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词学档案之严迪昌

词学档案之严迪昌

【论文】

一日心期千劫在

——纳兰早逝与一个词派之夭折

康熙三十年（1691）秋，汉军旗籍之张纯修（见阳）在扬州为亡友纳兰性德刻成《饮水诗词集》。张氏于《序》中谓：“此卷得之梁汾手授，其诗之超逸，词之隽婉，世所共之。而其所以为诗词者，依然容若自言：‘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而已。”对纳兰“冷暖自知”之心魂，张见阳并未具体阐释，但于天不假年以造就其“不朽”则深为慨喟：

嗟乎！谓造物者而有意于容若也，不应夺之如此其速，谓造物者而无意于容若也，不应畀之如此其厚。岂一人之身，故有可解不可解者耶？容若与余为异姓昆弟，其生平有死生之友曰顾梁汾。梁汾尝言：“人生百年，一弹指顷，富贵草头露耳。容若当思所以不朽，吾亦甚思所以不朽容若者。”夫立德非旦暮间事，立功又未可预必，无已，诚立言乎？而言之仅仅以诗词见者，非容若意也，并非梁汾意也。语云：非穷愁不能著书。古之人欲成一家之言，网罗编葺，动需岁月。今容若之才得于天者非不最优，而有章服以束其体，有职守以劳其生，复不少假之年，俾得殚其力以从事于儒生之所为。噫嘻！岂真以畀之者夺之，而其所不可解者即其所可解者耶？

“不少假之年”，似造物者“不应夺之如此其速”；然而章服束体、职守劳生云云之挫折其心志，何尝不是速夺其年之祸因，张见阳不愧为“饮水词人”异姓昆弟，所知诚深切。但其于“立言”之不朽事功，唯以纳兰未能殚其才力从事儒生经解为大憾，则不免仍嫌迂阔。此固不足以尽抉纳兰“如鱼饮水”之人生体认，亦未尽合顾贞观“甚思所以不朽容若者”初衷，尤难以发覆容若与梁汾死生骨肉情谊所特具之文学史认识价值。

纳兰性德（1655——1685）[1]，字容若，号楞伽山人，籍隶满洲正黄旗，康熙朝权相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应殿试成进士，选授三等侍卫，后晋至一等。所著词初名《侧帽》，康熙十七年（1678）顾贞观与吴绮校刊于吴门时已改名《饮水》。殆缘“抗情尘表，则视若浮云；抚操闺中，则志存流水”[2]之爱妻卢氏病故于前一年，兼以二年来侍卫奔驱生涯之感受，虽时仅二十四岁，纳兰已慨乎其人生苦涩体味。

“纯任性灵”，情真语挚之《饮水词》，其数十阕凄惋哀绝之悼亡篇什及大量苍凉清怨的边塞行吟词、荡气回肠感人肺腑之友情词所构成之独特风采，于清初词苑固不多见，即以前代词史相观照，亦自别具胜场。所以，纳兰词甚享盛誉，尤其自晚近况周颐《蕙风词话》推其“为国初第一词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更赞之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后，《饮水词》诚如张见阳《序》所说：“世共知之”。但是，在顾贞观与吴绮校定并刊行《饮水词》之康熙十七年以来之词坛，亦即“博学鸿词”大科诏开后爱新觉罗王朝“武功”渐近底定，“文治”正启其端之际，纳兰凄清哀顽或怆楚苍凉之词风甚不合时宜。虽则词通常仍被视作“小道”，但已纳入“文治”一端之词坛主流群体视《饮水》作派实深不以为然。尽管歧见之表现颇称尔雅，形态亦大抵各自表述：重性情抑或重体格，主“情”还是主“韵”？此中消息从陈维崧《贺新郎·赠成容若》一阕可以透见：

