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在高中全面推进育人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引发了社会各界尤其是高中校长的热切关注，一时间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但隔岸式的考察似乎并没有让参观者们过瘾。一些参观者在学校经过一番地毯式的调查与追问之后，仍然带着种种不解、困惑甚至疑虑离开。
有人说，学校改革搞得再热闹没有用，如果学生考不上好大学，一切改革都白搭。十一学校这些年的改革和变化，很亮眼，也很令人赞叹，但这种改革在大多数学校就像天方夜谭，无法实现。
那么，十一变革的关节点究竟在哪？操作层面遇到障碍如何推进？十一的改革又有多少普适价值？为此，《校长周刊》在各地高中校长中随机作了一个微调查，提取他们对十一学校改革中最关注的问题，并邀请这场改革的设计者、发起者和实施者——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作答。
■中国教育报记者 时晓玲/文
1 问：学生一放手就乱怎么办
选课走班以后，十一学校给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和空间都相当开放，但部分学生在自习课等很多方面表现出缺乏有效管理，还有学生玩手机，如何实现放手选择与常规管理的有效平衡？
李希贵：在十一学校，学生表现出来的这种问题是非常正常的。学校是允许学生犯错误的地方，我们不能假设学生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提高他们的数理化成绩。教育必须面对一个个有问题的学生，我们必须给他时间、空间，让问题暴露出来，这样才能抓住机会让他成长，无论是学生自己的体验，还是老师创造机会，帮助他度过坎坷。
其实，在任何一种学校生态下，任何一种教学组织形式中，都会存在某些学生缺乏有效管理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学会等待，不要着急，慢慢地唤醒他。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慢慢在自由的空间里学会自我管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我们不会用一个统一的、有序的模式去管理所有的学生，而是针对一个一个学生进行管理。通过过程性评价，以及导师、咨询师、学科老师对他们的关注和陪伴，帮助学生生长出自我管理的能力。
在一所学校里，学生不出现问题是一种假象。你即便想尽办法加强管理，使用各种狠招，把学生都管成一个样，学生也无非是表面上服从，当他进了大学，走入社会，没有了这种高强度的管理机制之后，如果自己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不能在校园里让学生始终生长不出自我管理的能力，始终处在一个被管理的地位。只有放手才能培养他们的自主、自律意识。
至于手机问题，我们对待学生使用手机的态度一直是肯定的，就是鼓励学生使用，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智能化的数字世界，而手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媒介，甚至正如小米创始人雷军所说，手机是未来世界的中心。所以，如果我们禁止学生在学校里带手机和使用手机，那么我们就会断送掉他们的明天。
但是只要允许学生带手机、使用手机，就一定会有错误使用手机的学生。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把它当作一个教育的机会。对于学生的成长过程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更不能把它放大。我们的做法是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把学生这方面的表现和其他各个方面，包括学习成绩的升降、是否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和生活等等，综合起来进行考虑，然后形成一个慢慢解决的综合方案。这个过程有可能很漫长，甚至一个学期都没有解决好，但我们一定不能着急，需要慢慢来。
实际上，如果通过硬性的纪律，甚至处分等行政力量，要管理好使用手机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但是这样一来，很容易扼杀学生媒体素养的形成，也不利于常态生活下学生的教育。当有一天学生到了社会上要使用到手机时，反而不知道怎么用，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缺失。
正如罗斯福所说，没有自由的秩序如同没有秩序的自由，同样具有破坏性。我们在校园里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学生，特别渴望秩序，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充满自由的秩序，并让学生在这个环境中学会使用自由——一个不会使用自由的人不会具有独立人格，也十分危险。控制学生很简单，但控制不是教育。
2 问：走班让学生“被选课”怎么办
在不少人看来，选课走班的形式是选择，实质是分层，学生选课、调课都要以测试成绩为依据，请问如何避免学生“被选课”？是否会造成某些学科成为永远的“短腿”？
李希贵：选课走班确实是形式，但是实质却不是分层，而是为了创造适合每一位学生的课程，让不同的学生在学校里能够选到适合他兴趣与能力、适合他未来职业选择与人生方向的课程，这是实质。即使是理科，我们对每一个课程的设计，也是为了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避免他们走弯路，避免盲目性。
选课追求的境界应该是适合，要打破世俗的快慢班思维，把优秀学生、后进学生分到不同的快慢班里，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每一个学生表现在各个学科上的能力和水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不同的学科，他应该出现在不同层次的班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学生各科成绩简单相加，然后分快慢班。
