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看红楼魅力（下）
单世联
3、芳园原在想象中
俞平伯率先在《红楼梦辨》中提出了大观园的地点问题。“《红楼梦》所叙述的各处，确有地底存在，大观园也决不是空中楼阁。这个假定所根据的有两点：（1）《红楼梦》是部‘按迹寻踪’的书。断无虚构一切之理。（2）看书中叙述荣、宁两府及大观园秩序井井，不像是由想象构成的。而且这种富贵的环境，应当有这样一所大的宅第、园林。既承认《红楼梦》确有地的存在，就当进一步去考订‘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但考订的结果，俞平伯发现连它是在南还是在北都无法确定，“非但没有解决的希望，反而添了无数的荆棘。”[17]俞平伯失望了，但继起者不乏其人，196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争论“京华何处大观园”；70年代海外学者赵冈又认为南京的江宁织造署内的西花园就是大观园。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大观园究竟在何处的问题是无法获致结论的。我们必须换一条思路。
从文本上分析，大观园就是第五回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脂批在贾宝玉梦游时批道：“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果然，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初游大观园，行至一座玉石牌坊之前，“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像哪里曾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第十六回脂批明确说：“大观园系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玄镜，岂可草率？”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中曾介绍的嘉庆甲子本批语也指出：“可见太子虚幻境牌坊，即大观园省亲别墅。”现代学者中，胡适中1928年就说过：“至于大观园问题，我现在认为不成问题，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也只不过是曹雪芹的‘秦淮残梦’中的一境而已。”[18]俞平伯1953年在《读红楼梦随笔》中认为：“大观园虽也有真的园林做模型，大体上只是理想。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其为理想境界甚明。”“大观园即是太虚幻境。果真如此，我们要去考证大观园的地点，在北京的某某街巷，岂非太痴了么。”[19]后来余英时对此作了详细论证。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至一所在，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余英时指出：“这个所在其实就是后来的大观园。怎样证明呢？就风景而言，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恰恰就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细节和放大。就心情而言，我们应该记得第二十三回宝玉初住进大观园时，作者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20]
从构思上推论，大观园是作者为“情痴”而设计的想像性空间。由于中国文化对男女情爱的理解一直受制于社会伦理，文学作品不但没有纯粹的爱情人格，也没有自由的爱情环境。从孔门诗教到宋明理学，正统思想对情爱的谨慎和防范是自觉而明显的。不过至少在文艺中，情从来都是受到肯定的，尤其在情感勃兴的魏晋之后。但古典文艺中的“情”主要指自然感兴和人生遭遇，与男女之情关系较少。钟嵘的《诗品》总结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朔横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杨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可以聘其情？”这类社会性情感基本上主导了古诗的抒发空间，以至于这段话成了同时代诗人江淹的《恨赋》、《别赋》的提纲。不过，与生理之欲不可分的男女恋情毕竟为生命的基本情绪，一种能延续数千年的文化系统不可能完全拒绝。与僵化儒生们正襟危坐的议论不同，古中国有许多动人的儿女恋情的真实故事和传说虚构，而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把同情之泪献给忠实于爱情的儿女们。严酷的礼教传统并未完全窒息中国人对性爱的向往，爱情之歌一再回荡在民间文艺和俗文化之中，强劲而峥嵘。如汉末古诗中已有“昔日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这样的“淫鄙”诗；南朝民歌更借江南的春天唱出一首首恋歌，如《子夜歌》之一：“搅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语多唐突，相怜能几时？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三唤不一应，有何比松柏？”在情感比较粗朴的北国，也由名声不太好的北魏胡太后发出“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柳飘飘落南家。含情出户肢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的心声。