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力加强诗词教育，积极培养高素质人才

大力加强诗词教育，积极培养高素质人才

——浅谈在中小学校中加强诗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张石醒

杨叔子院士《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刊登于《中华诗词》1998年第5期）的著名论文，对于诗词的功能、作用、价值及其影响等都作了十分精辟而又极为深刻的阐述，对于为什么要在学校中开展以诗教为主体的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更是作了振聋发聩，妙语惊人的论述，并且给世人指明了继承和发展中华诗词的广阔前景和有利条件，对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华诗词提出了最为有效的途径和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文以其高瞻远瞩和独到见解赢得了国内外诗词界、教育界及其他各界的强烈反响和普遍赞誉，也给了我这个诗词爱好者以莫大的鼓舞、鞭策和启迪。在此，我谨对于在中小学校中加强诗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谈点粗浅的认识。

诗教，说到底就是以中华诗词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在中小学校中加强诗教，就是要切实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以中华诗词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目的是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素质，使他们能够逐步成长为既懂科学，又懂人文的高素质人才，不但学会如何做事，而且学会如何做人。

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瑰宝。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彩照人，意蕴无穷，是激励和鼓舞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挠，顽强奋斗，一往无前，以及反抗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的力量源泉。让全国的中小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充分得到诗词的熏陶，这对于搞好学校的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对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进而把他们培养成为既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又具有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新一代高素质人才，使中华民族能够以更新更高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昂首挺胸，大踏步地前进在新的世纪之中，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诗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在创办学校时，就把诗教定为教学的重要课题，而且将“诗”列为“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首。为此，他还不辞劳苦，到处奔波，专门收集当时散落在民间和流传于各诸侯国的诗歌（包括民歌），并从中精选出305首汇编成了《诗经》一书，供学生们学习和朗诵。正是在诗的熏陶之下，才使得他所培养的三千多名弟子中涌现出了“七十二贤人”。其中颜渊、曾参、子游、子夏、子贡、子路等还成了名扬当时，流芳后世的杰出人才。

此后，历代有远见的教育家总是把诗教的传统一代接一代地继承下来。他们都把《诗经》列为学生的必修课，并在继承的基楚上有所创新，不断发展。于是才产生了后来的楚辞、汉赋、乐府、魏晋南北朝诗（古体诗）、唐诗（格律诗）、宋词、元曲等。同时，诗教培育出了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辛弃疾、李清照、杨万里、关汉卿、马致远、汤显祖、龚自珍等杰出诗人。诗教还培育出了汉武帝、曹操、唐太宗、魏征、张九龄、元稹、李煜、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乾隆皇帝、纪昀和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等诗人政治家。诗教更培育出了岳飞、陆游、文天祥、于谦、林则徐、秋瑾等杰出的爱国诗人。此外，就连罗贯中、吴承恩、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鲁迅、郭沫若等著名的文学家也是靠诗教培育出来的。其实，他们也都是杰出的诗人。唐初四杰之首的王勃，14岁中进士，死时年仅26岁，却能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绝妙诗句和《滕王阁序》这样千古流芳的著名文章。南宋的爱国将领岳飞，少年时代便立下了“精忠报国”的志向，20多岁就成为抗金名将，并统帅“岳家军”屡次打败金兵，32岁时写出了成为千古绝唱的《满江红》这首无比悲壮的上好之词。毛泽东在未满22周岁时即已写下了五古悼亡诗《挽易昌陶》，他所创作的诗词成了中华诗词的又一座高峰。这些都足以说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接受了诗教，不仅学会了如何写诗 而且学会了如何做人。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但凡重视诗教的时代，就是人才辈出，社会进步，国泰民安的时代；反之，则是人才遭劫，社会动乱，民众罹难的时代。

遗憾的是，诗教的传统到了近现代却未能一直延续下来。清朝的乾隆皇帝曾一度大搞文字狱，给诗教设置过严重的障碍。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诗词视为“封建”、“复古”、“反动”的东西而加以打倒，使诗词遭到了长期的禁锢，给诗教设置了新的更加严重的障碍。解放初期，虽然公开发表了毛泽东、陈毅、郭沫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作品，但是，毛泽东一句“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话，却又将众多诗人和诗词爱好者们刚刚燃起的希望之光给浇灭了，此后的诗教就更加难以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举国上下都在大革文化命，诗词的命运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虽然诗词得到了解放，并且逐步走上了复兴之路，据说至今加入各级诗词组织的人数已达十几万人，但是，由于人们对诗词尚存偏见，有的甚至怀有敌意，所以，诗词还只能在诗人和诗词爱好者的圈子内自我欣赏。至于学校，大学的情况我不甚了解，就中小学校的情况来看，每个学期的语文课本中诗词的数量少得可怜：小学每学期1～4首绝句；中学每学期2～8首诗词，有几个学期甚至连一首也没有。而且只不过让学生读读而已，既不讲解诗词的基本知识，又不让学生做习作，更不会测验和考试。由于学生读书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对于不列入考试范围的诗词，自然就很少有人去理睬了。再说，目前中小学校中的语文教师又很少有人懂得诗词的。既然教师尚不懂得，又怎能去教会学生呢？这样一来，诗教又怎能落到实处呢？长期以来，由于学校忽视了诗教，忽视了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因而使学生毕业走上社会之后，往往头脑不够清醒，不辨是非，难分善恶，有的甚至是谁给好处就帮谁做事，也不管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以致青少年犯罪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中的不少人所追求的是个人的享受，处心积虑地想要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有的甚至为了谋取一个好的职位而不惜使用卑劣的手段。至于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集体的利益，就很少有人去关心了。

