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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档案之施议对

 

【论文】    百年词通论

 

词兴于唐、盛于两宋，历经元、明、清，乃至民国初期，似乎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程；在现代文学史上，词这一特殊诗体，似乎也已销声匿迹。据查，解放后出版的若干部现代文学史，都不曾提及词。然而，词这一特殊诗体，实际上并未被历史所淘汰。近百年来的事实证明：无论社会发生过多大变化，文学领域出现过什么热潮，词这一特殊诗体总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或者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刻，人们总喜欢运用词这一特殊诗体为时代发叫号，或自抒心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词作者从现实生活中不断吸取养份，不断充实自己，词的视野越来越宽阔，词的形式也越来越具有对于表达各种不同内容的适应性。词这一特殊诗体仍然与变化发展着的时代一起变化发展，与时代共存。回顾近百年来词的发展史，探寻其演变轨迹以及若干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一

 

探讨近百年来词的发展情况，必须从晚清词坛说起。清代词的复兴，经过浙、常二派，至晚清出现新的高峰。晚清词业对近百年来词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以及文廷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王国维的影响。

王、郑、朱、况，号称清季四大词人，文廷式异军突起，兀傲难双，也颇受词界推重。王、郑、朱、况及文廷式，出生于道咸期间，活动于同光期间，除了文廷式、王鹏运外，郑、朱、况三人都进入民国。他们是晚清词业中兴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们的词业也是近百年来词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王、郑、朱、况以及文廷式，其成就除了词的创作以外，主要在校勘学与词论。词学史上，词的校勘学是由王鹏运和朱祖谋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人们虽然也曾从事过词籍校勘工作，并有多种词总集、词别集乃至词丛刻刊行，但以毕生精力校词并使这一工作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的，当推王、朱二氏。王鹏运有《四印斋所刻词》，汇刻《花间集》以迄宋、元诸家词二十一种六十二卷。朱祖谋辑校唐、宋、金、元百六十三家词为《彊村丛书》，计一百七十五种二百六十卷，并继王鹏运之后，校订梦窗四稿。王、朱所校词，一时奉为楷模。至于词论，况氏诸种词话，一时推为绝作。况氏提出“重、拙、大”三个字为论词标准，对于词这一特殊诗体所包括的诸多问题，如词境、词笔、词句、词律、词与诗之别、词与曲之别以及词之代变等问题，进行精密研究，堪称千年词学的集大成者。朱、况等人的词业建树，为近百年来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与王、郑、朱、况及文廷式相比，王国维则有所不同。王国维出生于光绪年间，比朱祖谋小二十岁，比况周颐小十八岁，他的词业活动并不比朱、况二氏为晚。朱氏四十后始从事倚声之学，况氏至五十岁，其词论方才完备。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不过三十出头。但是，朱、况二氏的目标乃在效法前贤，而王国维的目标则在超越前贤。在政治上，王国维与朱祖谋等人同属保守派，在词业上，王国维却是革新派。王国维是一位大学者，他以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治词，将西方哲学思想引进词论，融入词中，为百年词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王国维论词，倡导境界说，曾声称：“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他对自己的创作自视甚高，曾说：“余之于词，虽所作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海 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十五册第二一页）

综观王、郑、朱、况、文廷式及王国维两方面的词业活动，可见晚清词业既是千年词业的终结，又已开始了新的探索，两个方面的词业活动对于近百年来词业建设影响极为深远。

以下试将近百年来词的发展史划为三个时期，分别加以叙述。

（一）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

清末至民初，这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词坛上以复旧势力占主导地位。晚清词坛代表人物王、郑、朱、况及文廷式，其词业活动主要在这一时期。王国维创立新词论、创作哲理词，其影响尚未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所以，这一时期的词业活动仍以四大词人为中心。

四大词人的活动包括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以王鹏运为主，重镇在北京。王鹏运，字幼遐，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广西临桂人。其词承袭常州派余绪而发扬光大，论者以为常州派流衍于广西的一个支派。郑文焯曾受王氏熏染，朱祖谋、况周颐词学均出于王氏。所以，论者说清词，除浙、常二派外，曾称之为“桂派”。王鹏运在京任职，曾于一八九八年创立咫村词社，邀郑文焯、朱祖谋、宋育仁等人入社。朱祖谋早年以诗名，习为倚声，除了其亲家夏孙桐的引诱外，即与王氏有关。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鹏运与朱祖谋、刘福姚集宣武门外教坊头条寓所（四印斋），相约填词，以发抒怀古之幽思，寄寓去国忧时之怀抱，成《庚子秋词》二卷。朱祖谋治词于此大有进境。况周颐虽未曾参与《庚子秋词》写作，但与王氏于同官京师期间，时以词学相砥砺，也甚多获益。后一个阶段以朱祖谋为主，重镇在苏州、上海。庚子乱后，王鹏运客死苏州，朱祖谋出为广东学政，不久亦称病隐退，买宅苏州，以校词自任。朱氏治词，初学吴文英，晚又致力于苏、辛二家；他精于声学，有“律博士”之雅称。况周颐，“目空一切”，却以朱为良师友，曾说：“余之为词，二十八岁以后，格调一变，得力于半塘。比岁守律綦严，得力于沤尹。”但况氏善说词，朱氏晚年，凡有人问词，均转介于况氏。在后一个阶段，朱、况二氏被尊为“宗师”、“广大教主”。民国初，王蕴章、陈匪石在上海发起舂音词社，共推朱祖谋为社长。词社阵容甚为可观，并且坚持甚长久。第一批社员有庞树柏、吴梅、袁思亮、夏敬观、徐珂、周庆云、潘飞声、曹元忠、白曾然等人。陕西李梦符、义宁陈方恪也参加社集。最后一批人入社的有叶楚伧、况周颐、郭则沄、邵瑞彭、林葆恒、叶玉森、杨玉衔以及林鹍翔、黄公渚等人。词社定期集会，限调限题填词，共有十集。