明代以降，“情欲”在戏曲、小说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文艺中更为纵恣不羁，除《三言》、《两拍》中那些近于淫秽的通俗作品外，通过一些文人的自觉参与，粗鄙的情欲越来越精致化、诗意化而不失其奔放的力量，其中最著名的当是《牡丹亭》。汤显祖让杜丽娘在梦中实现性爱的要求，至今看来仍是石破天惊之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丹亭》突出了这一非常爱情的环境：如果没有后花园的无边春色，杜丽娘是否能焕发出强烈的爱的冲动是很难说的。事实上，当时反映情欲的文艺作品的特征之一，是特别注意主人公身份及生活环境的交代。作家们都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及其所塑造的规范化的日常生活，一般是不允许公开谈论情性问题。当曹雪芹立意要写出古今第一情痴时，他必须设计出一个特殊的环境。
首先，大观园的主人其实是贾宝玉等人。营建大观园的起因是元妃归省，事后元妃“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敢使人进去搔扰，岂不寥落。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姐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却又想宝玉自幼在姐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时不大畅快，未免贾母王夫人愁虑，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为妙。”表面看来，大观园的建成似是偶然，但这正是作者的曲笔，元春只来了几小时，它的真正主人是贾宝玉和十二钗，它的价值也是从贾宝玉等人那里获得。对此，第十七回脂批说：“宝玉系诸艳之冠，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兄题跋。”第二十三回脂批又说：“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然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而借元春之命以安诸艳，不见一丝扭捻。” 林黛玉葬花时对贾宝玉说：“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了，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贾探春对抄检大观园的人说：“你们别忙，往后自然连你们一齐抄的日子还有呢。”对于红楼儿女来说，“里面”与“外面”、“我们”与“你们”的界限是清楚明白的。所以宋淇指出：“大观园是一个把女儿们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们在里面过无忧无虚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们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堡垒。”[21]
其次，大观园是干净的女儿国。“佳园结构类天成”，“天上人间诸景备”，大观园确是中国园林艺术的结晶，但只是在贾宝玉与诸钗进驻之后，这些旖旎风光才注入了“儿女真情”的青春生命，园因人活，人因园安。女儿们都在园中找到只属于她们自己的独立空间。像黛玉之于“龙吟细细，凤尾森森”、“比别处更沉幽静”的潇湘馆；“冷美人”宝钗之于“雪洞一般”的蘅芜苑；“素喜阔朗”的探春之于梧桐芭蕉下的秋爽斋；“心如槁木”的李纨之于黄泥茅屋、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的”稻香村等等，人与环境高度和谐。生活这里的“多半是女孩儿，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她们或结社吟诗，如“偶结海棠社”、“夜拟菊花诗”、“讽和螃蟹咏”、“争联即景诗”等等；或聚游欢宴，如“两宴大观园、三宣牙牌令”、“茶品梅花雪”、“雅制春灯谜”等等。贾宝玉以男子而成为大观园的“诸艳之冠”，因为他是个女儿崇拜者：“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贾府诸男的种种劣迹恶行，从兴家立业、光宗耀祖的角度看是一代不如一代，连下人焦大都为地下的祖宗抱愧：“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由于贾宝玉在家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也由于百般呵护着他的贾母的权威，他可以部分摆脱他作为家族主要继承人的身份所要求他的一切规范和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率真任性。但贾府仍然是一个现实环境，具有当时男性贵族社会所具有一切堕落和腐化，宝玉不可能在其中率性保真，自由发展。没有大观园，他如何能摆脱这污浊的男性社会而生活于女儿之中？所以“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姐妹丫头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正是在大观园，宝、黛的爱情萌生滋长，潇湘馆的竹影和怡红院的月色，沁芳桥畔“妙词通妙语”和梨香院里“艳曲警芳心”，都渲染、烘托、深化了宝、黛相互爱慕的情愫与心曲。贾宝玉情而不淫，女儿国也只会有爱而不能有任何与淫欲有关的行为，余英时指出：“原则上曹雪芹在大观园中是只写情而不写淫的，而且他把外面世界的淫秽渲染得特别淋漓尽致，便正是为了和园内净化的情感生活做一个鲜明的对照。”[22]比如第三十一回写到宝玉和晴雯一起洗澡，易引读者联想，但晴雯临终时由灯姑娘在一边作证，使宝、晴二人的清白得到保持。引起抄检大观园的绣春囊虽是司棋与潘又安所落，但第七十二回已说明此二人为鸳鸯冲散，好事并未成双。淫欲之事不可能在大观园发生，否则它就没有理由存在。“顽石”本来是要来人间寻乐的，如果只为他安排贾府这样一个腐败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宝玉的情性志愿，这一段红尘生涯只能是无聊、厌恶和苦痛。因为有了大观园以及与大观园联系在一起的女儿的存在，生活才有可能是值得的，人生才有它的可爱。