我们的传统教育一直是“不见树木，只见森林”，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学生都变成一样的“好学生”，让所有的学生都走在同一条通往所谓成功的大道上。事实上，学生不存在好坏之分，只是由于发展的差异，他们的学科能力和学科水平不一样，所以，我们所实施的选课走班，是让每一个学生在不同学科的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教学班里。
学生在选择的过程中，刚开始也会茫然无措，好高骛远，但是，慢慢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理性、有序。他们在每一次选择中需要不断追问自己如此选择的理由，把每一次的课程选择与自己的学习和职业发展以及人生方向连在一起。尽管在选择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坎坷也是他们的财富，可以成为他们下一次选择或走上社会之后选择的宝贵经验。
关于“补短”，这里可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如果学生进入较低层次的课程就补不了“短”，把他们放到高层次课程就变“长”了。其实，既使是从“补短”的角度来说，也要遵循一个“最近发展区”，适合才会更高效。我们把一个基础差的学生，放到一个较高层次的课程里，他的学习不会发生，他的“短”可能会永远继续下去。
学生的“扬长”也好，“补短”也好，在这场改革和传统的教学里都有可能遇到，但是它们不是这场改革带来的问题，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补短”的方式是什么。不是说把学生放到难度大的课程里“补短”就会加速，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提供了一个更加适合这个学生学习水平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让“补短”真正发生。
当然，对某些学生来说，我们更应该做的可能是扬长避短。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可能他永远学不好数理逻辑，即使让他学会了，学好了，你也伤害了他的艺术细胞，特别是破坏了他的想象力。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难度、内容和方式适合的“补短”还是需要的。
3 问：社团活动多了，影响学习怎么办
十一学校有那么多的社团和活动，在学习和活动之间，学校怎么平衡？
李希贵：学校无法去完成这样的平衡，因为学生太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必须提供这种平台，让每一个学生去学会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指导学生，指导每一个学生学会平衡，学会平衡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其实，我们都低估了学生自己的平衡能力。在十一学校的校园里，很多学生都经历过从应接不暇、顾此失彼到从容应对、熊鱼兼得的过程。面对精彩纷呈的校园，一开始他们什么都想参与，什么都想跃跃欲试，想法层出不穷，但很快发现自己疲于应付，甚至出现暂时的成绩下降。这就逼迫他们去思考，去调整，逼迫他们学会安排时间，学会规划，学会取舍，学会提高效率，包括沟通的效率、做事的效率和学习的效率。这些能力都是他们将来进入社会后的核心能力，他们需要在中学阶段培养这些能力，更关键的是，这是他们发现自我、激发内在潜能所必须体验的。
4 问：有老师拖改革后腿怎么办
我们了解到十一学校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有些老师走得快一些，有的则相对落后，请问学校对待两者的态度是什么？如果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跟不上学校改革的整体步伐怎么办？
李希贵：全面推进改革，让改革之花满园绽放，所有老师都整齐划一地往前走，看似很诱人的愿景，却不是真实可行的变革之路。因此，对待课程改革过程中老师们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行进速度，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教育教学工作是一项复杂而富有个性的高级劳动，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科、每一个年级和班级、每一位教师都各不相同，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一场变革，让他们行走的方式甚至速度都一样的话，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即使实现了这样的目标，那也肯定违背了许多规律，是一个不可信的目标。
变革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即使无需脱胎换骨，往往也易伤筋动骨，因此，这样的变革需要时间。每一个人从观念的转变、策略的运用到方法的借鉴创新都必须经历别人无法代替的过程，感悟、体验、纠结、挣扎，每个人的内心都避不开，也都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有些老师想得比较清楚了，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他们可以先转变，也可以走得快一些。对于某些个体的老师来说，尽管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跟上学校整体变革的进度，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没有完全理解改革，或者缺少方法，或者有很多条件尚不具备，造成他们走得相对较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急不可待，在他们后面大声吆喝，甚至给予当头棒喝。他们不是有意要落后，他们只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以接受某些新生事物，学起来慢一些，但一旦上路，却能扎实稳健地推进，迎头赶上。我们要学会等待，注意观望，等他们每一个人走过自己的心路历程，在他们每一个需要搀扶的关口提供帮助。作为学校，包括这些老师周边的人，都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在哪里，促使他们也成为我们主流队伍中的一员。