清末至民初，新一代作者虽已登上词坛，而且，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及《人间词》也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于词坛，但是，新的力量仍然未能与传统的势力相抗衡。这一时期的词创作，内容及形式都为复旧。人们看上了吴文英，试图从吴文英入手，以入清真浑化之境。词坛上出现了“梦窗热”。王鹏运、朱祖谋校梦窗、学梦窗，新一代词人如陈匪石、杨玉衔、蔡桢、汪东等人，也大作其“四声词”。词学梦窗，有利有弊，而“梦窗热”的出现，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却有其特定的原因：第一，梦窗词晦涩，便于将诗文中不能言或不便言的内容隐藏于词中；第二，梦窗词讲究字面，人们以为，只要不拆开来，仍是十分眩人眼目的七宝楼台，便于为内容空洞的词作打掩护；第三，梦窗词讲究技法、讲究声律，可为定期社课提供具体训练项目。因此，学梦窗，作“四声词”，这就成为清末民初词业复旧活动的一个主要标志。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以后，我国诗坛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诗坛上已酝酿着一场革命。一九一六年七月，胡适第一个“尝试”以白话文作新诗，八月，提出“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其中一条“不避俗字俗语”，包括“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一九一七年，《新青年》（二卷六号）刊登胡适白话诗八首，一九一八年初，又于四卷一号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白话诗八首。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新诗统治着整个诗坛。在这一背景下，千年词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

从总的趋势看，旧体诗词，尤其是词，似乎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这时间，一批原来写作旧体诗词的人，如沈尹默、俞平伯等，都改弦易辙，纷纷写起白话诗来。但是，我国的新诗，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形式问题。新诗的发展，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形式，这就为千年词业留下了一条生路。

由于新诗的挑战，这一时期的词作者，各显神通，想方设法利用词这一特殊诗体在形式格律上及艺术表现手法上所具有的优势，努力为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谋一席之地。这一时期，崇尚梦窗的局面已被打破，词业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依据作者处理词体自身所产生的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与方法，姑且把这一时期的作者分为三派：解放派、尊体派、旧瓶新酒派。

胡适首创新体白话诗，又以白话入词，是解放派的首领。

词史上所谓白话词，古已有之。敦煌曲中保存的作品多为白话词（即当时的白话诗），柳永、李清照以及辛弃疾等人的某些作品，也以白话入词。但是，词史上第一个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力倡导白话词的作者当推胡适。胡适将旧体诗词称作“半死之诗词”，以为旧体诗词内容陈旧，语言陈旧，缺乏时代精神。胡适想在词中进行一场革命。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胡适作《沁园春》（誓诗）：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胡适称：这是一篇文学革命的宣言书。为此，他身体力行，曾写下一批白话词。同时，他还编撰《词选》，标榜词史上的解放派，为其文学革命张目。用胡适论苏轼的话讲，他的努力，就在于以绝顶的天才，用所谓新起的词体来作“新诗”（《词选·序》）。

胡适的理论与实践，比王国维进了一步。王国维主境界说，只是在内容上，想以境界提高词的素质，尚未涉及词体变革问题。而胡适倡导白话词，不仅内容，而且形式都非常解放。他不要“伤春”、“悲秋”那一套，这是对传统题材的突破，他也不顾平仄用韵以外的格式规定，这是对传统作法的突破。但胡适的革命并非毫无节制。第一，胡适白话词的平仄、韵部大致符合格式规定，并未违背“倚声填词”的基本原则；第二，胡适尚未将白话词与新诗的界限完全打通。关于这两条，胡适与当时另一名文学革命闯将钱玄同有着较大的分歧。钱玄同认为，胡适所作白话词仍用“词”的句调，嫌太文；并主张，不必说明“调寄某某”，即不用词牌，而直作不可歌之韵文。胡适不赞成这一意见，曾说：

 

词之重要，在于其为中国韵文添无数近于语言之自然之诗体。此为治文学史者所不可忽之点。不会填词者，必以为词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缚自由必甚。其实大不然。词之好处，在于调多体多，可以自由选择。工调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也。人或问：“既欲自由，又何必择调？”吾答之曰：凡可传之词调，皆经名家制定，其音节之谐妙，字句之长短，皆有特长之处。吾辈就已成之美调，略裁剪，便可得绝妙之音节，又何乐而不为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胡适致钱玄同书。《尝试集》第一三三页）

 

这段话乃体会有得之言，说明胡适的革命，除了充实其内容之外，还在于大胆利用词的语言近于自然这一特点，以句句字字皆有定律之词体，写作“自由诗”。当然，所谓利用，并非现成套用，而是经过改造而后利用。用胡适批判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的话讲，就是冲破束缚，不要让音律与古典压死天才与情感，一句话，就是要将词从许许多多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但并不取消词体本身。

不过，胡适对于旧形式的利用，态度乃较为激进，他的某些言论及具体做法，颇有打破词体之嫌，只因他毕竟是大手笔，他的白话词，得心应手，又有一定趣味，当代词坛仍不可少此一格。

在二十年代，当胡适提倡白话词之时，应和者寥寥，即有将无兵，难以成派。但是，几十年过后直至当今，胡适的“解放体”却颇为时行。这是文学史家不能不注视的现象。所以，在叙述“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词的发展史时，特别需要介绍胡适和他的词业活动。

与解放派相对立的是尊体派。这一派的队伍相当庞大，而且代代相传，接连不断。这一派与前一时期的复旧派有着直接与间接的联系，但又有所区别。这一派词作者的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抗日战争之前及抗日战争之后两个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诗坛上旧体诗词受到了冷落，但从“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之前，旧体诗词，尤其是词，却获得了继续生存与发展的条件。首先，尽管有人批判旧体诗词，但批判归批判。文学革命并未升级为政治批判，喜欢旧体诗词的人仍然大做其旧体诗词。社会上有诗社、词社，定期开展活动，大学里开设专门的词学课程，培养词学人材。这一阶段，词的发展仍有广阔的天地。其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词业活动提供较为优厚的物质保证。因此，抗日战争之前，词业活动不曾间断。这阶段的词学重镇，北方有北京、天津，南方有上海、南京，四大重镇，词社活动相当活跃。

一九二五年，北京有聊园、趣园二词社。聊园由谭祖任主持，社友有俞陛云、夏孙桐等十余人。春秋佳日，揽胜寻幽，拈题辄相唱和。社集无定期，无刊物。趣园由汪曾武主持，社友均为聊园中人，无刊物，其吟咏散于各家词集。

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一年春，天津结须社，社友有陈恩澍、査尔崇等二十人。月三集，限调与题。社集满百次，有《烟沽渔唱》四册刊行。

一九三〇年冬，夏敬观在上海与同仁发起词社，共推朱祖谋为社长，名为沤社。沤社每月一集，集必填词，有社员二十余人，以后不断增加，并有上海以外者。有《沤社词钞》二十集刊行。一九三一年，朱祖谋下世，社集活动曾有所销沉。除沤社外，尚有午社与声社。午社创立于一九三〇年，比沤社稍晚，声社创立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二社均以夏敬观为骨干。午社活动时间较长，至一九四一年社集出版时，仍隔月集会。

