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 ——与王泽龙先生商榷

《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发表了王泽龙先生的《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一文，展读之下，颇受启益。但也有一些疑问，特提出若干商榷意见，就正于王先生与各位方家通人。

王先生在文中提出了“中国现代旧体诗词不宜入史”的主张，在我看来，其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旧体诗词不具有充分的现代性。第二，旧体诗词不具有充分的经典性。那么就需要追问：何谓现代性？何谓经典性？

一

先说现代性。王先生以为：“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精神特征的现代性，而且是包括了文学语言、文体样式、文学思维等文学本体形式的现代性特征的。就诗歌而言，主要体现为诗歌语言、诗歌体式、诗歌音节、诗歌意象、诗歌诗思等方面的现代性特征，这一些是构成现代诗歌区别于古代旧体诗歌的不同诗质性因素。”我不想去推导“现代性”概念的内涵是否被误读，仅就王先生自己的界定而言，这种宏观的、面面俱到的概括当然没有问题，但我很怕一旦分析到具体作品的时候，便会有力不从心的情况出现。我的意思是，当一篇文学作品不能全面具备以上质素的时候（这种情况很不少见），其中哪些因素更重要，决定了它更贴近现代性呢？在我们还不能把所有作品一概视为“形式即内容”的前提下，我绝对倾向于“思想内容”与“精神特征”这些内在的基核，而不是文学语言、文体样式这些外在的元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现代性与古典语言、古典文体形式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不应以排斥这些因素为前提才能得以确立。牛汉曾说：“对诗来讲，一千年前的诗有的到现在仍觉得清新，而当今新出现的诗，有不少一诞生已苍老不堪”，这句话既道出了不少读者的感受，对“现代性”的有关判断也不啻为一剂清凉散[①]。

试读聂绀弩一九六六年写下的《血压三首》之三：“尔身虽在尔头亡，老作刑天梦一场。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馀生岂更毛锥误，世事难同血压商。三十万言书说甚，如何力疾又周扬。”再读一九八五年写下的《悼胡风》：“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前一首是比较标准的七律，其中更用到了“刑天”、“毛锥”、“耻与魑魅争光”等事典和语典[②]；后一首是很漂亮的七古，典故用得不多，但笔法思致则得力于吴伟业的千古绝唱《悲歌赠吴季子》[③]。无需费辞解说，在文学语言、文体格式等层面如此不“现代”的旧体诗，其“思想”、“精神”等内在的基质不是比那些空洞枯槁、软媚无骨的新体诗（如五六十年代的某些“经典”诗歌、汪国真的某些作品）更新，更靠近“现代性”吗？

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极少数的杰出之作，不能代表现代旧体诗词的总体都具有现代性。那么好吧，请找出1966年的新诗创作中谁发出过比“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更雄浑洪亮的声音？1985年的新诗创作中哪一篇悼念胡风的作品（如果有的话）能比得上散宜生的这首诗？如果仅仅因为其形式是旧的，就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抹去这一页，这样的损失会令人痛心疾首，同时也缺失了历史的真相的。所以，王泽龙先生很有保留地地承认“20世纪的旧体诗词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品质的作品”只能是一种貌似公允的姿态，绝非真正了解了内情的持平之论。文学从来就只有真善美与假恶丑之别，既不当分新旧，也不当分雅俗。能透过“旧瓶”看到其中的“新酒”，能透过旧的形式发现且表彰其内在的、真正的“现代性”才是身为文学史家直面现实的科学态度。

二

再说经典性。文学史应该是一部经典化的文学史，这一点我和王先生有共识，有时候甚至觉得现在文学史的“门槛”还不够高，再高一些也无不可。可是，经典化不能脱离“全景”的前提而独立存在，这是对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即使某一品类，它在文学史程上所占的位置并非主流，甚至逆流而动，但只要它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认识价值，能够构成一种文学现象，我们就有责任将其记录下来，而不可以种种堂皇的理由视而不见，似乎它从来就没有出生过，成长过，任其湮没在黑暗之中。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唐弢和王富仁先生的意见[④]，也不同意王泽龙先生以“20世纪的旧体诗词的成就整体上也并没超越晚清，总体上更难说得上对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新贡献。那么，现代旧体诗所具有的经典性文学史意义也就是十分有限的了”这样的理由将旧体诗词拒之门外。