丹凤城南路。看纷纷、崔卢门第，邹枚诗赋。独炙鹅笙潜趁拍，花下酒边闲谱。已吟到、最销魂处。不值一钱张三影，侭旁人、拍手揶揄汝。何至作，温韦语？

总然不信填词误。忆平生、几枝红豆，江东春暮。昨夜知音才握手，笛里飘零曾诉。长太息、钟期难遇。斜插侍中貂更好，箭髇鸣、从猎回中去。堂堂甚，为君舞。

此词应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冬陈维崧应召来京参加“鸿博”之试时，其与容若虽初交而相见恨晚。陈氏与顾贞观原为旧识，吴绮则情亲称异姓昆仲，故两人投缘乃自然事。以此益见“不值一钱”以下诸句绝非临笔应酬语，而乃类乎骨鲠在喉，早欲一吐为快。其时以朱彝尊为代表之浙西词群正处于鼎兴之势。宋末元初词总集《乐府补题》为朱氏携来京师，正掀起大唱和成《续补题》。《词综》已经五年纂辑由汪森增订付梓；《浙西六家词》合刻亦继之问世。朱竹垞论词主“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按其旨趣实在南宋“双白”之“清空”一路，即以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与张炎《山中白云词》为宗尚，于是开世称之“浙西词派”。试检朱彝尊《曝书亭集》，似无立宗开派直接主张。作为浙人，其启窦“浙派”家法每以两浙乡邦情结话语出之，如《孟彦林词序》谓“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自元以后，词人之赋合乎古者盖寡。三十年来，作者奋起，浙之西家娴而户习。”《柯寓匏〈振雅堂词〉序》亦云：“崇祯之季，江左渐有工之者；吾乡魏塘诸子和之，前辈曹学士子顾雄视其间。守其派者无异豫章诗人之宗涪翁也。”迨《鱼计庄词序》一转曰：“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至此一种流派网络理念昭然纸上，于是《黑蝶斋诗余序》劈首一句“词莫善于姜夔”，以及历数“宗之者”接续法统由南宋以至他“六家”中词，不啻点睛之论。由此可知，竹垞开列详明之两宋浙籍词人，其意原为凸现南宋词，虽也提及“吴兴之张先”、“三衢之毛滂”与“钱唐之周邦彦”等北宋词人，无非为强化“浙东西为多”之印象而已。至于《花间》、《草堂》之畴则尤鄙之，《孟彦林词序》中专予批评云；

词虽小道，为之亦有术矣。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俾滓窳涤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

陈维崧、纳兰性德与朱彝尊均系友人，且多交接，其时皆在京师，上引朱氏诸序大抵正作于此期间。曾作《浙西六家词序》，笑言“倘仅专言浙右，诸公固是无双；如其旁及江东，作者何妨有七”之陈维崧，其《贺新郎》中“何至作，温韦语”云云显然诙谐语中有反讽意，所针对者应即朱彝尊所持理念。

朱彝尊虽并未直接指对纳兰，但纳兰性德于词之好尚，乃师友所皆知。徐乾学《纳兰君墓志铭》即明确言之：“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又在《神道碑文》中云：“精工乐府，时谓远轶秦柳”。严绳孙、秦松龄合撰之《祭文》亦曰：“兄善倚声，世称绝唱；周柳香柔，辛苏激亢。每言诗词，同古所尚。古诗长短，即词之剏；南唐北宋，波澜特壮。亦犹诗律，至唐而畅；屈为诗余，斯论未当。”最堪玩味者朱彝尊于纳兰病故时亦有《祭文》，言彼此相识于康熙十二年（1673），“我客潞河，君年最少，登进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投我素书，懿好实多”，语气颇以长者自居。至于关于词事，仅言“是时多暇，暇则填词，我按乐章，缀以歌传；剪绡补衲，他人则嗤，君为绝倒，百过诵之。”“剪绡补衲”当指集唐诗句之《蕃锦集》词，而于纳兰之词及好尚则只字不涉，彼此异趣，足可侦知。

朱竹垞尽管未直接指言与纳兰词宗尚异趣，但其公开表明曾存歧见于顾贞观，则实属一回事。《水村琴趣序》系竹垞归田后所作，即康熙三十一年（1692）七月以后文字，中云：

《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句之所由昉也。汉《铙歌》郊祀之章，其体尚质，迨晋宋齐梁江南《采菱》诸调，去填词一间尔。诗不即变为词，殆时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国，盛于宋。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锡山顾典籍不以为然也。

顾典籍，即顾贞观（1637——1714），谱名华文，字华封，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晚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曾孙。康熙初入京，以诗受知于龚鼎孳、魏裔介，荐于馆阁，擢掌国史馆典籍，康熙十年（1671）落职。著有《弹指词》，时人以之与陈维崧、朱彝尊二家词并称“三绝”。顾贞观与纳兰交契于康熙十五年（1676）再次入京时，言其俩人间友谊，必以纳兰应顾氏恳请营救因罹“科场案”遣戍宁古塔之挚友吴兆骞（汉槎）事为美谈1，其实纳兰性德读梁汾寄吴汉槎《金缕曲》“为泣下数行”前，已奠定忘形于心之深厚相知基础。只需略加排比《饮水词》中几阕简顾氏之《金缕曲》即可知，在“时方为吴汉槎作归计”而相慰以“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之前，已有“德也狂生耳”、“酒涴青衫卷”二阕。有必要一读彼俩初交赠词，纳兰首唱云：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唯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是年容若二十二岁，刚成进士授侍卫。“谁会意”、“从头悔”之感喟，“不信道”之惊喜与欣慰，“心期千劫”、“缘结他生”盟誓之赤诚由衷，无不反映这位才情卓绝之八旗贵介公子，为获交长其十八岁的江南名士而深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激动。只要不抱偏见，如此抒述满汉文人间真挚友情，而且见于满汉民族矛盾冲突未尽消戢时，诚足堪珍视并大书一笔于词史以至文学文化史中。顾贞观《金缕曲·酬容若见赠次原韵》同样声情并茂，可佐证二人死生骨肉之交原非偶然：