这里我顺便说两件事：一件是，我们机关有位年轻的科长，有一次走进我家，看到我很爱好诗词，桌上放满了诗词类的书籍，还有不少诗词稿，就说：“哎呀，老张你对诗词真是太着迷了，几乎跟那些迷上法轮功的人一样了。”在法轮功已被中央定为邪教组织并明令取缔之后，竟然还将诗词与之相比，把诗词爱好者与迷恋法轮功的人相提并论，真是不可思议！另一件是，机关中一位跟我关系较好的处级干部，几乎每次到我家里来坐，都要跟我争论诗词的事。他曾不止一次地说：“依我看，从现在起，至少几代人以内不会有年轻人对诗词感兴趣。”他又说：“写诗是那些文人吃饱了没事干，加上对社会不满而发发牢骚罢了，有什么用？”他还说：“中国之所以会落后，就是因为中国人太过于迷信古代的东西，特别是诗词。现在是信息时代和高科技时代，生活节奏那么快，谁还有心思去研究诗词？如果大家都去写诗，靠谁去搞经济建设？大家都喝西北风去吧！”你看，他居然把学习和创作诗词与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了，甚至把中国的落后也归罪于诗词。殊不知，中国在诗词最为盛行的唐代和宋代，恰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并且走在世界前列的时代。这里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诗人由于看问题比较尖锐，无私无畏，疾恶如仇，敢于针砭时弊，往往容易得罪当权者，所以，不但难以得到重用，而且还会招来种种横祸，轻则遭贬，重则杀头。战国时楚国的屈原，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柳宗元，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岳飞、陆游等等都是例子。至于说到时间，有些人在打麻将、玩扑克、东拉西扯和游山玩水上，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却一点也不感到可惜。为什么花点时间用来学习和创作诗词就影响经济建设了呢？须知这两位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又有高、中级职称的年轻领导干部。他们对待诗词的态度，恐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之所以会有上述那种看法，正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华诗词知之甚少、对于中国的历史知之甚少的缘故，也正是学校长期放弃诗教所造成的一种不良后果。

我很赞赏和同情唐代的杰出诗人陈子昂的为人及其遭遇，更是欣赏他那首被选入《唐诗三百首》并被列为七言古诗之首的著名诗篇《登幽州台歌》。陈子昂青年及第，并且受到武则天的赏识，24岁就成为颇有名气的朝廷命官，按理说是可以踌躇满志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后来却很不得志。原因是作为诗人的他，并不是一个只贪图个人富贵的人，他更多的是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众的疾苦。他看到当时朝政昏聩，任人唯亲，忠良被害，小人得志，便一再上书，直陈时弊。由于得不到重用，无法施展自己的满腹经纶，难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加上在随武攸宜讨伐契丹时，他虽屡献奇策，却丝毫未被既不晓军事又出身亲贵的武攸宜所采纳，反而遭到贬斥。因此，当他登上蓟北楼时，极目遥望，思绪万千，便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每当我吟颂这首诗时，仿佛陈子昂就站在我的面前，于是乎，敬仰和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因而曾先后写下了《哭子昂》和《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两首七言绝句：

哭  子  昂

堪嗟历代屈人才，酷吏贪官偏上台。

贤良方正遭埋没，祸国殃民究可哀。

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登台歌咏倍情伤，字字珠玑韵味长。

自古英雄多感慨，无穷忧患问苍茫。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让诗词早日走进中小学校园，通过诗教来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人文教育，才能不断提高中小学生的基楚素质，也才能把他们真正培养成为既有骨气，满怀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又有真才实学，不怕困难，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高素质人才。我认为，杨叔子院士在《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一文中所指出的“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打就垮；而没有优秀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打自垮”这一无可辩驳的真理，不仅要让大学生懂得，而且要让广大的中小学生也能懂得。须知中华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结晶，一定要加以继承和发展。作为诗人，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作诗。在历史上，凡是真正的诗人，其为人必定正直，且忧国忧民；为官必定清廉，且政绩斐然。而那些贪官污吏，民族败类，尽管也能作诗填词，却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诗人。