我要追问，为何“没有超越晚清”就不能入史？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晚清也没有超越清初，那么晚清是否也不应入史了呢？清诗总体上没有超越唐诗和宋诗，那么清诗也不应入史？最后中国古典诗歌史不就剩下鼎盛的唐诗了吗？那古代文学史就剩下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一代之文学”就够了，没有必要发展了，我们还需要这么多的学者兀兀穷年干什么？事实上，王先生的文学史观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的老调重弹，而“一代”观历经一个世纪的“经典化”历程，其弊端正在日益显现，正处于学界反思和扬弃的转捩点上。先师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对此有很精彩的论说：“由于这一观念的不断被推崇和引申，简单化地从纵向发展上割断着某一文体沿革因变的持续性，又在横向网络中无视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间的不可替代性，终于导致原本丰富多采、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学史变成为一部若干断代文体史的异体凑合缝接之著……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架构任何定于‘一尊’的格局都是非科学的，其本身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史程实际”[⑤]。所以，我理解的“经典性”应该是在“全景”前提下拿出自己的手眼，逐步筛掉沙子，擦亮珍珠，还它应有的光采，而不能人为地先阉割某些可能很珍贵的东西。

还要追问，现代旧体诗词真的如王先生判断的那样“难说得上对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新贡献”吗？窃以为并非如此。首先，现代旧体诗词承担了现代社会史和现代文人心灵史的记录功能。二十世纪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特殊的一个百年，也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百年，社会现实以及知识群体心态的相应激变皆为空前所未有。在这个过程中，旧体诗词充任了重要的记录者角色，既不可被历时性的诗词写作所替代，也不可被共时性的其它文学体裁所替代，上引聂绀弩的例子已经能够使我们看到这一点，而类此的例子不胜枚举。信手举几个：

闻道东三省，强夷兵苦鏖。黄金填海尽，白骨蔽城高。

粮绝军宵遁，山空鬼昼号。庙堂守中立，民命等鸿毛。

——沈汝瑾《闻道》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

——丰子恺《贺新郎》

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值钱。 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

                                       ——沈祖棻《鹧鸪天》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望大陆》

沈汝瑾《闻道》诗作于日俄战事正炽的1904年，通体四十字，字字精悍。尤其在“黄金”、“粮绝”二联之后结以“庙堂”十字，气盛胆张，锋芒毕露。丰子恺《贺新郎》作于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词全用白话，不着典故，与满含期冀的心境相得益彰，兼有老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与顾贞观《金缕曲·以词代书寄吴汉槎宁古塔》的神韵。沈祖棻《鹧鸪天》作于1947年“六一惨案”之后[⑥]。女词人一反似水的柔情与伤感，戟指怒向屠刀，其凌厉苍劲，精悍剀切，虽李清照亦不能为。于右任1962年的绝笔《望大陆》荡气回肠，久已脍炙人口，足以与新诗人余光中的名作《乡愁》并称去国怀乡诗的“双璧”。这都是现当代人在现当代史程上印下的真实心音，澎湃激荡出了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如果谈日俄战争的景况而缺失了沈诗，谈抗战时知识阶层的心态而缺失了丰词，谈国统区的血色恐怖缺失了沈词，谈隔海相望的台湾游子缺少了于诗，我们面对的二十世纪历史、知识阶层的心灵史该是怎样的苍白、贫乏和不完善！由此想开去，倘若抛弃了大量的具备此种认识意义、臻此艺术水准的旧体诗词，仅靠新诗、小说、散文、戏剧，我们就能全面准确地剖解出二十世纪文学以及其它方面的底蕴吗？

文学是人学，文学史也应该是文学人的历史。如果这个前提没有争议而现代旧体诗词不能入史的话，第一、我们会遗漏像遗老群体、学人群体、汉奸群体在现当代时空中运行的大量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活动，会遗漏像沈祖棻、顾随、聂绀弩、毛泽东、启功等虽没有（或很少）进行新诗创作但却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独特魅力和不可忽视的成就的一大批诗人，留下文学史难以补填的空洞[⑦]；其次，如果旧体诗词不能入史，已有的大量文学人也将得不到全面深入的解析。试问，没有了“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阔大、“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冷峻，我们该如何去解读鲁迅的思想构成？没有了“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放诞执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郁达夫身上那种传统文人的心态与作派？还有郭沫若、闻一多、老舍、田汉……缺失了他们创作生涯中如此鲜明的旧体诗作品，其心灵的种种秘密怎样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能顾见全人，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又怎样令人信服的以“学院化的经典性文学史观”自居呢[⑧]？

三

然而，只谈“以诗证史”的功能性作用无疑也是偏颇的，那将会取消诗歌独立的审美品性和艺术品格。需要着重指出，现代旧体诗词在艺术上并非毫无作为，她在狂澜既倒的大形势下仍然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造精神为古典诗词创作添砖加瓦，献替多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白话倾向”与“杂文笔法”。请分别简说之。