一九三五年，南京创立如社，历时数载，有《如社词钞》十二集，作者有吴梅、汪东、唐圭璋等十二人。

除了有组织的词社活动以外，三十年代，南北各大学都有词学教授：南京中央大学吴梅、汪东、王易，广州中山大学陈洵，湖北武汉大学刘永济，北平北京大学赵万里（二十年代尚有刘毓盘），杭州浙江大学储皖峰、之江大学夏承焘，开封河南大学邵端彭、蔡桢、卢前，四川重庆大学周岸登，上海暨南大学龙榆生、易孺。以上诸教授，吴梅、卢前兼治南北曲，余则专力为词。据载，各大学还有词学研究会。上海暨南大学及杭州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经龙榆生、夏承焘二教授指导，所创词学研究会，同学极感兴趣。此外，上海还举办诗词函授社，帮助海内诗词爱好者探求途径。

同时，在抗战之前，上海创办《词学季刊》，叶恭绰编集《全清词钞》，唐圭璋的《全宋词》经过七年时间编辑，也已大功告成。《词学季刊》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创刊号，至一九三六年九月，出了十一期。这是三十年代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龙榆生与夏承焘，一个著词论，一个撰年谱，基本上每期都有文章，是这个刊物的两大台柱。《全清词钞》的编辑工作开始于一九二九年冬，叶恭绰发起，朱祖谋为总纂，由南北各专家分主选政兼征海内藏家所有清人词集。初由朱氏鉴定，朱氏下世，由叶氏自总其成。这是清词的一大结集。唐圭璋的《全宋词》将有宋一代二万多首词作汇为一编并且进行了仔细的校订和科学的编排，为千年词业建立一大功勋。这一工作着手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一九四〇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排印出版。解放后所通行的《全宋词》就是在长沙版的基础上重新增补改编而成的。

抗日战争爆发，词业发展丧失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四十年代，由于某些文化教育机构内迁，重庆成为一个新的词学重镇。其余地区，除了南京、北京、天津情况较为特殊外，倚声之学皆渐归沉寂，尤其是上海，一批批词家、词论家，或到内地，或到南京，集社联吟之举已成往事。

四十年代初，北京有延秋词社，天津有玉澜词社，但词事之盛皆不及往昔。这一阶段，词业较为兴盛的只有南京和重庆。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南京出版《同声》月刊创刊号，社长龙榆生。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以同仁刊物标榜的一个诗词学专刊。除了增加诗学内容外，其格局与三十年代的《词学季刊》大同小异。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卷第十二号，此刊计出版十二期，比《词学季刊》多出一期[*]。在某种意义上讲，南京词业乃三十年代词业的继承与发展，其宗旨在保留传统。至于重庆，情况就较为复杂。当时，各派政治力量聚集在一起，持有不同政治观、文华观的文人学士也聚集在一起，词业活动已渐超出社课范围，有的已与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

在后一个阶段，抗战烽火燃遍了全中国。山河破碎，失所流离，尊体派词人已无法象过去一样，拘拘于社课中讨生活。他们将社会动乱所产生的沧桑之感及悲悯之怀，一寄于词，使得词的质量及社会功能大为提高，出现了一批堪称为“词史”的作品，即“抗战词”。例如杨玉衔、朱师辙、乔曾劬、周岸登、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丁宁、李祁、缪钺、沈祖棻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转变。这一事实说明：所谓尊体派并非自我封闭的保守派，它和解放派也并非格格不入、毫无共通之处；社会发展变化、尊体派也随着发展变化。

以上所说是解放派与尊体派的活动，而旧瓶新酒派，如果从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这一问题上看，它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正是前两派的折衷。这一派对于传统题材及传统表现方法，尤其是对于词的传统格式，既非采取推倒重来的做法，又非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这一派不害怕旧形式，又不满足于旧形式，其指导思想可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语）；二是“师今亦好古，玩古生新意”（陈毅语）。这就是说只要酒是新的，就未必非得把旧瓶砸烂不可；应大胆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新思想。当然，这种利用，必须服从于表现新内容、新思想的需要，是形式为内容服务，而不是内容迁就于形式。这一派的社会基础相当广泛。无论是教授、学者，或者是革命队伍中的干部、战士，都乐于进行这一尝试。

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江苏盐城创建湖海艺文社，为这一尝试树立了典范。艺文社由陈毅、李一氓等二十二人发起，并邀请艺文界四十二人入社。陈毅曾有五言长歌《湖海开征引》，有意识地将旧诗词这一天下之公器作为战斗武器，要求艺文创作为革命斗争服务。该社创办《新知识》，刊载诗词作品。湖海艺文社虽不是专业词社，但对于当时及以后几十年的词业活动，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总的看来，无论是解放派、尊体派还是旧瓶新酒派，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的词业建设都有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并留下了无数佳作。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应当有词的位置。

（三）新中国诞生至开放、改革新时期

经过战乱的四十年代，进入五十年代，人们又回到安定的社会环境当中来；除旧布新，百业待兴，词这一特殊诗体也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于诗坛。大批长期从事词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的词学家，重新登上大学讲台和有关文化学术岗位，他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重视与支持，他们的论著一批批从抽屉底下搬出来出版。同时，这批老专家（当时正当盛年），无论是解放派或者是尊体派，都尝试“旧瓶装新酒”，用词这一特殊诗体讴歌新时代，赞颂新社会，并且努力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一时间，我国词业似颇有振兴之势。不久，《关于诗的一封信》公开发表，人们对于旧体诗词也渐出现不同看法。近四十年来，几经周折，词这一特殊诗体在祖国大地上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

一九五八年的“教改”、“大批判”，这是对于建国以来所谓“复旧”的一次小清算，其时，在大学讲台上，词与其它古代文学品种，已被驱逐出境。至一九六二年以后的二、三年间，所谓“复辟”，词与其它古代文学品种，才得到生存、发展的间隙。这是一次小反复。“文革”十年，除了毛泽东诗词和若干首被误认为毛泽东诗词的诗词作品以外，旧体诗词似乎已经绝迹。然而，所谓“不平则鸣”，这十年却出现了一批“牛棚诗”、“牛棚词”，许多原来写新诗的人，也喜欢利用词这一特殊诗体以抒发心中郁结之情思。但这类创作活动只能悄悄地进行。人们忍耐了十年。至“四五”运动，郁结在人们心底的才情与诗情，才象火山爆发一样，一下子喷射出来。这是一次大反复，近四十年来，经过这两次反复，我国旧体诗词，尤其是词，才有今日如此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近四十年来的词业建设，除了词学校勘、词学论著及词的创作以外，还有两个转变是值得称述的：

