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郑逸农教授故意不懂“可以”？（一）

一

郑教授故意误解了“可以这样玩”

首先，我们来看郑教授关于语文课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表述：

什么样的课才是语文课？集中于语言表达的形式，品味其中的语言之美，培养学生语言的感受力和表达力，提升学生的语言素养；在完成语言学习任务的基础上，再自然地从语言形式中感受作者的情感之美、思想之美，提升学生的精神素养：这样的课才是语文课。

理由很简单，“语文这一门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叶圣陶先生的，后一句是2011年刚修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新加入的。

用不着担心史老师不知道叶圣陶和课程标准，因为这里面的表述，我同样赞成，史老师也同样赞成不敢否定。问题是，郑教授凭什么说史老师走到非语文里去了呢？就因为史老师课堂里有歌声，有电影？笔者想问郑教授：课堂里可不可以有歌声有戏曲有不是课本中的东西？如果有，就是非语文？我想任何一个语文老师包括郑教授都不会如此武断吧。那郑教授为何就要疾言厉色地告诉史老师“语文课不可以这样玩”？原来，郑教授激动之中忽略了《中国青年报》原报道中的标题是“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中的“可以”，什么是“可以”呢，逻辑上是说一种可能性或部分属性而不是非得如此或全部如此，就像猫可以是白的，也可以是花的，也可以是黑的，还可以是黄的，我说猫是白的，是说有些猫是白的，而并没有认为猫一定是或全部是白的。而郑教授的文章标题是“不可以这样玩”，什么是“不可以”，就是坚决不行或全部不行。它与“可以”在外延上不是完全对等的相反关系。也就是郑教授的观点其实并未形成对中青报文章或史老师的做法的“破”。但郑教授又似乎不甘心失了准星，于是就硬把史老师的“可以这样玩”，偷换成了“全部这样玩”。这从郑教授自己的文章里体现得非常清楚，试看郑教授的话语方式

如：教学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才看了一遍课文，就由作者对母亲的愧疚自责引发开 去，列数历史上孝敬父母的典型故事，讨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待母亲，如何珍惜母爱，如何做一个孝顺的子女，于是教室里会响起《世上只有妈妈好》之类的歌声；教学鲁迅的《祝福》，初识文本，就由祥林嫂的不幸引发开去，讨论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畅谈今天社会 男女平等的幸福，教育学生要珍惜今天的幸福，并讨论如何做一个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女人，教室里可能还会响起《女人花》之类的歌声；教学沈从文的《边城》，还没疏通文本，就从翠翠的蒙咙爱情和傩送的出走引发开去，讨论如何看待他们的爱情，再讨论我们今天应 该有怎样的爱情观，教室里甚至还会响起《那时我们还不懂爱》之类的搞笑的歌声：“我问你，爱我还是不爱？你问我，留下或是离开？”

上面的情景，与《语文课可以变得很好玩》开头描述的情景，是不是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郑教授为了达到“史老师的课非语文”的表达目的，在上面这段他的“引伸与设想”中一直在自设前提“才看了一遍课文”、“初识文本”、“还没梳通文本”。看来郑教授是知道“可以”与“不可以”的非完全相对性的，所以他要加这些前提。于是，成了“欲加之辞”。

以上对于郑教授文章的逻辑分析的核心是，语文课堂上是不是不能有一点与文本的语言形式无关的内容。我想绝大多数人会认为可以有，虽然它们不是主阵地的构成，但也可以有，甚至是不可少。比如一位老师上作文，为的是让学生有想法，只聊天不动笔，王栋生老师很提倡，结果课后有听课者表示遗憾，这光聊不写很无聊，写作还是要落实到语言文字的写上面啊，这课有班会课的嫌疑；又一位老师教《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除了让学生把握文章的思路结构和一些语言表达的效用以呈现恩对马的评价之外，课的后半段引导学生对马的学说作些现实的思考和历史的评价，又有听者认为这是政治课哲学课社会课，不是语文课……哪天郑教授请来了莫言给他的学生作一个讲座（我想郑教授肯定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活动），那郑教授是不是会要求莫言一定要给学生上一堂紧扣语言形式的语文课呢。其实郑教授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并不反对有些课上可以“玩一玩”，他反对的是“才看了一遍课文”、“初识文本”、“还没梳通文本”完全可以看出。问题是，他为了表达自己关于“非语文”的厌恶，就把史老师捉来作一回耙子，明明史老师说的是可以玩，郑教授却先作了一个“全部玩”的定性。想问郑教授：你怎么知道，史老师的课上是 “才看了一遍课文”、“初识文本”、“还没梳通文本”？我想这是学术探讨的一个态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