白话诗词古已有之，在文言系统建构成功并逐渐与口语剥离之后，古典诗歌史上涌现出一批诸如寒山、王梵志、柳永、杨万里、辛弃疾、郑燮、袁枚等优秀的白话诗人，而在二十世纪白话文运动的大背景下，旧体诗词写作更是与之风云际会，创造出前所未见的奇观。

试读顾随的两首《清平乐》：

眠迟起早，都把愁忘了。磨道驴儿来往绕，那有工夫烦恼。  我今不恨人生，自家料理调停。难道无花无酒，不教我过清明。

白天黑夜，黄尘如雨下。这样春天真笑话，便没有他也罢。  昨宵细雨如麻，醒来依旧风沙。总算清明过了，虽然没看桃花。

再读启功的两首词：

沁园春·病

旧病重来，依样葫芦，地复天翻。怪非观珍宝，眼球震颤；未逢国色，魂魄拘挛。郑重要求，“病魔足下，可否虚衷听一言？亲爱的，你何时与我，永断牵缠？”    多蒙友好相怜，劝努力精心治一番。只南行半里，首都医院，纵无特效，姑且周旋。奇事惊人，大夫高叫：“现有磷酸组织胺。别害怕，虽药称剧毒，管保平安。”

贺新郎·咏史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部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龂龂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仍然不必多费唇舌，我相信任何一个懂诗的人，都会在启颜之余，惊叹于白话在两位词人笔下呈现出的语言力量。甚或不太懂诗的人，看到“磨道驴儿来往绕，那有工夫烦恼”、“总算清明过了，虽然没看桃花”、“亲爱的，你何时与我，永断牵缠”、“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之类的句子，不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感知到一种别样的美？在这里，格律既不妨害思考，也不妨害描述与表达。它不再是一种生僻的和僵硬的束缚，而是从另一层面构建了诗歌的音律跌宕之美。这样的作品，即使置之数千年中国诗歌的长河中来观看，也仍然是新颖的，独异的，引人瞩目的。在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史程上，我们可以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从胡适到顾随到毛泽东、聂绀弩、启功的“白话”印迹，很明显的，它是对中国诗歌的丰富、补充、发展，而不是相反。

当然，一说白话，难免会联想起打油。打油并不坏，但我所称道的白话毕竟还需要与一般意义的打油划开界限。其本质的区别当如施蛰存先生评论聂绀弩所说：“一首诗，光有谐趣，还不易成为高格。聂绀弩同志的谐趣，背后隐藏着另外一种情绪：沉郁……所以这谐趣成为一种破涕之笑，创造了诗的高格”，或者程千帆先生赠聂诗也说：“艰心出涩语，滑稽亦自伟”[⑨]，好的白话诗词当作如是观。

再说杂文笔法。古典诗歌的杂文笔法可谓源远流长，从《诗经》的《硕鼠》、《伐檀》等篇章中即可以窥见婉曲的幽默与犀利的讽刺。此后，大量诗人踵事增华，创作出不少带有杂文意味的出色作品。即如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二一零首“忆北方狮子猫”所云：“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正是借吟咏“俊物”之名，行讥刺入骨之实，可称诗中的杂文小品。与鲁迅后来刻画叭儿狗，说它“是狗”，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正有后先辉映、殊途同归之妙。

现代旧体诗词的杂文笔法承先辈而来，而大有青出于蓝、更上层楼之势。总其原因，大约有：一、现代杂文借古讽今为常见笔法，因而杂文作家多具有比较良好的古典文史修养，对古典诗词相对熟稔，易于操作；二，旧体诗词本身即具有婉曲、蕴藉的艺术特点，在新文化背景下被边缘化之后，尤其不受主流意识形态注意与控制，因而成为一种相对“安全”的文体，操作空间较大。于是，“杂文入诗”或者说“以诗为杂文”蔚成风气，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焕发出异样的光采。

鲁迅之旧体诗有杂文味已经成为常识，人所共知。被公认为鲁迅之后杂文家第一人的聂绀弩也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旧体诗人之一[⑩]，他“以杂文入诗，创造了杂文的诗，或者诗体的杂文，开前人未有之境”，人谓之“聂体” 。罗孚比较鲁聂二氏云：“杂文，他是鲁迅以后第一人。诗，旧体诗，他是超越鲁迅而上之了。鲁迅于诗，是偶一为之；绀弩却是晚年不能纵笔挥洒于杂文，只好以杂文入诗，而取得意外的成就，达到空前的境界”[11]，此为实事求是的论断。