第三，大观园与贾宝玉等人共命运。大观园是女儿国，但谁能一辈子永远是女儿？“春风桃李结子完”，即使没有什么意外，女儿国也总得破灭。何况大观园是贾府的私家园林，不但它本身就建在贾府的旧宅基上，它的“花柳繁华”也以贾府的权势气焰为条件。大观园之外的现实世界始终在腐蚀败坏着它，在末世繁华的贾府，大观园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真正的超尘脱俗、独立存在。入驻大观园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黛玉葬花，《葬花辞》有云：“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堆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余英时如此分析黛玉心理：“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园子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落花葬在园子里，让它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既象征园中的人物，那么人物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域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中去。”[23]此说可以证之第十七回脂批所云：“观者则为大观园费尽精神，余则为若许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冢。”《葬花辞》暗示了大观园的最后的结局，也是对贾宝玉人生之旅的提示：质本洁来还洁去，他还要回到他的来处。黛玉葬花是一个不详的预示，理想国一开始就是脆弱的。第十八回的元妃省亲是贾府最后一次辉煌，当日“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但“魇魔法姐弟逢五鬼”、“含耻辱情烈死金钏”、“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三春美景终为凋零百花的秋冬所肃杀。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大观园逐步人去楼空，景象萧疏。宝玉悲吟“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重繁霜压纤梗。”他实在想不通“天地间竟这样无情的事”。抄检大观园时，贾探春就敏感到大观园与贾府“气数”的同一节奏：“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着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惜春也发出“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的诀绝之言。甄府被抄后，贾母勉力寻欢：“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但就是这个精心准备的中秋赏月却出现了种种不详之音，先是宁府的贾珍听到墙下有长叹之声，风尾森森，月色惨淡；后是荣府贾母等人虽尽力作乐却总是欢情难再。此时贾府尚未有明显破败的表象，中秋赏月闹不起来直接原因，是往日在这种场合营造气氛的姐妹们情绪低沉，除王熙凤、李纨因病缺席外，薛宝钗第二天就搬回自己家中；贾宝玉因晴雯病重而心思不振；林黛玉与史湘云宴席上竟没有任何言语，宴后却跑到凹晶馆寂寞联诗。这一切预示着抄检大观园后的贾府即将大故迭起：当年是晴雯病死、迎春出嫁、黛玉惊梦。次年2月，薛蟠打死人命被捉；10月中旬，宝、黛爱情悲剧已成定局；11月，怡红院的海棠违季开花，众人议论纷纷；贾宝玉失玉，一日呆似一日；12月元春病逝，贾府靠山已倒。第三年1月，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子腾病死；贾宝玉因婚姻不如意而更加糊涂；林黛玉夭折。第四年秋冬之际探春远嫁。第五年，贾政被参；不久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第一百零一回，王熙凤到大观园看望即将远嫁的探春，“举步走了不远，……只见黑油油的一个东西在后面伸着鼻子闻他呢，那两只眼睛恰似灯光一般。凤姐吓得魂不附体。”快到秋爽斋时，又遇到秦可卿的阴魂，毛发悚然。第一百零二回记大观园“自贾妃薨后，也不修茸。”贾宝玉娶亲、林黛玉已死、史湘云回去、探春出嫁、李纨等移回旧所，园中寂寞，崇楼高阁、琼馆瑶禽兽所有。尤氏到园中，“觉得凄凉满目，台榭依然，女墙一带都种作园地一般，心中怅然如有所失”。回到家中即发高烧，谵语绵绵。从此传出谣言：“晴雯做了园里的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里有音乐。必定他也是管什么花儿了。想这许多妖怪在园里，还了得！”贾珍、贾蓉跟着生病，谣言越传越多，贾赦不信，带了人进园，“果然阴气逼人”，只好请道士到园中作法事驱邪逐妖。第一百零八回，贾宝玉思念黛玉重回潇湘馆，满目凄凉，花木枯萎，彩色剥落，“我自病时出园住在后面，一连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瞬息荒凉。”这是多么令人怵目惊心的变异！可一旦理解了贾府与儿女们的命运，我们又怎会期望大观园会美景长在？终于出现了王熙凤见鬼、尤氏生病、宝玉闻哭这些异常现象。按曹雪芹的原来的构思，显赫百年的荣宁二府就此沦为衰草枯杨，不再有复兴的希望。所以大观园的荒芜折射了贾府的衰败和儿女的死亡，分别为不同论者所强调的两条线索通过大观园被整合起来。