且住为佳耳。任相猜、驰笺紫阁，曳裾朱第。不是世人皆欲杀，争显怜才真意？容易得、一人知己！惭愧王孙图报薄，只千金、当洒平生泪。曾不直，一杯水。  歌残击筑心逾醉。忆当年、侯生垂老，始逢无忌。亲在许身犹未得，侠烈今生已已。但结记、来生休悔。俄顷重投胶在漆，似旧曾、相识屠沽里。名预籍，石函记。

自此二人于“十年之中，聚而散，散而复聚。无一日不相忆，无一事不相体，无一念不相注“。顾贞观在《祭文》中对此“事”此“念”有续解：

尔汝形忘，晨夕心数。语唯文史，不及世务。或子衾而我覆，或我觞而子举。君赏余《弹指》之词，我服君《饮水》之句。歌与哭总不能自言，而旁观者更莫解其何故？又若风期激发，慷慨披露，重以久要，申其积素。吾哥既引我为一人，我亦望吾哥以千古。

“语唯文史”，涉及自广，然于词此种情心载体，无疑必是彼此志相通、道相合之集注点与沟通渠道。至于相互赏心所作词，纳兰《梦江南》有云：“新来好，唱得虎头词。‘一片冷香唯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标格早梅知。”“一片”两句乃顾氏前期名作《青玉案·梅》中佳句，举拈入篇以抉示《弹指词》之风骨气韵。而顾贞观则在《饮水词序》中云：“骚雅之作，怨而能善，唯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也。容若天资超逸，翛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如听中宵梵呗，先凄惋而后喜悦。”显然，他俩之知音感于词而言则正在于一“情”字，主情、重情，以情之真与深为词体生气活力所寄归。基于此一通同之志趣与理念，二人合力选编成《今词初集》二卷，纂录清初三十年间词家一百八十四人作品，时在康熙十六年（1677）。鲁超《序》中转述顾贞观论词语曰：

吾友梁汾常云：“诗之体至唐而始备，然不得以五七言律绝为古诗之余也。乐府之变，得两宋词而始尽，然不得以长短句之小令中调长调为古乐府之余也。词且不附庸于乐府，而谓肯寄闰于诗耶？”

“闰”，余也；与“正”相对言则为“偏”，所谓备“闰位”即非嫡派、正宗。顾贞观之词学观于各种“尊体”词论中属于凌厉而积极一宗，意在从本源论撇清“诗余”称谓，不止于功能论上争高下。鲁《序》紧接一段议论值得拈示：

容若旷世逸才，与梁汾持论极合。采集近时名流篇什，为《兰畹》、《金荃》树帜，期与诗家坛坫并峙古今。

“兰畹金荃”，温（庭筠）韦（庄）“花间”一派之代称，纳兰与梁汾诚有以编选《今词初集》相号召而树帜坛坫意。《初集》后有浙人毛际可《跋》云：“是选主于铲削浮艳，舒写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本朝三十年填词之准的。”“准的”之说足以与“树帜”云者互为补证，而“性灵”二字正可标识于此孕育胚变中之新“花间”词派大旗上。如果比照前述朱彝尊有关论词文字，此中分歧与争端已豁然清晰。顾贞观何以对朱氏持论不以为然？要旨似不尽在宗南宋抑北宋，所争者乃“情”之有无深浅。梁汾词弟子无锡杜诏（紫纶）于《弹指词序》中有段话可从侧面探知；“竹垞神明乎姜、史，刻削隽永，本朝作者虽多，莫有过焉者。虽然，缘情绮靡，诗体尚然，何况乎词。彼学姜、史者辄屏弃秦、柳诸家，一扫绮靡之习，品则超矣，或者不足于情，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尤可供辨认者为诸洛《序》所述：“先生尝曰：‘吾词独不落宋人圈，可信必传。’尝见谢康乐‘春草池塘’梦中句曰：‘吾于词曾至此境’”。然则梁汾之“不以为然”者旨在杜绝以宗宋为圈之弊；而能不落圈，自写心魂，必传诚无疑。

师法或师承原所不免，但不应成为圈，形为自限门户、自囿情性之僵硬家法。“转益多师”，前贤早就有度人金针，似已成常识。“与梁汾持论极合”之纳兰容若对此多有述说，其《渌水亭杂识·四》有个形象而风趣比拟：“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母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母胸前过日。”《通志堂集》卷十四《原诗》中纳兰还以桐城钱澄之一则“今典”申述此理：

