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语文教材建设与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之建构——由胡觉照教授对《出师表》的批判引起

语文教材建设与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之建构
   ——由胡觉照教授对《出师表》的批判引起的争议想到的

（《语文学习》2008年第2期） 

                                             张 毅
 

一、语文教育中知识分子的本质“在场”
     钱理群教授曾深深地感叹教育界与学术界好象两个各自运作的系统，互不搭界，彼此隔膜。确实如此，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重塑的话题是近几年来学界反思讨论的一个非常热的问题，但是把知识分子的问题引入语文教育来作系统研究现在还是一片空白，而知识分子与语文教育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同构性，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来思考语文教材中有关知识分子及其形象的问题。
     “教育的本质就是‘立人’，这是整个教育的中心。”在各科教育中，语文教育更是以“立人”为其目的，即以“促进学生的健全、和谐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如此,语文教育研究者应更多地从语文教育的培养对象即学生的立场和视角去打量和研究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从学生的立场和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学生在其它功课的学习中绝不会像在语文学习中那样：会与古今中外贫富贵贱、悲欢达隐、远近虚实的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及其艺术形象相交相遇；这些知识分子及其艺术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是历时性呈现的，但对于语文学习的主体而言，他们的呈现却往往又具有共时性的特点：语文课文往往是历代的优秀篇章，其中凝聚着民族和时代的精华，浸透着作为创作者的知识分子的浓厚情感，承载着古今中外优秀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可以说，在语文学习中，知识分子本质性“在场”——无处不在，也始终在场。语文学习之境中始终存在着四类知识分子：
          文本中的知识分子        历史之镜反观重塑
          创作者之知识分子        知人论世评判参照
          教书者之知识分子        相濡以沫共同成长
          学习者之准知识分子      自我追寻 建构理想
    学生了解作家生平，阅读文本，感受作者情感，叩问文本中知识分子的魂灵，无不是与知识分子的话语交流活动；而在一定程度上学生的某些情感、态度、价值观也正是在与创作者(知识分子)、文本以及以知识分子身份介入教学语境的语文老师的情感交流、心灵碰撞和思想交锋中而共振生成。

 二、语文教材要发挥知识分子的文化示范和人格导向功能
    语文课程在文化的转移、延续和创造上就有着独特的功能，《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前言指出：高中语文课程的建设，要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语文课程对学生发生作用的主要方面有二：语言和文化，其中文化对学生的渗透有着不可替代的效用。我们知道：所谓“民族”是根据特定的文化所划分出来的人类群体，而民族凝聚力正是以某种共同文化为其核源的。正如王小波所说，“知识分子是整个民族的指挥、整个民族的良心、整个民族文化的自觉创造者、整个民族历史的首席推动者。”  毋庸置疑，知识分子作为共同文化和民族创造力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以及国家现代化和文化进步的中坚力量，也是民族凝聚力的生发力量。语文课程要想实现其德育目标、要想在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上有所作为，必须把那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以及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理念和精神的文章收入语文教材，真正体现出语文教材之知识分子制造的鲜明特点来。
    知识分子其人：中国自孔孟以降，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往往能以社会文化精神代言人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他们以道自任，追求格物致知、诚意正义、知行合一、修身治国平天下以及“为往圣继绝学”，而成为万世师表,他们的素质往往是一个民族素质的代表，用其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去指向民族的命运；其凝敛治思的理论修养转化成社会有用的能量，从而影响社会之走向；其人格风范成为社会之楷模、道德之典范，从而规约人们行为之维向；其所持有的知识力量、理性的教化程度成为民族发展路途之底蕴。知识分子其文：他们原创性劳动所凝结的成果，纽结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之链。在这一链条之上，依序镶嵌着多元的先秦文化、西汉骈文、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并闪耀着由这些文化所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之光。正是这一文化之链接续着我们民族的历史、今天和未来，钩连着生长于这片广袤之地的各个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内聚力量。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没有自己精神支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要正确把握中国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需要了解中国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民的这些基本价值观以及情感、态度往往就体现在知识分子其人身上和其文本之中。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从理想人格构建的向度思考中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和语文教学的问题。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提出：“语文课程要发挥自身优势，增进课程内容与学生成长的联系，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规划人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学生“认识自我、规划人生”的重要一环就是寻求对自身身份和角色的认同。   
     人的社会化的本质就是角色承担，角色又分为先赋角色和获得性角色。获得性角色是一种进取角色，即在环境教育的影响下，通过自身努力形成的社会角色。获得性角色首先表现为一种角色期待，而角色期待同时又必然引发一个人的角色认同问题。学生从初中到高中，正是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的重要的心理发展期，其社会化进程呈加速度发展。他们学习语文的过程的同时，也始终伴随着一个对自身身份和社会角色不断进行追问和期待的过程。语文教材作为学生学习的正式教材，现实要求他们要天天面对，教材中的种种人物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学生认识社会、塑造自我的参照系。作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化身的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起着人格导向和文化示范的重要功能，又由于他们掌握着文本的叙事话语权，其指点江山的形象、精神面貌、思想倾向对于求学阶段的学生理想角色的建构更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教材中的作者和文本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以知识分子这种独特的角色身份“在场” 必然会对学生的心理发展和人格的形成带来直接影响。随着知识经济社会渐显刍形，知识分子的泛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些都加剧了那些在心理上已经以未来知识分子自居的众多受教育者对于知识分子理想角色的认同。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成了他们未来的文化自我。