所以，大观园不但与红楼儿女的命运是如此配合，也与贾府的盛衰息息相关。周绍良指出：“全书是整个一个大观园的故事，顽石所记者大观园也，红楼所梦者，大观园也。兴建了大观园而全部故事铺开，大观园颓废了故事也就结束。”[24]而它恰恰是曹雪芹的虚构，我们完全可以说，无论小说中的人事有多少是真实的、自传的成分，但大观园一旦在曹雪芹的心目中建立起来，所有那些“本事”“真事”都不可能实录到小说中，它们不再是现实经历过的人事，而是一个美的毁灭、理想的毁灭。
4、深情可待成追忆
毁灭一切的力量是什么？是外面的政治倾轧，是里面的奸人作恶，是当事人的迷误，是支持者的失去……所有这些都为贾府和大观园所遭遇，但当毁灭表现为一个过程，一种命运的时候，毁灭的力量就是时间。
中国文化是记忆的文化。文学记忆的特征之一，不在于重述既往史事，而在于将往事中的情境和心境以诗的方式予以重现或复苏。在穷困潦倒、寂寞萧条的日子里追怀既往繁华胜境，慨叹人世无常、世事如梦，是中国文人的“心灵积习”之一。北宋灭亡后，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追忆“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的当年，深深致慨于“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人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梦华录·序》）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其中有多少今昔感慨和梦幻记忆！但《红楼梦》又不是《梦华录》，小说开卷即云：“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痴人难解，味更难辨，可以肯定的是作者不只是闲话当年，追怀绮梦，而确有深意寓焉。如果我们不去追溯小说隐去的“真事”，是不是也可以解其深味呢？
鲁迅多次批评中国人的健忘症。1926年3月18日，政府镇压请愿学生，警察以步枪、木棍、刺刀驱赶殴打徒手奔突的学生，满街是枕藉的尸体、旗帜、号筒和传单。追悼会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长歌当哭之际，他更为忧惧的是血的悲剧会在平淡无奈的时间中消逝：“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时间永远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时间在麻木着生命，时间因其遮蔽了罪恶和痛苦而令人憎恨。然而，死者已矣，苟活者有理由忘却死者：总得生活下去，不能永远处在悲剧震悸和沉哀之中，过去没有理由纠缠现在，干扰未来。但死者就白死了吗？创伤和苦难就如此了却了么？也许只有文艺记录着、镌刻下苦难和悲剧，提示着我们曾经有过的创伤和痛苦。有时，它还能截断时间的流程，让过去、让浸透了个体生命经验的过去永远留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文学的力量在于它保持着、继承着真实的个体经验，它就是记忆。《红楼梦》第八回嘲顽石诗有云：“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通过《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公子和红妆就不再是白骨，而是活跃的生命。
《红楼梦》的故事按贾宝玉下世为人到成人后离家出走的时序结构，“从头写起”，这是古小说典型的叙述方式。贾府的似海侯门，就是贾宝玉的生活世界，也是《红楼梦》故事的发生场所。贾宝玉的生活史、贾府的破败史都是在此相对不变的空间中完成的。虽然有一些疏漏，但小说的时间顺序是相当清楚的。周绍良曾编了一份《红楼梦系年》：第一回贾宝玉一岁，第一百一十五回到一百二十回都写的贾宝玉20岁的事。[25]这与周汝昌统计的前八十回共写了15年是一致的。作者开篇即交代：“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般故事。”故事源于这块石头的痴迷，当他想到人间来寻求快乐时，仙人们本已提醒：“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持，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当然贾宝玉的如梦生涯并非只是“乐极生悲”这一普遍原则的印证。他投身的是一个“膏梁锦绣”却又是末世豪华的贵族之家，“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内囊却也尽不上来了。”正像贾雨村看到的，“大门前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轩润之气。”时间消逝把这尚留的“峥嵘轩峻”、“蓊蔚轩润”一齐扫荡干净、“破败死亡相继”，终于食尽鸟飞，独存白地。如果按周汝昌的说法，小说以九回为一单元，第一个九回写完第9年；第二个九回从秋天开始叙写第二个九年，正好写到第十二年的“年也不曾好生过”的忙碌情形，“元妃归省”是第十三年开端的元宵；从第三个九回到第六个九回，小说以36回的长篇叙写第十三年，每九回写一季，当除夕、元宵到来时，贾府也就走到了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不是作者写作时也有这“九个单元”的设计是难以确定的，但从时间上分析它的结构，确能把握《红楼梦》的题旨。而且元宵节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第一个元宵是一个隐喻：英莲丢失、甄士隐开始醒悟到人生的虚幻；第十八回的元宵是一个垫铺：元妃归省，衰败中的贾府显示了最后的辉煌；第十五回的元宵是一个转折：此后虽也有欢声笑语，便更多是异兆悲音。在曹雪芹原来的构思中，贾府的总灭亡也是在元宵节。[26]