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

由此而言，容若与梁汾之“为《兰畹》、《金荃》树帜”，其本意并非以之为宗祖，从而自制圈，论宗旨乃在张扬性灵，以载情为本。这正如纳兰虽自少就好读唐五代词，亦有所师法，但并未说填词必以之为家法或“词莫善于温韦”。其在《杂识》中论唐五代词说极明白：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所谓“贵重”当指富艳精工，斑驳陆离，一种形式美；“适用”则言抒情功能之空间容量。前者意似与小令为主有关，体式渐多，中长调发展，“适用”功能自亦增强。其推崇李煜词“兼有其美”者实鉴赏后主之饱含“忧患”苦情而出以凄丽哀婉的比兴手笔。类此审美理念始终以一“情”字为灵魂，就是彼俩于词学观上主要共识。所以，在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眼中，毋论《金荃》《兰畹》之属，均仅止作为指称符号，于内涵则当别赋己意。这犹如容若有书斋名“花间草堂”，命名与“渌水亭”、“通志堂”虽异，然亦仅为召邀友朋“剧论文史”之所。尽管此“草堂”乃主人与顾贞观、严绳孙（荪友）、姜宸英（西溟）、梁佩兰（药亭）等晨夕相对，共探词学处，但羌非专辟供奉《花间》、《草堂》以为神主之地。因而，“花间”云者无非纳兰等用以指代倚声之词，所谓“花间课”者乃彼等所意欲构建之词的理想事业。于是，《饮水词》中一阕《虞美人》即可得以解读：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

此词道光十二年（1832）汪元浩（珊渔）结铁网斋刊本有副题“为梁汾赋”，末句“衮衮向”作“健饭走”，与张纯修刊本及《通志堂集》版皆异。其实，与其说“为梁汾赋”，毋宁视其为纳兰与诸同人之一份词群结盟宣言。上片乃基于志趣之誓辞：践“我”之宗旨不惮下地狱（泥犁）。黄庭坚、秦观为北宋词人中以最工情语著称，同时后世诟之者每谓“好作艳语”，和尚法秀更呵黄氏“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正恐生泥犁中耳”（《禅林僧宝传》卷二十六）。然“艳语”只要不坠“浮艳”，以积极层面而言正贵有“情”。纳兰等不嫌引词史言情极端典型相拟，申言甘愿“自招共泥犁”，无异在“花间课”之旗帜上大绣一个“情”字，从而必亦不负其“我”。下片以反讽语言旨趣，包纳审美追求。“瘦狂”即忧患憔悴形态之喻拟，形象表述即顾梁汾词中“一片冷香”、“十分清瘦”之属；“痴肥”则相对言指欢娱枵空者流。“判任”云云，自信语，与顾氏“可信必传”之说同，于几分诙谐中锋颖凸现。若再参读《填词》一诗。旨意益明，诗见《通志堂集》卷三：

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鞵心事杜陵知，只今唯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

作为论词诗，《填词》较比前引《虞美人》具体且深化者为：于辨别“忧患”与“欢娱”之是非时，着重拈举“比兴”寄托，即“风人旨”。纳兰精警针砭世人虽然咸尊杜诗，却往往徒取其原自忧患之“沉郁”外部形态以赞赏把玩，至于杜甫冷暖自知之“芒鞵心事”则每买椟还珠。而“冬郎”之以特例强化举征，亦正突现“心事”故。冬郎为晚唐诗人韩偓小名，偓字致尧，仕朝以忠爱称且独具风骨，于诗外别有词集名《香奁》，《唐才子传》卷九评为“词多侧艳新巧。”关于韩氏诗词前后期成就如何评价此处无须深究，《填词》之要旨在辨认“美人香草”形态与一生憔悴“心事”的统一，提升至与三闾大夫屈原“共醒醉”。此说与顾贞观“骚雅之作，怨而能善，唯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云诚异曲同工；从而足见彼等所理想词境实即真与善、美相兼相济，欲得此种兼济境界，舍置入一生心事莫办。

如果不算牵强附会，从纳兰及顾氏论辨“花间课”文字底蕴中，似乎可感知张惠言、周济辈推尊温庭筠词并畅言比兴寄托之说脉承由来。顾贞观“不落宋人圈”词学观念对同郡乡后辈能略无启示？可是在进入康熙盛世之当时，“冬郎憔悴”与“三闾共醒醉”云云贵言“心事”论调，实大违韶濩元音之倡导。朱彝尊在《紫云词序》中所呈见解适足以表明纳兰等之不合时宜：

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

朱竹垞诸词序皆收辑于《曝书亭集》卷四十中。此篇系为福建晋江籍人丁炜（雁水）而作，《序》中云丁氏时“以按察司佥事分巡赣南道”。据徐氿《词苑丛谈》卷九有“庚申春暮，丁观察之任虔南”之载述，庚申为康熙十九年（1630），虔南即赣州。至康熙十九年（1686）春升授湖北按察使，朱氏《序》必作于此数年间。《序》又有“今则兵戈尽偃”，“其乐章有歌咏太平之乐，孰谓词之可偏废欤”云，此指“三藩”战乱已平定；而竹垞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被劾谪官，故揣之以语势，当作于此年前，亦即时在纳兰性德生前。