在每一场改革中，落后只是极个别的，绝对不会因为个别的现象影响改革的进程。如果我们启动一场改革，大部分老师都认为自己是落后分子，甚至有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影响到学校的改革了，那么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改革有问题。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是不是脱离实际了？是不是没有考虑老师的感受？我们需要及时反思和调整。
再者说，每一个团队里，也都需要这样的人，在一个组织变革过程中，管理者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弄清变革的缺陷，才能在管理与克服他们带来的变革阻力过程中，使变革变得更加健康、更加稳健。
所以说，允许落后应该成为组织推进变革的重要策略，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变革的基本原则。但是，仅仅以如此的策略和原则又无法真正实现变革的目标，于是，我们还必须通过鼓励先进来推动变革的进程。
5 问：学生评价老师影响客观性怎么办
我们了解到，走班制以后，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主要依据学生评价。请问如何看待这种评价的客观性？这种单一定性的评价是否会对老师工作产生影响？
李希贵：这是一个误解。十一学校每学期都有教育教学调查工作，由学生在许多方面对老师作出一些判断，但是这不是评价，而是诊断，这种诊断不用于老师的任何评价，跟老师的名利没有利害关系，只是为了促进老师的成长，让他们能看到学生的需求和感受，然后在某些不足的方面进行改进。
我们在设计学生对老师进行评教评学的指标体系时，首先列出能代表老师职业特点的十大要素作为指标，包括“我觉得老师风趣幽默、平易近人”“老师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我”等，然后由学生在这十项指标下对每位老师进行评价。而且，汇总学生的评价结果之后，我们不会做简单的相加与合并，得出一个数字或排名，而是为每一个指标确定等级，让每一位老师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哪一个指标上得到了学生的爱戴和敬佩，在哪些方面有部分学生认可，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改进。评价给出的信息清楚明白，老师的职业成就感油然而生，发展方向也了然于心。
十一学校对老师是慎用评价甚至是疏于评价的，备课、课堂教学、作业批改不纳入老师评价，甚至连考试成绩也要三年后评定，起始的一、二年级成绩不作为评价内容。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对教育工作本质的思考和对老师职业的定位。教育工作的本质是育人，我们不能以线性的思维或仅仅靠量化的方法去审视和评判。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综合的、多维的、互动的评价方式，而最重要的评价就是聘任。我们的做法是将学校划分为以年级组和中层部门为基本单位的团队，每一个团队由校方确定编制和与之相应的薪酬标准，由每一个团队的主管和全校教职工双向选择，同时，在选聘的过程中双方协商确定薪酬待遇。
因为聘任会综合考虑老师各个方面的表现、能力和素养，与某个岗位是不是对应、能不能承担相应的工作，学部、年级、学科、部门会作出相应的判断。如果一个老师在聘任的双向选择过程中，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都没有被选择，直到第三志愿才被选择的话，这里的潜台词就是他已经落聘了两次，他的素质和业绩是没有被认可的，接下来他需要反思的事情就会很多。
6 问：分层造成老师各自为战怎么办
课程分层后，老师在各自的学科教室办公，教不一样的课程。请问这样各自为战，学科如何进行教学规划？老师之间的教学研讨如何有效进行？这样的工作方式对老师的专业发展有何影响？
李希贵：这是个好问题。任何事情有利就会有弊，重要的是怎么克服新出现的问题。在新的课程框架下，同一年级的数学老师教着不同层次的课程，他们的教研活动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我们就设了纵向的教研活动，每位老师既有年级内的横向教研活动，又有跨年级的同层课程的教研活动。我们希望纵向课程的教研活动能使老师对课程本身的专业研究更加深入，教学方式更加适合课程本身和学生学习的规律。但这件事确实需要时间去慢慢找到一些正确的道路。
对老师的专业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课程建设、通过课程的开发和完善、通过一个个任务，促使老师的专业水平得到快速发展。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矛盾，那就是和兄弟学校、和市区教研部门的对接会出现问题，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不利因素。当我们的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和市区其他学校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在借鉴他人经验方面就出现了障碍，如何弥补，我们也在研究措施。
7 问：走班让师生缺少沟通怎么办
走班制以后如何保证师生正常沟通？如何创造沟通的条件？特别是在学生缺乏主动沟通意愿的情况下，老师能及时发现问题学生吗？充分的走班自由状态下，必要的控制性机制如何确立？