三、语文教材建设中的知识分子及其形象谱系的问题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有符合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榜样，即理想角色，这个理想角色不仅是个人心理所设想的理想、追求的目标和学习的榜样，而且是社会为维系和推动自身发展必不可少的。我们的历代语文教材为受教育者展示了不少的知识分子的理想角色。
但面对我们的语文教材我们也会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一直到现在的跨世纪知识分子大讨论中，我们一方面再次体认了千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缺陷，那么，我们的教材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是否完备？我们应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何种形象面貌现身？我们又将引入哪些异质的外国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一种补充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在心理上建构起未来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型？……这些问题在当前“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义担当、人格独立和求知创造。忧患意识（也可表述为“以道自任的救世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华民族奋发图强，不屈不挠，敢于牺牲，使中华民族能始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语文教材为学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型（例如《邓稼先》一文中被称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的邓稼先）。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一些负面人格，例如奴性性格，这种奴性人格是封建社会长期人伦文化内涵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积淀，是道德教化出的臣民心理支配下的权威人格，是主奴兼有的复合型人格。“文革”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视为异端，对他们施行“钳口术”，严重磨损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性格。而这种左倾遗毒在语文教育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过去特定年代里学生在作文中不去表达真情实感，空话、套话和假话连篇，以致思维僵化。与奴性人格相对的是独立人格，所以，当代语文教材必须为学生提供独立人格的理想范型，例如胡风、晚年巴金、顾准以及追求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品格”陈寅格等。中国旧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人格缺陷就是求知和探究精神的匮乏，他们虽然也提探究精神，但探究对象侧重于人事，往往是圣人之言一类的死知识，甚至是伪知识，缺乏一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这是导致后世中国大哲学家和科学家稀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教材就不能让那些西方的先哲、文学巨匠及其艺术形象以及中国现当代富有创造性的科学文化精英及其艺术形象缺席，我们应该精心筹划，使这些形象能够很好地进入教材，为青年学生理想人格的构建提供观照，从而达到对民族精神中孱弱的因素进行积极培育的目的。
    陈思和先生曾说：“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帝王，中国东周时代的诸子明星，盛唐时代的诗坛巨擘，意大利文艺时代的艺术大师，法国启蒙时代的精神战士，德国哲学巨匠的代代承续，俄国文学传统的前仆后继…… 这些人类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不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历史吗？他们在人类社会充满暴力与残酷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别塑一个温馨无比的精神家园，与冷酷的世俗权力抗争，与卑琐的动物本能抗争，继绝存亡，薪尽火传，这才叫知识分子，才叫做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  他又说：“什么叫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什么叫现代知识分子传统，什么叫现代的健全人格，都应该通过语文教材，通过活生生的形象来解决。”  陈先生的这些话确实是中的之言。
    当前社会上有人呼吁恢复用传统蒙学、经学和文选教材作为母语教材，有些地方甚至办了一些用上述传统教材作为主要教科书的新型私塾学校，对此我们一定要审慎对待。传统蒙学、经学和文选教材中确实有着我们当今应继承和弘扬的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但传统教材在培养学生现代人格方面存在着很多缺陷。因此，精选过的传统教材只能作为我们当今母语教材的一个部分，而绝不能走复古道路。
     即使是传统教材中的经典，我们也应从学生现代人格构建的角度做出新的读解。2007年，西安历史学胡觉照教授在博客中发表文章建议将华歆的《止战疏》代替诸葛亮的《出师表》进入中学语文课本，其理由之一是认为“《出师表》作为范文被选入初中课本，对于没有完全辨别能力的初中生来讲，容易让他们形成愚忠思想”，结果言论一出引起轩然大波，赞许者有之，批评者甚至攻讦者有之。其实，我们对胡教授的言论也应该辨证地看待，笔者同意胡教授“对于应该对诸葛亮‘愚忠’思想进行批判”的言论，但不赞成将《出师表》从中学课本请出去的观点。因为无论从语文课侧重的文字的表达方面，还是从可供分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构成的绝佳文本来看，《出师表》这一课文都值得保留。我们应该让学生充分感受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浩然正气和为国家“鞠躬尽瘁”的精神，也应该引导学生对旧式知识分子 “愚忠”的思想进行适当的批判，让学生通过“多元解读”认识到中国旧式知识分子人格构成的复杂性。
    但是，在围绕胡觉照教授言论展开的论战中，我们确实感觉到本文文章开头所说的“教育界与学术界好象两个各自运作的系统，互不搭界，彼此隔膜”。有些人甚至以诸葛亮光辉形象的捍卫者自居对胡教授大骂出口。翻阅90年代至今的一些社会学学术期刊，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进行批判以及重构探讨的论文说“成千上万”也不夸张。其实，批判诸葛亮等封建文人“愚忠”思想的论点在别人八九十年代的论文中早就出现过，只不过胡教授最早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格批判的思想用在了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和语文教学的讨论，这才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而这不也恰恰说明了某些惊愕的语文教育研究者，包括一些中学语文教师对中国当代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成果的陌生吗？
    因此笔者认为，知识分子在文本之中(人物形象)、在文本之后(作者)呈现出的面貌如何，又应该怎样，教师又应如何展开教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确实应该借鉴当代社会学、文艺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新成果进行探讨论证，而不要囿于一己之见一味地去大打无益的口水战。
    语文教材建设和语文教学要想实现培养未来人的目标，应该加入到宏大的文化转型和变革的“中华性工程”之中，加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人格重塑的宏大工程中来，从文化传统中去寻找文化整体转化的遗传密码，挖掘当代知识分子人格重建可供借鉴和发挥的资源，解放思想、扩大视域、放眼世界，以大气度把我们的学生塑造成“中国人”和“世界人”。

