是合起来是盛大的。

在写作乡土诗的队伍中，杜涯、宗霆锋、王夫刚、郑小琼、李旭、熊焱、江一郎、韩文戈等是特别坚执的几位诗人，他们勤于写作，善于在饱浸着祖先的血泪和汗水的土地中汲取诗情。杜涯是突出的，具有一个哀歌诗人的特色，她通过自然和人事的四季枯荣的编织，不断重现古诗十九首那种传统的无常之感。宗霆锋把历史、民俗和现实生活融合到一起，随意挥洒，雄浑中显深邃。郑小琼的《女工记》，写作100个女工，相同的命运，不同的经历，在追踪采访的基础上，锲入曾经身为女工的痛感，真实感人。这样的作品，在近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是少见的，或简直是没有的。

现今，中国农村确实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农村的嬗变，乡土诗的内容也就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中世纪式的淳朴、安谧，已为另一种躁动、喧嚣、混杂的景观所代替。作者基本上是七〇后、八〇后在农村出生的青年人，他们是农村的叛逆者、背弃者，然而又不无俄狄浦斯情结、充满内心冲突的一代。他们为梦想所召唤，又为梦境所放逐；其间，是不间断地奋斗，数不清的挫败。在都市中，他们无法安妥自己，无法如他们的父兄那样写出生活的颂诗、雅歌和牧歌。但他们是真诚的，在忠实于现实生活和个人感受的写作中，给乡土诗带来了不少新质。许多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创造性的尝试，论成就，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本书编选了十多年来的乡土诗，冠以“新”字，无非意在显示题材内容，作者的身份、思想及情感反应，以至个人化形式相对于三十年前的实质性的改变。这群青年诗人不曾奉命行事，因为乡土与他们的命运是有着直接关联的，所以不会乖违现实，只需听从自己的内心写作。以时代的重大变易相比，这些诗篇难免显得轻浅，但毕竟有着很大的进步，丰富了中国的诗歌。诗坛上有不少诗人生活在云端里，靠写诗维持诗人的风度；这里的作者紧靠在土地上，唯靠写诗保持正常的体温、呼吸和心跳。写诗是生存的一部分，失去了诗歌，他们将失去可倾诉的亲人，行动的伙伴，生活将因此变得黯淡许多。

2012年8月4日

《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金葵花焚烧的土地》，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