李希贵：走班之后学生沟通更加便捷了，因为老师就坐在教室里，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找老师沟通。另外，过程性评价为师生沟通搭建了一个平台，老师会及时记录、评价学生的学习表现，随时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在这个平台上，不仅老师可以直接找学生，学生也可以主动找老师。此外，各年级老师都会充分利用网络，比如公共邮箱、网盘、博客、QQ群、微信群等，跟学生保持即时沟通。
学生缺少主动沟通的问题，在班级制下也是存在的。而没有了行政班和班主任，最直接的一个变化便是行政力量的淡出，由此带来了师生关系的平等，师生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纯粹。没有班主任之后，每位老师都不再把问题学生或者问题学生的发现，推给班主任一个人了，每一位老师都承担起了教育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是班主任”，这在十一学校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存在。
此外，学生走班之后，各个年级实施分布式领导，解决必要的管理问题。将年级的各项工作予以梳理，让适合的老师分别担当不同工作的领导，对各个教学班的管理、学生自习的管理以及学生课外时间的管理等等，都有相应的措施。比如，全年级的考勤工作，就有专门的项目组全面负责。对于个别问题特别突出的学生，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别有经验的老师承担教育顾问的职责，由他们去对这些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8 问：学生选课的同时为什么不能选老师
根据观察了解，十一学校是选课不选老师。从选择性上来讲，选老师的意义和选课程一样重要，老师即课程，都是让学生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教育。十一学校为什么不同时推出让学生选老师？
李希贵：十一学校为什么让学生选课但不选老师？因为我们希望创造和谐的学校文化。一所学校最重要的资源是老师，最宝贵的资源也是老师。但是老师确实是千差万别的，无论是他们的教龄、他们的学养，还是他们的教学风格，都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必须是一个协作体。一旦造成学生选老师，老师之间的竞争文化就会立刻出现，合作将会被彻底打碎，这样的学校不可能培养出有合作精神的学生。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保持一个适度的压力，如果我们让学生选老师，老师将不堪重负，就会走过头，会带来很多问题。
9 问：高考成绩是办学目标吗
十一学校会把高考成绩作为办学的一个目标吗？
李希贵：办一所高中，不研究高考，显然是行不通的。不光中国的高中学校要成绩，英国、美国的学校也要成绩。任何改革都不能以丧失学科成绩为代价，否则是不现实的事情，而且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态度。每个学生对学校来说可能只是几千分之一，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如果改革以牺牲学生的成绩为代价的话，那风险就太大了，也注定是要失败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整个框架的时候，高考一定是我们的目标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高考成绩一定不是唯一的目标，更不是改革的目的，否则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作这么大的改变，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一些小小的调整，同样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我们所追求的，一定是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出发，从他们的人格、综合素养、个性发展综合考虑，为他们搭建合适的成长平台，让他们自我认知、自我唤醒、自我发现，从而形成独立人格、独立思想，最终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这才是教育的根本，也是为他们二十年之后的成功，甚至一生的发展奠基。而对这些教育目标的追求，其实也能帮助我们解决高考成绩的问题。当学生喜欢学校，喜欢他选择的课程；当学生被唤醒，有了内动力，他的学习怎么会没有成绩呢！我们相信，也正如学校很多老师经常所说的：“如果过程是好的，结果也一定会是好的。”
10 问：十一学校的经验能否被复制
作为外省市学校，还想问一个问题，十一学校育人模式改革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能复制吗？
李希贵：很多同行问我这场改革最关键的是什么。一些人可能认为条件最重要，因为十一学校的条件不错，但我不这么认为。条件并不是最重要的，一所大城市的学校和一所山沟沟里的乡村学校，同样都可以进行教育改革。当然乡村学校的条件没有大城市的学校条件那么好，但如果能够根据学生的天性来设计学校，充分挖掘自身的条件和优势，一定会比原来的办学效果好。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把握两个要素，选择性和个别化。学生是不是有选择的空间和机会，教育是不是具体到了每一个个体的学生，是不是尊重了他们的个别化需求，这是很关键的。
严格来说，十一学校的改革是不能复制的，但是可以嫁接。任何一所学校，都有它的文化，都有它的办学传统，同时都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制约。任何一所学校，即使条件再好，包括北京、上海的学校，也都得从本校的实际出发。十一学校的改革思路可以借鉴，但是具体的方式，必须尊重规律。十一学校的改革也不是中学改革的唯一方式，我们希望有、也应该有多样化的高中发展模式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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