显然，时间在小说中已经人情化了，它不仅是结构原则，也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是人生幻灭的本源。第五回有一支散曲《飞鸟各投林》，俞平伯仔细研究了前八十回的文本，根据他对各人命运的理解，判断《飞鸟各投林》中每句分结一人：
为官的家业凋尽——湘云
宝贵的金银散尽——宝钗
有恩的死里逃生——巧姐
无情的分明报应——妙玉
欠命的命已还——迎春
欠泪的泪已尽——黛玉
冤冤相报实非轻——可卿
分离聚合皆前定——探春
欲知命短问前生——元春
老来富贵也真侥幸——李纨
看破的遁入空门——惜春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凤姐
《好了歌》是小说的主题曲之一，种种由好到了的命运基本上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命运的体认。俞平伯认为，《好了歌》是泛指一般人的，而《好了歌注》却专指贾氏一家，也可大体落实：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指宝玉之由富贵而贫贱）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指宝玉之由盛年而衰老）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似指宝玉续娶之事，如高鹗写黛玉死而宝钗嫁，旧时真本写宝钗死而湘云继。）
金满厢，银满厢，转眼乞丐人皆谤（谁？旧时真本以为是湘云。）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谁？什么？）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谁？高鹗大概以为是薛蟠）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我以为是巧姐）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谁？什么？）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我以为是贾兰）[27]
是不是这样分配尽可以讨论，但书中所有重要人物都趋向现状的反面则是肯定的。《飞鸟各投林》是由正而反，《好了歌注》更提示了由正到反是在时间中转变的：这是有许多标志时间的词：“当年”、“曾”、“今”、“霜鬓”、“昨日”、“转眼”、“日后”等等，时间仿佛成了命运的主人。“三春过后诸芳尽”。真正的悲剧不是没有幸福没有欢乐，而是这种幸福、欢乐最终也转化为破灭和死寂，因为生活在时间之流中的个体生命以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摆脱不了从“好”到“了”的逻辑。虽然高鹗的续作有“延世职”、“沐皇恩”的情节，但仍然不能给人以安慰，“兰桂齐芳”不过是新一轮从好到了的开始。
什么是时间？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但对具体的生命而言，时间就是生命的消逝。岁月匆匆，生命苦短，如果现状是令人不堪的，那么时间流转就展示着希望。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基本上是乐观的，《易经》上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说法，时间因其循环而启示着新生的可能，周而复始，否极泰来，给人以安慰和依赖。而在红楼世界中，时间的逻辑却是从“好”到“了”，是一切美好和有价值的东西的消亡而已，从而红楼时间是一个蠕蠕而来的可怕的东西。秦可卿死后托梦给王熙凤说：“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未来的阴影深刻地透入现在，实际上是死亡在逼迫着生命，所以不但未来可怕，仿佛握在手中的“现在”也极为不稳。“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载，无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小说中一再出现“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之类不详的话语。第五十四回庆元宵、第七十五、六回赏中秋，同样的美酒盛宴，相似的明月清风，而繁热凄凉，俨如冰炭两个世界。中秋朗月之下、桂香之中，无论贾母怎样带头起劲，众人如何努力追陪，可始终都是强颜欢笑。“只听桂花阴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果真比先越发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感。”从五十四回到七十五回期间，贾府没有事实上明显的破败，而异兆悲音却如此强劲的逼近，因为时间不同了。《红楼梦》的开始与结局各有一个丧礼，第十三回是秦可卿的丧礼，其铺张糜费，简直像是喜事。第一百一十回是贾母的丧礼，这本来是贾府的头等大事，但因家败，贾府上下都是苟延残喘，丧礼自是乱糟糟，“闹得七颠八倒，不成事体。”混乱之中，连小毛贼都来光顾曾经那么望而生畏的贾府。可见由于死亡发生在不同时间，丧礼的气氛也有悲喜的不同。