朱彝尊为博学多识之通人，作为一代宗师其岂少真知灼见？《紫云词序》所论不该视作其词学观之全部而深诟之。但这正可为后人提供参照，相对比观能衬见纳兰与顾梁汾诚也“轻狂”而不谙世事，纯乃书生意气。朱氏亦另有《书〈花间集〉后》一文，寥寥仅百字：“作者凡一十七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晋者，有仕南唐、南汉者。方兵戈俶扰之会，道路梗塞，而词章乃得远播。选者不以境外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见当日文网之疏矣！”其敏感者在“文网”而于文章则无一评骘。眼光即心声，一种惕然警戒心态与纳兰等形成极鲜明对照。

纳兰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秋仍一意于“花间课”事。寄岭南梁佩兰之《与梁药亭书》诚邀其来京操选政，兴致正浓。中云：“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从来苦无善选，唯《花间》与《中兴绝妙词》差能蕴藉”，以下一段申述云：

近得朱锡鬯《词综》一选，可称善本。闻锡鬯所收词集凡百六十余种，网罗之博，鉴别之精，真不易及。然愚意以为吾人选书，不必务博，专取精诣；杰出之彦，尽其所长，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每选一家，虽多取至什至佰无厌，其余诸家不妨竟以黄茅白苇，概从芟薙。青琐绿疏间，粉黛三千，然得飞燕玉环，其余颜色如土矣。天下唯物之尤者，断不可放过耳，江瑶柱入口而复咀嚼鲍鱼马肝，有何味哉？

锡鬯，朱彝尊字。纳兰似既称其博又厌其“务博”，务博即多；“朱嫌多”，于赵执信（秋谷）之前已有针砭矣。信中还详开入选家数：北宋之周邦彦、苏轼、晏殊、张先、柳永、秦观、贺铸；南宋则姜夔、辛弃疾、史达祖、高观国、程钜夫、陆游、吴文英、王沂孙、张炎“诸人多取其词，汇为一集，余则取其词之至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见也。”从名单可见，牢笼百家，转益多师，不欲以门派自囿。信之末问：

不知足下乐与我同事否？有暇及此否？处雀喧鸠闹之场而肯为此冷淡生活，亦韵事也，望之望之。

梁氏于该年冬应邀入京，其《祭容若文》谓：“此来见公，欢倍于前，留我朱邸，以风以雅；更筑闲馆，渌水之下。”转年 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纳兰邀顾贞观、姜宸英、吴雯及梁氏“良宵皓月，更赋夜合”。而就在此咏夜合花之唱和次日，容若病，至三十日，遽卒，时正为其亡妻卢氏八周年忌辰。此即梁汾《祭文》所云“亦疾之前一日，集南北之名流，咏中庭之双树”；姜西溟《祭文》所哀叹之“夜合之花，分咏同裁。诗墨未干，花犹烂开。七日之间，玉折兰摧。”从此，“四方名士，鳞集一时，埙篪迭唱，公为总持”格局风流云散，“花间草堂”中群体性酝酿之一个流派也即夭折。

姜宸英《湛园藏稿》卷三《跋〈同集书〉后》1对纳兰早逝，群体顿失总持，有戚然于怀之述说：

往年容若招予住龙华僧舍，日与荪友、梁汾诸子集“花间草堂”，剧论文史，摩挲书画，于时禹子尚基亦间来，同此风味也。自后改葺“通志堂”，数人者复晨夕相对，几案陈设尤极精丽，而主人不可复作矣。荪友已前出国门，梁汾羁栖荒寓，行一年所，今亦将妻子归矣。而留者唯予与尚基耳。阅荪友、容若此书，不胜聚散存没之感；而予于容若之死，尤多慨心者不独以区区朋游之好已也，此殆有难为不知者言者。

尚基，著名人物画家禹之鼎之字。严绳孙于纳兰卒前一个月辞官归江南，顾贞观滞留近一年亦返里，姜氏此《跋》即作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据《跋》可知，“改葺通志堂”不久，纳兰旋病逝，彼辈心魂牵系者仍在“花间草堂”中。至于顾贞观之哀伤自更甚，其在南归途中应魏裔介之子魏勷（亮采）邀登黄鹤楼赋《大江东去》“倚楼清啸，休重问、烟阁云台何物”一阕时，于词后慨曰：“呜呼！容若已矣，余何忍复拈长短句乎？”然其对与纳兰之间“一日心期千劫在”这段围绕倚声事业的死生骨肉缘，实无日不萦心底。康熙四十三年（1704）顾氏已六十八岁时，武进词人陈聂恒（秋田）编《栩园词弃稿》1索序，梁汾作《答秋田求序书》恍然往事犹如昨日：