最近我对丁芒先生主编的《当代爱国诗词选》和黄贤卿先生主编的《“黄鹤杯”诗词楹联荟萃》两书中入选的诗词楹联作者的年龄段分别作了统计，（部分未署明出生年份者除外）前者1882名作者中，70岁以上的（包括已逝者）954人，占50.7%；60～69岁的524人，占27.8%；50～59岁的264人，占14%；40～49岁的77人，占4.1%；30～39岁的46人，占2.4%；29岁以下的17人，占1%。年过半百者占了92.5%。后者1254名作者中，70岁以上的555人，占44.3%；60～69岁的382人，占30.5%；50～59岁的175人，占13.9%；40～49岁的50人，占4%；30～39岁的52人，占4.1%；20～29岁的35人，占2.8%；19岁以下的5人，占0.4%。年过半百者占了88.7%，略低于前者。另据说：在北京的诗词学会中，青年人只占2.5%；而上海的诗词学会中，百分之七八十的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见孙轶青先生《全国第十二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开幕辞》，《中华诗词》1999年第6期）中华诗词后继乏人，由此已可见一斑。让中华诗词早日走进中小学校园，加强对中小学生的诗词教育，既是培养中华诗词后继人才的迫切需要，也是继承和发展中华诗词的有效途径和必要措施。我在1998年7月为《天涯繁花集》所写的《跋》中曾经提到过：“旧体诗词不但要在青年中提倡，而且还要在少年中提倡。因为青少年时期人的思维能力和接受能力最强，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也最快。更何况光阴不饶人，诗词又不容易在短期内学会学好，如果到了老年才开始学习，等到学会了，却又离死不远了，那还有什么用呢？”我在1996年9月7日写给新疆《绿风》诗刊主编石河老师的信中也曾经说过：“中国的旧体诗词急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必须赶紧发现和培养旧体诗词的创作人才，热情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创作，并给予提高和发展的时间、空间以及各种机会。不然的话，我真担心中国的旧体诗词会后继乏人，甚至于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走向消亡。”现在看来，我的担心似乎有些过分，而紧迫感却一点也不过分。只有让诗词尽快走进各级学校，切实抓好诗词教育，才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诗词后继人才。

诺贝尔文学奖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文学的最高奖项。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学创作水平高低的国际标准和试金石。我从报刊中获悉，近几十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多次奖给了一些国家的杰出诗人，仅波兰就有两位诗人获此殊荣，就连非洲国家也有获此殊荣的诗人。而中国历来号称诗词大国，人口又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却一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遗憾，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我们不能总是埋怨人家对咱们不公平，而是应该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是否对诗词有了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是否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加以继承和发展。我们还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硬要把中华诗词给打倒了？为什么自己不摆正旧体诗词与自由体新诗之间的位置？为什么自己要长期放弃诗教的优良传统？……学校不教诗词，学生不学诗词，社会岐视诗词，诗人是穷光蛋，既出不起书，又要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这样，怎能让诗词繁荣起来？又怎能让诗词走向世界？我想，只要我们从今以后对诗教真正有了足够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下大决心认认真真地抓，扎扎实实地抓，而且一抓到底，毫不放松，在学生时代先打好诗词的基楚，以后再力求提高和发展，经过举国上下坚持不懈的努力，再加上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那么我敢肯定，中国的诗人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

诗词的知识面很广，涉及到历史、地理、自然、社会、人物、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等诸多方面。其实，一部以诗歌发展为主线的中国文学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只要让诗词真正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切切实实搞好诗教，那么，今后中国的留学生不了解长江、黄河，不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知道《史记》、《四书》的事就再也不会发生了。愿全国的大、中、小学生和留学生对祖国的地理知之甚少，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对祖国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一无所知的时代早日结束；愿诗词永远陪伴着中华民族，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后代超前代，一代更比一代强，雄赳赳，气昂昂，大步迈向新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此文最早发表于《科学中国人优秀论文选》，后于2005年12月入编《中国专家学者新年论坛（大会）交流材料·中国专家学者十年贡献人物业绩与文论》，并于2007年6月被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和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评为“国际优秀论文”）

 作 者 简 介

张石醒，笔名怡然，号五指山人，1946年生，广东陆丰人，高级国学师。国际文艺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并获“第二届国际艺苑金圣奖”，中国诗词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当代艺术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黄页网首席艺术家，中国文艺家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现代艺术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华诗词学术研究院名誉副院长，中国高级专家学者联合会会员并被聘为高级研究员，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被中国国学学会授予“国学领袖”和“国学九大名家”荣誉称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当代八大文化圣贤”和“当代师表”终身成就荣誉称号；获2012年度“中国金蛇奖”，2013年荣获“国际金鼎奖”，并被授予“世界杰出华人领军人物”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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