第一，对于词体的认识，逐渐由外部转向内部。

近百年来，一门校勘学，两种词话（《人间词话》与《蕙风词话》）让人们忙得个“不亦乐乎”。四十年前如此，近四十年来，在新的词学理论尚未创立之前，亦复如此。其间，有关豪放、婉约之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八十年前，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令人耳目一新。但所谓“境界”，既适用于词，又适用于诗以及其它文体，并非词这一特殊诗体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论词实际尚未进入词体的深层结构，他的理论并非词的本体理论。二十年代，胡适将中国词史划分为三个大时期：自晚唐到元初，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即词“本身”的历史；自元到明清之际，为曲子时期，即词的“替身”的历史；自清以后为模仿填词时期，即词的“投胎再世”，为词“鬼”的历史。胡适并将第一个大时期的词分作三个阶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如此大砍大划之后，胡适即祭起“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借用吴世昌语）的大旗，将全部宋词作家分作二派。胡适的论断，虽颇有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的大气魄，借用一句时髦话讲，就是很宏观，但胡适论词实际上是打外围仗。胡适理论的缺陷，在当时看得不很明显，到了三十年代，经过胡云翼进一步发挥，直至近四十年，其后果就日渐显著。胡云翼编著《中国词史略》及《中国词史大纲》，将词分作女性与男性二种，极力主张冲破束缚，解放词体，拿作诗的题材与方法作词，全书完全是用胡适的理论模式印制出来的。解放后，胡云翼编辑《宋词选》，一方面宣称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一方面痛批晏殊、欧阳修一派的词及周邦彦、姜夔、王沂孙、张炎一派的词。（《宋词选·前言》）胡云翼的理论是二十年代胡适理论的具体化，也是近四十年来以豪放、婉约“二分法”论词的突出代表。可以这么说，从王国维、胡适，到胡云翼，或以“境界”论词，或以风格论词。其共同缺陷就在于从外部立论。与胡适、胡云翼的理论相对抗的是词的本体论，这是从况周颐的“重、拙、大”理论发展起来的。近四十年来，万云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著《诗词曲欣赏论稿》，大讲特讲词的艺术规律。对词业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积重难返，要建立完备的词学本体论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对于词体的认识，如何及外部引向内部，这是更新词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环节。吴世昌论词，提倡读原料书，独立思考，力破“胡说派”和“吠声派”（据拙文《吴世昌传略》，《晋阳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五期)，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一转变。缪钺论词讲究作法，对于这一转变也进行了具体的探索。此外，近几年来若干中青年学者著文论词的结构方法，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要实现这一转变仍须词界共同努力，并且需要一定的过程。

第二，词的创作从地下转向地面。

近四十年，可以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实在少得可怜。一九八四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曾将《光明日报》“东风”副刊自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创刊至一九八四年间所刊载的旧体诗词选编出版，其中所录词作品不到百篇。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各地都有一批供职文史研究馆或长期退居乡里的词作者，他们仍孜孜不倦地创作，但他们的作品大多自藏箧中，或在二、三友朋中流传，他们的工作一直得不到社会的重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这一诗的国度显然太不相称。最近几年，诗社、吟社遍地开花，这批埋名隐姓的作者就象出土文物一样，在诗界尤其引人注目。这批作者与退居二线的老干部以及广大业余爱好者相结合，成为当前旧体诗词创作队伍中的一支主力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诗词学会(协会)及各种形式的诗社、吟社，到目前为止已不下四、五百家，公开出版发行的诗词刊物(包括报纸)十余种，内部印行的诗词刊物以及自刻自印的诗词别集已不可计数。各种刊物所登载的诗词，也不乏吐露民心真情的抒情之作。风流文雅，盛况空前。在众多的社团组织中，虽未见专门词社，专门的词业刊物也只有上海的《词学》一种，但词与诗并不分家。在目前形势下，词这一特殊诗体，其活动天地是极为广阔的。

 

二

 

以上已就近百年来词业发展概貌作了粗略的描述，这里拟就词业发展过程中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谈谈个人看法，以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一）词体继续生存并发展的原因何在？

近百年来，社会历史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唐宋时期词所借以滋生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词这一诗歌样式经历过种种冲击，几次被打入“冷宫”，为什么还能生存下来，并有今天如此繁荣昌盛的局面？这是当前诗界、词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但人们有关这一问题的答案，仍然较为笼统。诸如因其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打不倒，或因其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与发展，等等，都未能将问题的实质讲清楚。此外，有的则仅仅是罗列事例，说明“存在”，并未揭示其根源。因此，这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近百年来，词这一诗歌样式继续生存、发展的原因，我看有以下两点：

首先，从词体自身看，因其具有特殊的形式，特殊的结构组合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殊性格，这是词体所以能够在各种文体相互竞争中不断获胜而得到生存发展的主观原因，即内因。

现传千余词调、近二千体式，在字声安排、句法、韵协(叶)以及声情配搭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看起来很不自由，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体式，姿态万千，正为人们抒写情感、反映真实提供可以任意选择的广阔天地。有人认为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种自由诗，或白话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与近体格律诗相比，词在格式上、在语言运用上确实较为自由，并且通俗化。例如，敦煌歌辞中的许多曲子词以及唐宋时代文人学士为应歌所制作的大量小歌词，可以说都是当时的自由诗，或白话诗。鼎盛时期的词，它的自由诗，或白话诗的优越性，通过合乐歌唱的形式，有了充分的发挥，终于发展成为“一代之文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已得到充分的肯定。宋以后，词乐不传，词已成为一种不必合乐、不一定可歌的韵文体式，但它自身所具有的自由诗，或白话诗的优越性，并未完全丧失。因为，音理失传，词格俱在。词体流传下来的种种格律模式，一整套严格的结构组合规则，包括字声、韵协(叶)等格式规定，正是鼎盛时期歌词合乐所留下的音乐印记。宋以后的词，不同于一般韵文体式，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诗歌样式，即特殊的韵文体式。这种特殊性体现在：词的格式并非与内容表达、声情表达毫无相干的空架子，而是对于内容组合、声情配搭具有一定“参与意识”的特殊格式；而且正因为这种特殊格式的制约，所谓“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也就形成了词的特殊性格。关于词的特殊性格，拙著《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曾指出：一、“词以境界为最上”，此境界，“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创造“人心中之一境界”，这既是词的艺术职能，又是词的特性。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词发扬了六朝时期诗、赋“缘情”“体物”的传统，将“闺音”与“艳情”，作为自己的传统题材。三、“词以清切婉丽为宗”。“清切婉丽”就是词的本色。合此三者，便构成了词的性格，也就是词的特殊性格。当然，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词的性格也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总是受到词的特殊格式及特殊表现方法的约束，不可能变得和其它韵文体式一样。所以，人们对于词这一众多韵文体式中的一体至今仍然另眼看待。这就是近百年来词体赖以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从社会文化心理看，因为词体所具有的特殊性，人们喜欢填词，喜欢藉助于词以寄寓怀抱，这是词体赖以生存发展的一个客观原因，即外因。