唯余受知香严而于词尤服膺倦圃。容若尝从容问余两先生意指云何？余为述倦圃之言曰：“词境易穷，学步古人以数见不鲜为恨，变而谋新又虑有伤大雅。”子能免此二者，欧秦、辛陆何多让焉。容若盖自是益进。

香严，即龚鼎孳；倦圃为嘉兴曹溶之号。此《书》中最为慨唱者乃“窃叹天下无一事不与时为盛衰。”于历数清初词界盛衰消长态势，“作者妍媸杂陈”后，曰：

吾友容若，其门第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

顾梁汾之深以为生平大憾恨，溢于字里行间。其“假令今日更得一有大力者起而倡之，众人幡然从而和之，安知衰者之不复盛邪”云云，则尤足表证彼之与纳兰所“心期”事虽历“千劫”而难泯。《答秋田求序书》可注意处还在梁汾畅论清初词坛，除提到“香严、倦圃领袖一时“，“渔洋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二三同学，功学难泯”外，即接以“最后吾友容若”，只字不及朱竹垞，显然归之于“吴越操觚家闻风竟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即率而操觚之列，而且还是“回眎《花间》、《草堂》，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一类，导引词界衰况者之一。

诚然，当龚、曹等老辈谢去，阳羡一派亦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陈维崧病逝而趋于衰歇，纳兰倘非早逝，“花间草堂”词群确足能构成别具特色之流派的。泯去满汉种族歧见，无南北地域、门第身份畛畦，不囿于词审美偏狭嗜好，一以抒性灵、写心事、出精神风致为贵之奇远品位，必不止存乎容若与梁汾之骨肉情份中而将升华为一个词派品格。

然而，纳兰性德虽堪称一员“有大力者”，但正如梁佩兰《祭文》所云：“呜呼，四时之气，秋为最悲。公本春人，而多秋思。”生当开国初盛之世，其“感怀凄怆”之“秋思”心性岂又合乎“与时为盛衰”事理？所以，即使纳兰容若寿同顾梁汾，恐仍不定能久负“起衰之任”。顾氏信中对陈秋田说：“抵都时倘举余语质之渔洋，必有相视而笑且相视而叹者。”是，王渔洋岂非一“有大力者”？然当其“位高望重，绝口不谈”词而转为诗坛祭酒后，又何尝倡言“芒鞵心事”，几曾以“愁苦之言”论诗哉！

毛际可《花间草堂记》云：“梁汾晚年于端文公祠后，构室三楹，南窗对惠山，颜曰：‘花间草堂’，其惓惓于怀者犹如此”（《安序堂文钞》卷十四）。端文公者指顾宪成，梁汾既非“有大力者”，只能以此种方式存其与容若之“心期”。“花间草堂”遂成为清代词史一椿似存若没之公案，以致每被句读成《花间》《草堂》！

纳兰逝后，“花间草堂”固烟消云散，即其《饮水》一集也并非有誉无毁。乾嘉之际名词人无锡杨芳灿《纳兰词序》中透见一信息，可佐证“花间草堂”词群即若聚之不散，其时世际遇定不佳。杨氏曰：

或者谓“高门贵胄，未必真嗜风雅。或当时贡谀者代为操觚耳。”今其词具在，骚情古调，侠肠俊骨，隐隐奕奕，流露于豪楮间，斯岂他人所能摹拟乎？且先生所与交游，皆词场名宿，刻羽调商，人人有集，亦正少此一种笔墨也。嗟乎，蛾眉谣诼，没世犹然；真赏难逢，为可累息。

“春人而多秋思”者，遭际谣诼，势所必然。

【评介】

严迪昌先生以清代文学研究饮誉海内外，其治学格局虽诗词并重，诗绝不亚于词，然就影响而言，毕竟词胜于诗，在现代词学研究史上占有独特位置。

严迪昌（1936－2003），原籍浙江镇海，生长于上海。1955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59年毕业后分配至南通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十年浩劫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先后遭禁闭即达三年之久。“文革”告终，严先生数年间连续发表《苏辛词风异同辨》、《论辛弃疾的“咏春”词》等论文，在词学研究“回暖”之初颇引人瞩目。1980年奉调回母校南京大学执教。1983年，《全清词》编纂项目上马，担任副主编、编纂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常务工作。1986年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1988年应江苏古籍出版社之约撰成《清词史》。《清词史》是第一部、亦是迄今唯一系统整合梳理清词的断代文体史著作，一经推出，其自成体系的逻辑结构、新颖独到的研究方法和考核运用文献的高超功力即在学界引起强烈震动，被公认为清词研究的扛鼎之作，兼具开山门、标里程之双重意义，亦从此奠定了严迪昌先生在词学界和清代文学研究界中的重要地位。