贾宝玉总是更敏感一些。在大观园过了一段无忧无虚的日子后，黛玉的《葬花辞》一下子唤醒了他的时间悲感：“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一旦体认到人生的时间性也即流逝性，贾宝玉便一再震惊于“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死亡是自然流程，在贾宝玉的心目中，女儿出嫁变成女人就是女儿的死亡。大观园每一个女儿出嫁，都是宝玉的痛苦：“虽说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个好女儿……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他眼中所见，无非消逝；心中所想，尽是死亡。当“叔嫂逢五鬼”后与一僧一道再度相遇时，那道人发出一声长叹：“青埂峰下，别来十三载矣！人世光阴迅速，尘缘未断，奈何奈何！”
然而，贾宝玉当初是主动要来人间历劫的，他不甘一切向往和追求、一切美好的真实都被无情的时间否定。他在与薛宝钗结婚后没有长叹一声而接受事实，他仍然挚爱着林黛玉：“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林黛玉临死前说：“宝玉，宝玉，你好……”，表明她决不宽宥的态度。宝、黛爱情之感动人的，就是这“意难平”。不幸已经压倒了贾宝玉，但他没有屈服。夏志清认为：“曹雪芹表面上写了一个道教的或禅的喜剧，表现了人类在绝望和痛苦中的无希望的纷扰以用一个个人的解脱。但只是表面的，因为读者只能感觉到这小说中所描写的痛苦的真实比道家智慧的真实更深地激荡着他的存在。”[28]这也是曹雪芹的写作动机。脂评本《红楼梦》开卷有一诗：“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既然悲喜同幻、古今一梦，人生既无意义且又充满创伤，为什么还要红袖啼痕、情痴抱恨？一个真正解脱了的人不会怀念或怅恨他的过去，当曹雪芹“滴泪为墨，研血成字”以十年辛苦叙写往事时，固然有从红尘求解脱的意愿，却更强烈地表现出对繁荣的留恋、对悲剧的不甘、对另一种人生的希冀。这种难以自抑的困扰和折磨不但是曹雪芹没有真正“看破三春”的证明，也是对我们理解这部小说的重要提示。悲喜同幻又不是幻，人生如梦又不是梦。《红楼梦》不只充满着烦恼、痛苦、无常、死亡、可怕等等，也深深寄寓着同情、关爱、热恋和痴迷。在无情中看到有情，在消逝中看到永恒，对于曹雪芹来说，这不是什么抽象的道理，而是对自己一生经历的不甘、不服——“到底意难平”。在繁华消尽的困境中，萦绕于曹雪芹心头脑际的，是那些女子的音容笑貌，他忘不了这些曾经朝夕相处、耳厮鬓磨的异样女子，他要把自己的真哀乐、真感受、真经历以如其本然的形式公诸读者，要以此重建与往日的情感生活的联系。
这是一个永久的矛盾和悲剧：一面是流逝不已的时间把悲剧带到生命之中，人们尽可抱怨、尽可惋惜却无可奈何；另一面是总有人愿意停留在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之中，追忆既是要刻下当日的美好，也是拒绝时间的无情，文学如何才能截断时间之流把过去的美好呈现出来？曹雪芹的设计是以空间平衡时间，以空间叙事撑起时间构架，以记忆的力量复活曾经拥有的美好人生。
在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中，《红楼梦》的回目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时序提示，如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交代宝玉的来历；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介绍贾家的历史；第六回“刘老老一进荣国府”，通过刘姥姥进府的次数反映贾府的盛衰；第十八回“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第五十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显现贾府的繁盛；第七十五回“赏中秋新词得佳谶”标志贾府的衰势；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梦”与开头相应。第二种是空间意象，如第十三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第三十六“绣鸳鸯梦兆绛云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堂社，蘅芜院夜拟菊花诗”、第一百零一回“大观园月夜感幽魂，散花寺神签惊惊异兆”等等。第三种是生活场景，如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第三十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第三十三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第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第三十九回“刘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问底”、第四十五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等。总结起来看，第一种时序提示的只有7回，第二种空间意象约27回；第三种生活场景约17回。由此可见，作者并不希望读者有明确的时间感，他期待读者更多地沉浸于红楼庄严雅致的空间意象和诗意浓郁的生活场景之中。