好的杂文，应当有郁怒的情怀，沉痛的情感，幽默的笔触，更重要的，是思想的锋芒。在聂绀弩的很多诗篇中，我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寻找到这些属于杂文的质素。诸如“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挽毕高士》）、“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钟三四清归》）、“千诗举火羊头硬，六月飞霜狗脸皴”（《答迩冬托向人乞兰》）、“吾民易有观音土，太后难无万寿山”（《颐和园》）、“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钓台》），可谓不胜枚举。更令人惊悚的是《赠周婆》（二首其一）的夫妻闲话中竟然出现“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这样精光四射、一字千钧的句子，真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种种怪现状的傥怒和质问！郭隽杰在此篇下有按语云：“当知《散宜生诗》初版本将不收第一首时，绀弩极为恼火，曾对我说：‘自认为这是我最好的诗，这样的诗抽走，还出我的诗集做什么？’”[12]这说明，诗人对自己思想价值的光焰是极其珍惜的，而这，正是一种杂文的精神。

聂氏的“杂文诗”还可举出《水浒人物五首》之五的《董超薛霸》为例。董薛二人，在《水浒》中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聂绀弩却偏偏从这种龙套角色身上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说：“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讥刺那些为虎作伥的微末丑类，揭皮见骨，尽相穷形，真堪称绝唱，而其廉悍蕴藉，又有散体杂文所不能具备的艺术魅力。

1985年，舒芜在一个关于杂文的座谈会上就提到，除了聂绀弩以外，荒芜、邵燕祥、黄苗子、吴祖光等，都能以杂文为诗[13]。近年来，则又有陈四益、金生叹（王春瑜）的杂文与诗融而为一的创作，颇受读者欢迎[14]。由此可见，诗词创作的杂文笔法不仅已经成为我们应予关注的重要现象，其前途也还大有可观。

以上，我简单地对现代旧体诗词不可替代的“记史”（证史）功能与艺术上的新变精神进行了梳理。从这至关重要的两点来判断，王先生武断地定谳其经典性为“有限”、“不充分”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更何况，文学史的研究如果过于推尊“经典性”，必将导致原本斑斓生动的文学生态被不适当的剪裁阉割，失去它应有的色彩和活性。有鉴于此，我以为，现代诗词入史已经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紧迫性。面对现代旧体诗词繁花生树、草长莺啼的大好局面，面对无数令人振奋的诗人词家及其作品，我们如果还不能负责任地探其堂奥，给予恰切的文学史评价，后人只能指责我们那种“高傲的沉默和拒绝”其实是一种学术上的迟钝和妄自尊大的愚昧[15]。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应该还在它是否可以入史的问题上再过多纠缠，而是进一步探讨现代旧体诗词如何入史、如何高水平的入史的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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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诗歌》第一辑封底题词，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名曾羞与鬼争光”一句典出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十四引裴启《语林》：“嵇中散夜灯火下弹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黑单衣革带。嵇视之既熟，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于此失注。

[③]诗云：“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抵。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里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莫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聂绀弩深喜此诗，1977年2月2日写给舒芜的信中说：“吴梅村送吴汉槎……初读时喜极，认为他很投合我的桀骜之气，而且真写得一通到底。”见舒芜《记聂绀弩谈诗遗札》，《聂绀弩诗全编》，500页。

[④] 见王先生文，亦见陈友康先生大作《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6期。

[⑤]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页2。

[⑥]1947年6月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辕及武汉警备司令部纠集军警特务数千人包围武汉大学，枪杀学生三人，重伤三人，逮捕教师员工二十人，即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⑦]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文学评论》2007年5期。

[⑧] 王先生在文中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把旧体诗词纳入文学史研究，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现状的客观性发展的一种选择，体现了一种学院化的经典性文学史观，不存在‘压迫’、‘拒绝’与‘悬置’的问题。”

[⑨] 施蛰存《“管城三寸尚能雄”》、程千帆《“滑稽亦自伟”》，见《聂绀弩诗全编》，520、522页。

[⑩] 夏衍语，见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后记》，《聂绀弩诗全编》，616页。

[11] 见舒芜《记聂绀弩谈诗遗札》，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后记》，《聂绀弩诗全编》，496、622、624页。

[12] 《聂绀弩诗全编》，90页。

[13]舒芜《记聂绀弩谈诗遗札》，《聂绀弩诗全编》，496页。邵燕祥与黄苗子、杨宪益有《三家诗》出版，又单行《打油诗》一册，亦杂文入诗之健者。

[14] 陈氏作品多见于《读书》，亦有多部单行本出版。金氏作品多见于《文汇读书周报》。

[15] 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