1992年，严先生撰成《清诗史》，因种种原因，直至1998年始由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付梓。这是一部较《清词史》更加个性化的著作，对清诗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拓荒价值。惜乎撰成后蹉跎数载，继之枣梨海外，直至200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始印行简体横排版，广为学界所知，否则现今之清诗研究面貌当有不小的改观。在此期间，严先生在清词研究方面依然有相当的创获。1993年出版的《阳羡词派研究》不惟是第一部清词流派研究之专著，亦是第一部词学流派研究之专著，被学界公认为词学流派研究的典范之作。1996年，《近代词钞》出版，全文凡150万字，共收词人201家，录词5500余首，为现有近代词研究资料规模最大、手眼最高者。本书前有2万余字之《近代词史札论》，于近代词史分期及词坛风会流衍等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扼要剖析。正文中于200词人各系一小传，其中于词人生平行迹、词学主张、词史地位等均予精审考辨与提挈。合《札论》而观之，不啻为一部详明的近代词史。

严先生此期的几种清词选本及笺注本亦各有特色。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金元明清词精选》、1997年天地出版社《金元明清词》两编皆要言不烦，既收普及之功，亦体现出学术深度，允为选本之精品。99年应邀撰写《纳兰词选》，共选词一百八十阕，约占纳兰性德词全部之半，其中发明良多，每有令人耳目一新处。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亦周折耽搁十年之久，近日始由中华书局印行。

自2000年起，严先生出数十年研治清代文学之心得，倾力撰写《清代文学史案》一书，计划成100篇，以个案方式对清代文学史进行全面检讨和深入探索。从已刊出的部分文章，如《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孔尚任之“史心”与<桃花扇>》、《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人文构成斠原举证》、《从<南山集>到<虬峰集>——文字狱案与清代文学生态举证》、《往事惊心叫断鸿——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八旗诗史案》、《“长明灯作守岁烛”之遗民心谱——叶绍袁<甲行日注>》、《姚鼐立派与“桐城家法”》等，我们可以清晰窥见严先生研治清代文学史的高度与志意。可惜该书仅成二十余篇，严先生即患病仙逝，与拟著之《清代词人综谱》与《清八百词人传论》一样，均为学界留下难以弥补的重大遗憾。

这篇《一日心期千劫在》即出自上述《清代文学史案》，最初发表于《江苏大学学报》2002年1期。在清词史程中，纳兰性德未必最出色，却最为世人所熟知。在拙著《纳兰性德》（中华书局2010年版）之前言部分，我尝有这样的描述：“纳兰性德是清代词坛的一个‘异数’。所谓异数，不光指他以濡染汉文化未久的满洲贵介公子之身昂然屹立于清词坛坫，成为词之中兴期屈指可数的几座高峰之一，更由于在如今学界和大众皆普遍漠视清词的大背景下，纳兰独能赢得广泛的青睐，获致超常的‘礼遇’。据台湾黄文吉教授的统计，1912－1992八十年间计有清词研究成果1269项，其中纳兰独得171项，仅次于另外一个更大的‘异数’王国维而屈居次席。其后的十几年来，关于纳兰的研究更是风起云涌，恐怕早超过了前八十年的总和。”

如上引文意图表明，纳兰研究是清代词史研究的大热点，数十百年来，能开掘的领域几乎均被人“深挖细翻”过，已经难有“剩义”存焉。作为一种文学史书写的“史案”之著，在很多人也只能是对既往研究成果的综述辨析而已。而严迪昌先生则在深入体认有关史实的基础上，独具隻眼地阐明前贤未曾发见的惊人论断：被世人目为优游卒岁、吟风送月之纳兰容若原来一直有意与顾贞观等携手构建一个以“性灵”为宗旨的词派，与阳羡、浙西两大派争胜而形成三鼎足之势，不仅有阵容、有理论、有选本，甚至连词派之名目也已齐备，那就是诸多词家胜友流连忘返的“花间草堂”。可惜天不假年，随着纳兰之早逝，这一呼之欲出的词派也就胎死腹中了：“‘花间草堂’遂成为清代词史一椿似存若没之公案，以致每被句读成《花间》《草堂》”！

应该说，这是纳兰研究的重量级问题，也是清代词史研究的重量级问题，足可称为纳兰研究甚至清词研究之“哥德巴赫猜想”。揭橥这一段史实的意义是无待于喋喋不休地渲染的。这是我再三斟酌，最终仍选入此篇作为严先生词学研究代表作的主要原因。

需要留心，严先生是怎样破解这一“猜想”的。文章从纳兰异姓昆弟张见阳对于他的理解和误解说起：张氏以为官场生涯是“速夺其寿”、造成纳兰早逝的原因，这是知心之语；但张氏以为倘天能假年，则纳兰将可投入儒生经师之事业，则未免迂阔。严先生以为，认同此种说法将导致对纳兰与顾贞观之交谊，以至于其所特具之文学史价值皆无法正确辨识。