六十年前，有一篇序文揭示了这一奥秘：“文字之狱，诗文易蹈，词则罕焉。”(寿鉨《珏庵词》)谓世俗社会，“无地非乘舆”，言论不自由，人们只好借助于词以与社会上的“权”与“力”相抗衡[†]。因为词，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可以使“显者晦之，直者曲之”，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前一、二年，有位新诗作者著文称：在十年动乱中写作旧体诗词，是因为当时隐藏在心底的话，不便以新体白话诗的形式直接说出，只有旧体诗词才能准确表达。可见，大量“牛棚诗”、“牛棚词”的出现，正与这种“隐蔽性”有关。当然，词体反映现实所具有的这种“隐蔽性”也有一定限度。在“四五”运动期间所出现的诗词热潮就是一个明证，所谓“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大量诗词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不怕死、不怕下文字狱的英雄气概。“四五”运动不仅冲破了词体自身的“隐蔽性”，而且也冲开了一个缺口，让旧体诗词从“冷宫”里解放出来，重新面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这一事实说明：词体既有自身的特殊性，包括“隐蔽性”，又有对于客观现实社会的适应性，它将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与时代共推移，不断向前发展。到了开放、改革新时期，政治清明，似已无有可隐蔽之事，但人们的内心世界毕竟是繁复多样的。所谓“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人们仍然喜欢填词。这就是近百年来词业再度复兴的社会基础。

上述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为百年词业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就是词这一特殊诗体所以打不倒的原因。

（二）词业现状及发展前景如何？

词体自身所具备的特殊性，有利有弊，既有较大的优越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近百年来的词，充分体现了这一矛盾现象。例如，宋以后，历经元、明、清，一直到现在，词固然能够继续生存与发展，但词的体制毕竟过于窄小，容量极为有限，这对于反映现实、展现历史图卷，无疑是一种天然的限制。而且因为词作者从来讲究疆界，讲究词与其它诗歌样式的区别，这也于有意无意当中增添了种种限制。词史上，经过几番变革，不断扩大体制，拓展疆界，词的视野有所开展，词的社会功能也有所提高。尤其是近百年来，千百作者进行种种探索，尝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词所展现的历史图卷相当广阔，这是以往时代的词所无法比拟的。然而，近百年来的词，即当代词仍存在严重的缺陷，即：抒写新内容、新思想难好，抒写旧内容、旧思想易工，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上，似不及其它诗歌样式。第一代、第二代作者在旧社会多为出色当行的填词能手，进入新社会，不少人却就此洗手不干。究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一条当是对于表现新内容、新思想感到无能为力。所谓“学作新诗句未工”（俞平伯词句），就是这一意思。某些人偶然效颦，也难见称心之作。而第三、第四代作者，以旧词谱写新声，也往往出现标语、口号式的篇章，少见佳作。因此，近四十年来，词的创作似乎也有所分工。不少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分为两类：一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适时之作，二是不见公婆、不示人，或只在二、三知已中流传的性情之作。这两种类型的作品各有长短，前一类作品有一定时代生活气息，其缺点是，词汇新、内容新，而缺乏诗的韵味；后一类作品透澈玲珑，可见性灵，而有一种隔世之感。二者兼长的作品仍甚难得。

就词业现状看，所谓复旧与革新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词业发展前景，即出路，就在于不断探索解决这一矛盾方法与途径。近百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方法与途径，就是“旧瓶装新酒”。

“旧瓶装新酒”，这是一切艺术形式不断发展创新的共同规律。就词的发展史看，本世纪四十年代陈毅创“湖海艺文社”，为旧瓶新酒派树立典型，一千多年前的柳永，所谓“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李清照语），又何尝不是“旧瓶装新酒”。“旧瓶装新酒”，这是一句老话，但是，仍有必要进一步加以阐述。

第一，关于“瓶”的问题，即形式问题。

“瓶”的问题，即形式问题，至关紧要。近百年来，一直存在分歧意见：有的人认为，词的形式格律是僵死的模式，束缚思想，必须完全砸烂，重新来过。这叫不守格律，是上述解放派中的“极左派”。至今一、二全国性报刊上所载某些只是挂着招牌而全然不顾平仄韵部的所谓“词”，就属于这一派。另外有人认为既是“倚声填词”，就“只能依宋以前名作按字填之，不得任意增损”，主张见入填入，见上填上。这叫死守格律，是尊体派中的“极右派”。近百年来，若干“四声词”属于这一派，当今词坛则少见此类篇章。两种意见，两种做法，都较为极端，甚不足取。正确的做法，必须包括两个方面，既要重视“瓶”的作用，重视形式格律，又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通变”。这里先说前者，这是个态度问题，要求对于“瓶”要有正确的认识，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做法。对此，叶圣陶曾经有过论述：

 

记得有个“旧瓶装新酒”的比喻：诗词虽然是旧形式，跟“五四”以来提倡的新诗一样，也能反映咱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所以我想，瓶子无论新旧，咱们总希望瓶子里装的酒又香又醇，总希望咱们的诗人能用精粹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各自的好诗来。（《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贺信》）

 

