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诗歌的教化功能
梁 东
中华诗歌是中华元典精神的艺术映像，是民族精神的形象载体，对于民族元典精神的传承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功不可没。中华诗歌是生发、孕育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和人文素养的深厚土壤。不但融会了历代文人的智慧、风骨、胸怀和操守，而且凝结了前人的人生、社会、自然万物的文化省察，是人们陶冶情操、净化思想、砥砺民族气节、培养爱国操守的精神食粮。周代以来的“诗三百”，即后来定名的《诗经》，体现了孔子关于诗的核心理念“兴观群怨”、“思无邪”、“温柔敦厚”等，传播开来发挥了教育的作用，形成了“诗教”，即“诗三百”之教。《诗》居“六经”之首，其教育兴于周而大盛于汉，成为儒学教育的合理内核，其价值观成为儒学主体。进而，后世的儒家学者把先秦和汉儒特指的《诗》教扩展为泛指的诗之教，发扬光大，从而以深厚的底蕴和顽强的生命力持续发展了两千多年。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华诗歌作为民族文化的精粹，以其可感、可知、可近、可行的特点，成为承接、诗化、普及和传承民族精神的有效教化方式。
诗从诞生之日起就从客观上产生了社会教化功能。尽管历史上有学者强调诗的“吟咏情性”的本质，而不强调它的教化作用。其实，不论什么时候，人们都希望产生天真挺拔、妙造自然的好诗，足以传世。然而，一切动人于内，发人于心的诗歌，对于受众来说，一开始就不是仅限于欣赏和愉悦了。更何况．“为时为事而作”的诗．早就彰显了它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十年动乱”造成对民族文化的深重伤害，拨乱反正依然任重道远的时候，当市场经济的喧嚣和浮躁淹没了人们心灵的宁静，物欲横流冲决诚信堤坝的时候，当国民素质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提到中国人面前的时候，当中国人正万众一心，厉兵秣马，走上民族崛起伟大征途的时候，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拿起诗教的武器，强化诗教的社会功能，让当代中华诗教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自梁东《地球村与中华诗教》第四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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