此一节实为“引言”，但对于纳兰心性之判断又实不可或缺，为后文诸多史实的认知埋下重要的伏笔。

文章主体部分中，严先生征引辨认了如下几件重要史实：第一，康熙十七年陈维崧进京应“鸿博”考试时赠纳兰之贺新郎中“有不值一钱张三影，侭旁人、拍手揶揄汝。何至作，温韦语”之句，这并非无谓应酬，而是面对“浙西”炽盛形势的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辞。第二，朱彝尊论词推尊南宋而贬抑北宋，其力破“花间”、“草堂”之余地其实正隐含针对纳兰的一层意思。至于与顾贞观论词不合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三，纳兰与顾氏以“情”结缘，“情之所钟”亦自然成为论词之核心。两人合力选编成《今词初集》实即为“情”张目，为构建词派品格做理论准备。第四，是时萦绕于“花间草堂”之顾贞观、严绳孙、姜宸英、梁佩兰等实已构成“花间草堂”词派的储备阵容，然而该群体不久也即随纳兰逝世而星散。

以上论证既步步深入，又左右勾连，不徒逻辑力量极强，亦复充溢文心周至、柳暗花明之美感。文中征引材料皆属常见，并无“独家秘笈”之类，而在严先生笔下即焕发“点铁成金”般的光彩。此之谓“有思想的学术”，或曰“有学术的思想”。

然而还不止于此，本文更加引人深思的是贯串整体的一个大问题：倘使纳兰并未早逝，而享顾梁汾般高寿，这一“花间词派”便真的能笼盖词坛，左右一时风气么？严先生以渔洋山人、金风亭长等作为参照，犀利地指出：如纳兰、顾氏“春人而多秋思”的书生意气，抒性灵、写心事、出精神的创作旨归，必然是与“盛世主旋律”悖离而难以谐调的。如此，不合时宜的凄清顽艳之词风势必为当局所不乐闻，势必受到诸多钳制和诋毁，时世际遇定然不佳，纳兰也实难撑起他心目中的起衰救敝之责。就全文来看，末尾这一部分只是假说，是完成了论述主题之外的“蛇足”，然而，也恰恰是这一部分最令人悚然惊诧。它使我们不仅思考纳兰一个词人、周边一个群体、一个流派的起伏消长问题，而是把我们带入到对整部清代词史，乃至与其相关的大文化背景的思考中去了。思考，诚然是沉甸甸的，也常常给人带来格外的忧患。可是，倘若从事文学史研究者舍弃了沉重滚烫的思考，我们的灵魂中还剩下什么东西是可贵的呢？

【附录】严迪昌先生主要词学研究论著目录

1、《纳兰词选》，中华书局2010年版

2、《严迪昌自选论文集》，中国书店2005年版

3、《元明清词》，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

4、《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与吴熊和、林玫仪合作），（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年版

5、《近代词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中华古词观止》（合作），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7、《近现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

8、《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

9、《唐宋友情词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0、《金元明清词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2002年再版

11、《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1999年再版

                                              （以上著作）

1、《吴瞿安先生的词与词学观》，《词学》第十六辑2006年1月

2、《一日心期千劫在——纳兰早逝与一个词派之夭折》，《江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传承 建构 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与刘扬忠、钟振振等合作），《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4、《“稼轩体”与“稼轩风”辨》，《李清照辛弃疾研究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近代词史的再认识》（按即《近代词钞》之《代序》），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6年3月第6卷第1期，

6、《以累积求新创——我对清代诗词研究的认识》，《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

7、《海宁查家词话——兼说“浙派”中期词研究》，《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4期

8、《<半缘词>：“浙西”词心斠原举证》，1994年上海词学研讨会提交论文

9、《论史承谦及其<小眠斋词>——兼说清词流派之分野》，台湾《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

10、《<乐府补题>与清初词风》，《词学》第8辑（1990年10月）

11、《万树三考》，香港《中华国学》1989年6月创刊号

12、《我读朱彝尊词》，《古典文学知识》1989年第6期

13、《我读清词》，《古典文学知识》1988年第6期

14、《“稼轩风”与清初词——兼论“稼轩风”的独异性与时代性》，1987年首届辛弃疾学术讨论会论文，后收入《辛弃疾研究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

15、《老树春深更著花——清词述略(上、下)》，《 文史知识》1987年第11、12期

16、《说“足”与“善”——<全清词>编纂手记》，《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

17、《论阳羡词派》，《词学》第4辑（1986年8月）

18、《论郑燮的<板桥词>——清词论丛之一》，《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9、《论辛弃疾的“咏春”词》，《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0、《马革裹尸当自誓，男儿到死心如铁——略论辛弃疾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史知识》1982年第8期

21、《折叠多致,摇曳情浓——读纳兰性德的悼亡词<金缕曲>》，《名作欣赏》1982年第2期 

22、《苏辛词风异同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23、《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思想倾向论辨——与王永健同志商榷》,《江苏师院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1－2期合刊

24、《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以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