将旧瓶与新瓶、旧诗词与新诗并提，认为对于二者应当一视同仁，就是说无论旧形式、新形式，都能写出好诗来。这是对于旧诗词传统格式及传统表现方法的大胆肯定。当代词作者应当要有这种胆略和气魄。除了端正态度以外，对于“瓶”，即形式问题，还必须采取“通变”的做法。这就是说，有关词的种种格式规定，既不可不守，又不可死守，可适当加以变通。其具体做法大致有二：一是四声通变，二是邻韵相借。但是，所谓“通变”，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借代，其中有一条原则必须遵守，即：不可忽视词体在格式上的特殊规定。这类特殊规定一般安排在每一词调的音律吃紧处，如起、结、过片等部位。此等关键部位各词调如有特殊安排，即不宜讲“通变”。

第二、关于“酒”的问题，即思想内容问题。

当代词坛，“酒”的问题，即思想内容问题，也是一个相当要紧的问题。因为只有“瓶”。没有好的酒，或者只是水，将令人失望。近几年来，旧体诗词刊物，其数量已大大超过新诗刊物，但打开一看，几乎同是一个模式：韵里江山、纪念祝贺、咏物抒怀、品题酬唱、缅怀凭吊、雏凤新声。等等。有人批评旧体诗词创作，谓其题材狭窄，存在四多四少现象：一、歌颂多，暴露少；二、自然题材多，社会题材少；三、应景赐答题材多，感时伤事的题材少；四、吟咏古迹、凭吊古人的题材多，对历史作科学的反思的作品少。认为：这就是“平庸”的表现。并指出：“平庸”是旧体诗作者致命弱点，也是旧体诗振兴和繁荣的“大敌”。这一批评非常中肯。

叶圣陶曾提出：“瓶无新旧，酒必芳醇”（《满庭芳·题倾盖集》)就是要求作者在思想内容上有所创新。

就词业现状看，“酒”的问题，即思想内容问题，似当摆在首位。不提高“酒”的质量，充实思想内容，就无法尊词体，无法增强词在众多诗歌样式中的竞争能力。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要有上等的造酒原料；二是要有上等的酿造技术。前者要求词作家打破传统的词学观念，树立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参与意识”，尽可能将人们共同关心的重大题材放入词中。让小歌词也承担起展示历史图卷的使命；后者要求词作家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努力探索，大胆创造，将重大题材表现得更富有艺术魅力，因而更加具有“史诗”价值。这就是说，要体现“时代的生活和情绪”（高尔基语），用词这一特殊诗体写出激动人心的好诗来。当然，我们不是题材决定论者，对于用传统方法写作传统题材而能够出新意的作品，或者能够体现内心真实、体现性灵的作品，也是应当欢迎的。鉴于当今词坛普遍存在“贫血症”的现象，即瓶子里含水量过高的现象，有意识地增加点浓度，以增强词的体质，也还是很有必要的。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扬弃“工具论”，但对于“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诗句）的传统是否也当扬弃，我看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我们反对把诗词当作标语口号，当作政治标签，或者当作某种道德伦理说教的工具，但也不赞成脱离客观社会现实，发隔世之声，创作传统文化的“复制品”，那是缺乏生命力的。近百年来词业发展史证明：只有“为时”、“为事”，才是创造“一代新声”的根本出路。

第三，关于“装”的问题，即表现方法问题。

“旧瓶装新酒”，关键还在讲究一个“装”字。因为这一个“装”字，含有酿造的意思。这就是说，旧瓶与新酒，旧形式与新内容，二者并非机械地混合，而是有机的化合，二者经过“装”的步骤，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讲究“装”字，就是讲究酿造技术，即艺术表现方法，就词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这一个“装”字一直受到作者的重视。北宋时期，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其“屯田家法”（包括铺叙方法），就是“装”字的经验积累。周邦彦集大成，有“清真长技”（包括钩勒方法），同样也是“装”字的经验积累。到了南宋，各种技法愈变愈复杂，至吴文英，算是一个总归纳，所谓“空际转身”，也为后世作者讲究“装”字，打开了无数法门。但是，对于这一个“装”字，人们的做法似乎还过于简单化。例如，有人将姜夔的“数峰清苦”改作“众山黄苦”，再加上“长征”、“繁华”等新语汇，便构成一首“改革”词，或者将王勃的“海内存知己”改作“海外存知己”，再加上“友好”“交流”等字眼，即构成一首“开放”词。等等。如此装配法，虽不常见，但也并非无人赞赏。旧瓶新酒派是“拿来主义”者，但所谓“拿来”，即对于旧形式的利用，包括对于古典的利用，旧词语的利用，都并非生吞活剥、机械套用。这是须要下一番苦功的。尤其是表现大题材、抒写大感慨，更应当讲究“装”的功夫。否则，只是将许多豪言壮语“装”入词中，拼命给自己戴大帽子、穿大衣服，浩浩荡荡，装模作样，令人生厌。因此，今日填词，提倡旧瓶装新酒，应当在总结、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讲究酿造技术，才能使瓶中的酒永远散发芬香，永远真醇；百年词业发展至今，才有振兴的希望。

                                             1988年5月6日于北京

 

 

 

 

 

【评介】

 

当代词学大家中，施议对先生先以词乐“绝学”擅名海内外，又以近百年词研究之“冷学”著盛誉，学术轨迹颇为独特，应于二十世纪词学史占有重要的一席位置。

施议对先生，1940年生，台湾彰化人。196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考入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攻读词学，“文革”起，“劳动锻炼”风行，遂于1968年秋被迫返晋江西滨军垦围海大田，故杭大研究生称“结业”。次后至某钢厂劳动，1978年重考研究生，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吴世昌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共和国首批文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新亚洲出版社总编辑、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副院长等职。现为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河南大学兼职教授等。

施议对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正式起步于七十年代中期。一九七四、七五两年，以“戎为今”笔名连续在《福建师大学报》发表《略论陈亮与朱熹》、《论李贽的文艺观》等文章。八十年代伊始，以《李清照词论研究 》、《瞿髯翁治词生涯侧记》、《论陈亮及其龙川词》、《苏轼转变词风的几个问题 》、《中国填词对日本填词的影响》、《建国以来词学研究综述》等多篇文章引起词学界瞩目，且初步展现了观照词学多层面重要问题的宽阔视域。