时空不可分，时间顺序是靠空间叙述实现的，它们共同构成行为的坐标。但就一部小说而言，仍可有轻重主次之别。在总体性的时间构架中，《红楼梦》选取的主要是空间叙事。第六十二回湘云酒醉之后，“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上，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瓣枕着。”在如此脱俗娇憨的画面面前，谁还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事实上，第二、第三种回目设计的效果就是模糊时间感。比如第三回“林黛玉抛父入京都”，就通过黛玉之眼细致地呈现出贾府的空间构造。“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个角门有人出入。”进入贾府之后，先是荣府的贾母住处；后到宁府见大舅贾赦；再返回荣府见二舅贾政，最后再到贾母处吃饭。这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且说黛玉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外候了。……又行了半日，……”最后是黛玉说：“‘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也不迟’。大家又叙了一回，方才安歇。”但这中间的时间关系始终若隐若现，“那日”、“久候了”、“半日”、“夜深”、“一回”等等都不是很清晰的概念。原因在于，无论是黛玉还是读者，在此过程中都集中注意力来“看”贾府的内部格局和设施，时间序列在此已经空间化了。类似的还有贾政巡视大观园、刘姥姥进贾府等等，空间是精确的，时间则是模糊的。生活场景是小说中叙述最多的，欢乐的如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公子、小姐放聚饮博，主人、丫环抽签唱曲，至四更时分，酒坛已馨，才东歪西倒“黑甜一觉”。时间仿佛已经停止，座位顺序的安排却准确至极。其给予读者印象之深，先是俞平伯写了一篇“《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考出16个人的座位次序，后来周绍良发现俞文把探春的丫头翠墨漏了，于是再写一篇“图说”校正俞说。[29]怡红欢宴，盛极难再，虽似芳菲满堂，却已婪尾余音，此后即清响寂寥。也正因此，这个夜晚便永为作者也为读者所宝贵，定格于红楼记忆之中。
最能代表《红楼梦》空间叙事的，是大观园的构想。余英时认为，曹雪芹是把大观园作为自己的理想环境塑造出来：“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图上，他是想要这个世界长驻人间。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摧毁着这个理想的世界，直到它完全毁灭为止。”[30]大观园与大观园之外的贾府世界的对立，既是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也是小说的立意之一。没有长驻不衰的理想世界，无情的时间当然要把大观园摧毁，但由于有了这个对立，时间的可怕受到这个空间性存在的阻遏，在美的时光消逝之后，我们因为拥有这个与美的时光紧紧联系的形象而在想象中再度拥有曾经有过的那一刻。时间的空间化是中国文学在消逝中表现永恒的基本方法。“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曲终人杳，深沉的音乐与奏乐之人虽然消逝了，但青山却巍然依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生命如急管繁弦，越是美好的越是短促无凭，文字不能把抓握时间，但它可以呈现出与时光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画面、场景、意境，唤起与过去同样的感受与情绪。
如果刻意营构的空间意象也不可能阻遏流逝的悲感，那无常的恐惧该是多么沉重！小说记述过三个人的生日。六十二回是宝玉的生日，“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白天喝完了，晚上还有群芳夜宴。八十五回黛玉过生日，适逢贾政升为郎中，合府高兴，贾母专为她摆了四桌酒席，但因此时贾母已实际否决了宝、黛的爱情，所以气氛并不畅快，“人间只道风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抛”；一百零八回宝钗过生日，此时抄家刚过，只能勉强凑了两桌，酒席沉闷冷落得很，贾宝玉因想念黛玉，眼泪差不多要掉下来。如果说三次生日排列起来已是一种时间顺序的话，那么有时即使是一个场景，也渗透着时间的压力。第七十六回凹晶馆黛玉与湘云联诗，“只见了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人神清气净。”但在这良宵美景中，两个少女却孤独伤怀，感觉到一种好景不常、幻灭将至的凄清，终于吟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绝妙厉辞，时间以它的无情改变着空间的一切，红楼追忆只能是对消逝的无可奈何，它诱导我们的也只能是对消逝的一切的记忆。
综上所论，尽管家族盛衰、爱情悲剧、理想世界诸说都可以部分地概话《红楼梦》的内在涵义，但追怀往事抗拒无常以重建一个心理的乌托邦，却更能表达我们的阅读感受。《红楼梦》的深永意味，是不甘时间的潮水湮没美好的情事，反抗忘却的积习遮蔽人生的苦痛。哈姆莱特临终时对他的朋友说：“现在你就慢一点去自己寻舒服，忍痛留在这上冷酷的世界上留口气，讲我的故事。”曹雪芹不是受谁的委托而是被自己梦幻般的经历驱动着要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讲述一个热情的、温暖的最终却又是冰冷的故事，他不会希望世界都像大观园那样，但他接受不了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泯灭的现世人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通过往事追忆，他重现了青春生命的欢乐和美好；借助空间叙事，他在审美的世界中对抗着流逝和无常，拯救了逝去的华年。即使最终仍然是悲剧，却总是回荡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深情和对往日不能自已的留恋与怀念。“云空未必空”，曹雪芹没有真正看破世情，弃绝人间，《红楼梦》的人生观属于“可爱的悲剧”。尽管那些“异样女子”终归死寂，宝黛爱情则是水月镜花，但《红楼梦》仍然说“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生命不因死亡而无价值，爱情不因悲剧而失魅力，《红楼梦》启示着人生意义的内在矛盾和多声复义，永远感动着无情世界中有情的人们。“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所引脂批，均据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批语辑校》，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