附：

语文教学中早已沦落了的人文精神

                                     江流  2009-03-19 10:18:28   



     翻出《语文学习》2008年第二期，刊首第一篇文章是张毅的《语文教材中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之建构》，这个题目很吸引我的眼球，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不管怎样，文章的内容确实不让人失望，许多地方在我的心中引起深深的触动。也许真如作者所说的，“知识分子与语文教育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同构性”，所以，尽管我知道只是作者为我们构建的一种理想的语文教育状态，但还是不由得怦然心动。

    文中说到，“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往往是历代的优秀篇章，其中凝聚着民族与时代的精华，浸透着作为创作者的知识分子的浓厚情感，承载着古今中外优秀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可以说，在语文学习中，知识分子本质性“在场”——无处不在，也始终在场。语文学习之境中始终存在着四类知识分子：文本中的知识分子——历史之镜，反观重塑；创作者之知识分子——知人论世，评判参照；教书者之知识分子——相濡以沫，共同成长；学习者之准知识分子——自我追寻，建构理想。”作者把语文课堂构想成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交流的平台，特别是让教师和学生相濡以沫，共同成长，帮助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追寻，建构人生理想，让人心底发热。

    其实，《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就明确提出：“语文课程要发挥自身优势，增进课程内容与学生成长的联系，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规划人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习语文的过程，本来应该是一个始终伴随着对自身身份和社会角色不断追问和期待的过程。作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化身的知识分子，对青年学生的理想角色的建构应该有着重要的影响。

   可现实的语文教育状态与此目标却是大相径庭。我们的语文教学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可言。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着考试这一中心运作，并且我们几乎浮躁到如果能够直接将高考题拿到课堂上讲是最好的语文教学的地步。从高一开始，便围绕着“高考考点”教学，美其名曰“提高教学效率”，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年的语文教学效率都提到哪里去了，只是很悲哀地知道，许多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没有实实在在读过几本名著，更写不出一篇象样的文章来。至于人文精神，让人觉得无从谈起。

    这是一个“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的时代，语文作为一门高考学科，成绩效率提高不是很快，如何能够在课堂上承担起帮助学生在心理上建构起未来知识分子理想范型的历史重任？想到这里，忽然觉得一种非常的悲凉袭上心头。我们教师作为只能与学生“相濡以沫”的知识分子，自身究竟能够有多大的力量，我们究竟能够改变一些什么呢？

   今天给学生讲贾谊的《过秦论》，那飞扬的文采，缜密的议论，让人情绪激昂。贾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精神面貌跃然纸上。但我更知道，汉文帝赏识贾谊的是他的文采，而不是他的作为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和他的政治热情，“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知识分子如贾谊者，同样显得无能为力，最终还不是抑郁而死？所以，终归有千般感慨，还是不要在教学中误人子弟，万不可对某一个关键性实词或者虚词或者活用了的词有所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