1985年，施先生出版《词与音乐关系研究》，89年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重印。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龙榆生氏划定“词学”义界，以为“词学”当涵“词乐之学”以来，现代词学研究中一直视此为“绝学”。民国学者治词乐如龙榆生、吴梅、王易、夏承焘者颇不少，至四十年代云南大学刘尧民先生《词与音乐》专著之出，称清代凌廷堪、郑文焯后关于该论题一大创获，然其后数十年则阒无声息，罕见齿及。以故，本书一经刊布，即在词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更被启功先生誉为“近百年来词学研究领域里一部集成之作”。本书选题系受刘氏著作启发，然而自言“也要有所发挥，说说个人的观感”（《词与音乐——以柳、苏<八声甘州>为例》，《2010西安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其区别于刘著的显明特点在于并不单纯考察词乐，而是就唐宋词合乐的成就与流弊等问题历史而全面地进行研探，从而揭示音乐对词的体性及词风演变的影响，于是词史上某些重要而复杂之现象，如“豪迈”“婉约”之二分法、格律派评价以及“以词为诗”等问题均获得了具有扎实理据的新视角。因而，与其说本书是词乐研究专书，毋宁说是从词乐角度建构出的“唐宋词史”或“唐宋词风格论”。本书之别具意味者殆在于下卷“唐宋词合乐的评价问题”部分，该部分联系建国以来词学研究现状，驳斥“音乐束缚论”与“声律无用论”，实已与日后写就的《百年词通论》、《百年词学通论》等名篇遥相呼应，体现出融通贯穿的治学思路。

在该书赢得广泛赞肯的同时，施先生在宋词研究领域也一直笔耕甚勤。于柳永、李清照、辛弃疾三家致力尤多，所作诸多精审文字结集成《宋词正体》，一九九六年在澳门出版。而相形之下，最有新意者莫过于数十年来一直坚持关注、卓立前沿的近百年词研究，也即前文所说的“冷学”。早在1976年，施先生即已萌生了编选一部《当代词综》的想法，“拟将清季四大词人之后名家代表作汇为一编，以补词史之阙，并作为当代人读词、品词、填词的参考书”（《当代词综后记》）。在夏承焘、吴世昌、黄寿祺等前辈先生的支持下，1983年春，该书正式向海内外词坛名家征稿。1988年，全书竣事，共选作者三百馀家，作品三千馀首。是编采择广博，拣选精当，足可称保存一代词苑文献的煌煌巨帙。遗憾的是，该书竣工后搁置十馀年，直至2002年才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付梓问世，否则当对近百年词研究起到更大的作用，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其走向。

十余年来，尤其近数年以来，施先生词学研究之旨趣明显倾向于近百年词。从对夏承焘、吴世昌、刘永济、黄墨谷、沈祖棻、李祁、俞平伯、龙榆生、唐圭璋、饶宗颐等词坛大家理论、创作诸层面的梳理提炼，到《百年词通论》、《二十一世纪词学研究刍议》、《中国当代词学论纲 》、《二十世纪词学传人》、《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关于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 》、《百年词学通论》等一系列宏观提挈的文章面世，施先生心目中的百年词史、百年词学史、中国词学学等大框架已日渐清晰，且也愈发引起同人的热切呼应和后学的积极追步。

本书选入的这篇《百年词通论》发表于《文学评论》1989年5期，实即《当代词综》前言部分的简化版本。文中的“百年”指二十世纪，从时间线上看，二十世纪中国处于挥别古典文明、吸纳现代文明的转捩关头。在此情境下，作为古典韵文代表体裁的词（当然也包括诗文等）能否生存？怎样生存？未来前景如何？凡此类问题皆需要有严肃的思考和认真的辨认。施先生以抛洒多年心力搜编《当代词综》之基础，在本文中对百年词史作了非常本色而高明的描述与归纳，其发言无疑是值得倾听的，更为百年词史研究作出了可贵的导夫先路的探索、奠基工作。

谈二十世纪不能割裂其与十九世纪的血脉联系，故“探讨近百年来词的发展情况”，也“必须从晚清词坛说起”。施先生以为，“晚清词业对近百年来词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以及文廷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王国维的影响。”对此六大家的词学贡献简要提点之后，文章将百年词分成三个时期、三个派别予以观照：即清末民初、“五四”至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后，解放派、尊体派、旧瓶新酒派。这样从横向、纵向勾勒一系列坐标点，就画出了百年词史的基本图谱。

这一部分值得注意者除史实史料的清理，尤在于对三大派别的基本判断：第一，胡适的“解放”虽态度较为激进，却并不违背某些词创作的基本原则，“他毕竟是大手笔，他的白话词，得心应手，又有一定趣味，当代词坛仍不可少此一格。”第二，“尊体派”常被形容为守旧顽固、远离现实、“拘拘于社课中讨生活”的面貌，但施先生指出，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大动荡时代，尊体派“将社会动乱所产生的沧桑之感及悲悯之怀，一寄于词，使得词的质量及社会功能大为提高，出现了一批堪称为‘词史’的作品”、“这一事实说明：所谓尊体派并非自我封闭的保守派，它和解放派也并非格格不入、毫无共通之处；社会发展变化、尊体派也随着发展变化。”如此判断当然是吻合词史发展实况的，这也应该是探讨百年词史必须的立足点。否则，我们就势必重蹈那种“凡新必革命、先进，必符合潮流，凡旧必反革命、落伍，必逆流而动”的“文化极端主义”（金耀基语）之覆辙。第三，施先生对“旧瓶新酒派”也有客观平正的看法。一方面，“这一派的社会基础相当广泛。无论是教授、学者，或者是革命队伍中的干部、战士，都乐于进行这一尝试。”另一方面，该派“对于当时及以后几十年的词业活动，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极为深远的影响”，措语相当微妙。结合后文可以看到，“旧瓶新酒”既是时代的大趋势和词业发展的必然方向，而若扬弃“旧瓶”、不懂“装”法，则诸多负面效应即可能堵死词业前进的出口。

文章第二部分探讨两大问题。第一，词体继续生存并发展的原因何在？施先生要言不烦地指出：词体具有特殊的形式、结构、性格，这是内因；从社会文化心理看，因为词可以“显者晦之，直者曲之”，“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即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这是外因。两大原因的归纳简洁明快，势如破竹，诚可谓“内外兼修”、“知词论世”。第二，词业现状及发展前景如何？这是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和“未来性”的大问题。在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词仍存在严重的缺陷，即：抒写新内容、新思想难好，抒写旧内容、旧思想易工”的前提下，施先生从“瓶”、“酒”、“装”三个方面入手，对词的形式、内容、表现方法三大核心问题作了通俗生动而不乏深度的剖解。施先生指出，所谓“拿来主义”，即对于旧形式的利用并非生吞活剥、机械套用，而是须要下一番苦功的。否则，只是将许多豪言壮语“装”入词中，拼命给自己戴大帽子、穿大衣服，浩浩荡荡，装模作样，将只能断送词业的辉煌前途。如此判断既昭示了充沛的信心，也充满了沉重的忧患感。