（2000年春初稿，2005年5月修改。原载《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期）
------------------
[1]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2]引自潘重规：《红学六十年》，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1页。
[3]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4]引自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86年，第109页。
[5]俞平伯：《〈红楼梦〉辨》（1923），《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1页。
[6]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7]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20页。
[8]何其芳：《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12页。
[9]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展开》，《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1页。
[10]冯达文：《回归自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43页。
[11]陈觉玄：《红楼梦试论》，《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357页。
[12]参见周妆昌、周伦苓：《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编第2章，工人出版社，1989年。
[13]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05页。
[14]详见周绍良：《<樗散轩丛谈>书后》，《红楼梦研究论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夏志清：《<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9-130页。
[16]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第40页。
[17]俞平伯：《红楼梦辨》（1923），《俞平伯论红楼梦》，第210页。
[18]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2月），《胡适红楼梦研究论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3页。
[19]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1954），《俞平伯论红楼梦》，第783页。
[20]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38页。
[21]宋淇：《论大观园》，香港：《明报月刊》81期（1972年9月）。
[22]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52页。
[23]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46—47页。
[24]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第231页。
[25]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第1-75页。
[26]参见周汝昌：《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8-129页。
[27]俞平伯：《红楼梦辨》（1923），《俞平伯论红楼梦》，第261-263页。
[28]夏志清：《<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35页。
[29]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562-575页、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第166-171页。
[30]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45页。
单世联，1962年生，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