至此可见，本文对于百年词史的分期、流派、词体继续存在并发展的原因、词业现状及发展前景等重大理论问题，均提供了缜密精严、富于启迪性的回答。值近百年诗词研究渐趋热火之今日，回望二十余年前施先生的这篇大作，我们确乎对其前瞻之卓识、发轫之伟绩感到由衷的钦敬。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发表时的篇幅限制，本文相比《当代词综》之前言删减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文字，以词人分期和第二代十大词人介绍为主。欲更全面了解施先生的观念，当于《当代词综》求之，并合以施先生近年撰写的《诗运与时运──二十一世纪诗坛预测 》、《百年词学通论》、《真传与门径——民国四大词人》等大作，则百年词业的过往、当下与未来将呈显更加豁焉轩敞、月朗星稀的一片天地。

 

【附录】施议对先生主要词学研究论著目录

 

1、《词与音乐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1989年重印，中华书局2008年版

2  、《人间词话译注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岳麓书社2003年增订版、2008年增订版

3、《唐宋咏怀词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  、《宋词正体》（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一卷），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6年版

5、《 胡适词点评 》，香港文学报出版公司1998年版，中华书局2006年增订版

6、《 今词达变》（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二卷）， 澳门大学出版中心  1999年版

7、《 唐宋词解赏 》，澳门中华诗词学会2001年版

8、《施议对词学论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 当代词综》，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0、《辛弃疾词选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1、《李清照全阅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版

12、《词法解赏》（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三卷）， 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版

                                                     （以上专著）

 

1、《李清照词论研究》，《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1980年

 2、《瞿髯翁治词生涯侧记》，《晋阳学刊》1981年6期

3、《论陈亮及其龙川词》 ，《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增刊文学专号

4、《日本填词的起源和日本第一个女词人》，《中国妇女》1982年7期

5 、《关于<日本填词史话>》，《文学研究动态》，1982年18期 

6、《苏轼转变词风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思考》（按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3年1期

7、《中国填词对日本填词的影响》，《福建师大学报》1983年1期下卷

8、《建国以来词学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1期

9、《宋词研究概况》，《文史知识》1984年2期

10、《建国以来新刊词籍汇评》，《文学遗产》1984年3期

11、《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问题》，《文学遗产》1985年3期

12、《 苏、辛合乐歌词的评价问题》，《文学遗产》1985年4期

13、《  一代词宗夏承焘》，（纽约）《海内外》50期，1985年

14、《 吴世昌论词学研究》，《福建论坛》1985年5期

15、《姿态飞动，沉郁顿宕──辛词特殊风格释例》，《中文自修》1985年10期

16、《燕乐与填词》，《中国文学史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7、《长短句合乐歌词的产生与发展》，《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2期

18、《建国以来关于李清照及其词作评价问题的讨论》，《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5期

19、《 叶恭绰的全清词钞》，《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6期

20、《李清照及其“易安体”》，《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1、《吴世昌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八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22、《通古今之变──评<罗音室学术论著>》，《读书》1986年11期

23、《论稼轩体》，《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5期

24、《俞平伯及其<古槐书屋词>》，香港《大公报》1988年6月6日

25、《诗词曲鉴赏的新开创》，《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1期

26、《平生未作干时计，后世谁知定我文──吴世昌先生的治学之道及成就》，《文学遗产》1988年2期

27、《宋代开拓词境的第一功臣柳永》，《学术季刊》1988年2期

28、《北宋词坛的“柳永热”》，《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6期

29、《李清照“易安体”的构造方法》，《济南社会科学》1989年2期 

30、《王国维治词业绩平议》，《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5期

31、《百年词通论》，《文学评论》1989年5期

32、《诗魂应逐海潮回──李祁及其诗词全集》，香港《大公报》1989年11月17日

33、《当代十词人述略》，《中华诗词》第一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4 、《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文学遗产》1992年4期

35、《词体结构论简说》，（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三卷第二期，1993年

36、《论“屯田家法”》，（台北）《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版

37、《以批评模式看中国当代词学──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25期，1995年

38、《沈祖棻<涉江词>忧生忧世意识试解》，《中国诗学》第五辑，1997年

39、《落想、设色、定型──饶宗颐“形而上”词法试解》，《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

40、《为二十一世纪开拓新词境、创造新词体──饶宗颐形上词访谈录》，《文学遗产》1999年5期

41、《以批评模式看宋代文学研究》，《新宋学》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

42、《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文学遗产》2002年1期

43、《二十一世纪柳永研究之我见》，《柳永新论——中国首届柳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44、《李清照的成就及其评价问题──兼说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长江学术》第五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5、《词学三题》，《学术研究》2003年10期

46、《方笔与圆笔——刘永济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1期

47、《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演讲》，《学术研究》2004年8期

48 、《辛弃疾其人其词的评价问题》，（台北）《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九期，2004年

49、《二十一世纪词学研究刍议》，《第三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0、《中国当代词学论纲》，《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七十八辑，2004年

51、《二十世纪词坛飞将黄墨谷》，《词学》第十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2、《二十世纪中国填词史话（一）》，《长江学术》第八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53、《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词学学的建造问题》，《新文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

54、《传统词学本色论的推进及集成》，《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4期

55、《倚声与倚声之学》，《词学》第十六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6、《唐圭璋论词书札》，《文学遗产》2006年3期

57、《二十世纪中国填词史话（二）》，《长江学术》2006年3期

58、《二十世纪词学传人漫谈》，《文史知识》2006年5期

59、《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关于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词学》第十七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0、《易理与词法》，《学术研究》2007年2期

61、《辛弃疾其人其词的评价问题》，《辛弃疾研究新探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62、《中国词学史上三座里程碑的理论说明──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词学学的建造问题》，《词学》第十八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3、《诗运与时运──二十一世纪诗坛预测》，《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1期

64、《百年词学通论》，《文学评论》2009年2期

65、《陆维钊及其庄徽室诗词》，《纪念陆维钊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2009年

66、《真传与门径──民国四大词人》，《文史知识》2009年4期

67、《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民国四大词人之一：夏承焘》，《文史知识》2009年5—9期

68、《中国词学文献学的奠基人──民国四大词人之二：唐圭璋》，《文史知识》2009年10期至2010年2期 

                                                       （以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