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地域文化通缆•安徽卷·绪论

    这是我为《中国地域文化通缆•安徽卷》写的绪论，此书已于前不久出版发行。绪论部分已根据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的意见作了修改，而之所以把未修改稿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是希望表达我个人对安徽地域文化的理解。

    安徽历史的开端，应从和县猿人算起，他们生活的年代，距今大约28—24万年前。

    但“安徽”二字见诸于文字，却是在1667年，康熙六年。这一年的七月，亲政不久的康熙大帝，雄心勃勃地干了几件大事，将江南省析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即是其中的一件。这是采取跨江而治的办法建立起来的行政区域，以加强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有着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考虑。当时的安庆和徽州两府，在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各取首字，成为新省的名称。所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7府；广德、滁州、和州3州，共计53个县，省会设在安庆。

    安徽简称“皖”，是因为境内有古皖国，“古皖国”即今潜山县，春秋时称“皖”。“皖山”也就是天柱山，以雄、奇、灵、秀而著称，山下有皖河，桃花水满季节，绕皖山蜿蜒而过。

历史上，这被称作“三皖”。

    和历史的概念不同，今天人们所说的“三皖”，是指皖北、皖中和皖南。安徽山河壮丽，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上下五千年间，尧帝曾渡河于东至，禅位与舜；舜帝曾躬耕于淮南，变荒山为良田；夏禹会诸侯于涂山，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老子骑青牛出关，遂有《道德经》流传；华佗悬壶济世，赢得中华神医的千古美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戴震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徽商贾而好儒，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神话；陈独秀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胡适领导新文化运动……安徽的历史人文，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安徽人用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安徽文化发生发展的地理背景和历史背景

1、安徽文化发生发展的地理背景

    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生，均有其地域关系。安徽地处中国的东南部，位于北纬29°41′—34°38′，东经114°54′—119°37′之间；东连江苏、浙江；南接江西；西邻湖北、河南；北靠山东，东西宽约450公里，南北长约570公里，总面积约为13.96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3%，在各省中居第22位。

    和其他内陆省份相比，安徽的地形地貌，呈现出异常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安徽境内，有两条大河自西而东奔流而过，一条是长江，一条是淮河，因此人们说到安徽，习惯上称之为“江淮大地”。在长江与淮河之间，有一条宽阔的丘陵，俗称江淮地带，它的北面和南面，习惯上被人们称做皖北和皖南。这样，安徽就被天然地分成了淮北、江淮之间和江南三大自然区，而在三大区中，又可大致分为五个自然区域：

    淮北平原区。位于本省的北部，为黄淮海大平原的一部分，海拔20——40米，地面由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看上去几乎是一马平川。

    江淮丘陵区。主要由丘陵、台地和镶嵌于其间的河谷平原组成，以丘陵岗地为主，略呈东西向的弧状，横亘于江淮中部，东部为江、淮水系的分水岭，海拔大都在40——100米之间；河谷平原宽阔，西北部略低。

大别山区。位于本省与鄂、豫两省交界处，包括金寨、霍山、岳西三县全境和六安、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宿松等市县的一部分。这里是大别山的主体部分，地势险要，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海拔一般在500——1000米之间，有多座海拔1700米以上的山峰。

    沿江平原区。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部分，分散在长江两岸，包括巢湖流域的湖积平原和长江沿岸的冲积平原，海拔多在7——20米左右，地势低平，河网密集，土地肥沃。铜陵以西，因为受大别山和皖南山区的夹峙，平原较狭，铜陵以东以北则豁然开阔，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皖南山区。位于长江以南，本省的南部，大部分海拔200—400米，山形浑然峻秀；黄山、九华山一带山体较高，海拔多在1000米以上，黄山最高峰莲花峰海拔1873米，为本省的最高点。

    安徽境内有大小河流2000多条，基本上属于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南部和浙江接壤的小部分地区，属于新安江水系。这三大河流流经的土地，分别被称作皖江流域、淮河流域、新安江流域；而在文化学意义上，则分别被称作皖江文化圈、淮河文化圈、新安文化圈。

    人类最初的文明，就是沿着河流分布传播，而直到今天，文化的差异性，也仍然表现为流域的差异性。

    在这里，河流是一种有力的划分，而在内陆，同时拥有长江和淮河这样两条大河的省份并不多。历史上，除新开发的地区外，中国大陆河流的命名，基本上是以长江为界：江南为“江”，江北为“河”，这是古代汉化文明的标志；语言上，长江以北为官话区，长江以南为方言区；风土上，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充分体现了南米北面、南舟北车、南甜北咸、南柔北刚、南细北粗、南暖北寒、南文北武的自然和风俗特点。

2、安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境内发现了多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为研究安徽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填补了我国考古界多项空白。距今大约20—16万年，今巢湖市境内已有早期智人在活动，传说中的有巢氏，在此教民构木为巢；距今大约5—4万年，原属安徽的泗洪县下草湾一带，就有原始人类在此采集、渔猎的遗迹；新石器早期，安徽发现的有蚌埠双墩文化遗址；中期，安徽发现的有蒙城尉迟寺、含山凌家滩、潜山薛家岗等多处遗址；晚期，更有黄山蒋家山、灵璧玉石山、泗县佘家台等众多文化遗址发现。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早期的安徽先民，已经开始进行农业生产，父系社会渐渐代替母系社会，氏族内部出现贫富分化，家庭也开始出现。凌家滩遗址更是说明了，安徽在那一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金字塔式阶层结构的社会，开始迈入方国文明时代。

    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曾在今安徽省怀远县涂山脚下，会聚众部落首领。“禹会诸侯于涂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中华民族由此跨进了人类文明的门槛。

    中国的第二个王朝“商”，从第一代商王起，就建都于南亳，而据董作宾《卜辞中的亳与商》考证，南亳在今安徽省亳州市附近。因地接中原，安徽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基本与华夏一致，从夏、商、周开始经历代王朝，直到民国时期，国家统一时，中央政权都辖有安徽全境，并长期分属扬、豫、徐三州。而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情况则比较复杂。春秋战国时期，安徽境内封国、迁国较多，经多次兼并战争后，从原属三十多个方国与封国，演变成为楚、吴、越三国。到了战国末期，全为楚的领地。东汉末年，蜀、魏、吴三国鼎立时期，今安徽境域分属魏、吴两国。东晋时期，仅江南为其长期属地，淮河南北地区则先属晋，后为五胡十六国中的刘汉、后赵所占领。南北朝时期，淮河以南地区多为南朝的宋、齐、梁所有，南朝的陈长期据守皖江沿岸；淮北地区则长期为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政权所据。五代十国时期，淮北地区先后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所分领；淮南、江南地区则先后为吴国和南唐所占有，淮南后又为后周所兼并。南宋时期，安徽全境最初为宋王朝所拥有，后来仅能控制淮南与皖南地区。而淮河以北地区，则先后为金国和蒙古所据。

    不同的历史背景，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条件，亦构成了文化发展的方向与特性。安徽地区自古就是文化较发达地区之一，尤其是在中华地域文化的形成期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北拓东进，在与齐国等国争霸的同时，不断征服东方诸国，而其中的英(在今金寨)、六(在今六安)、群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在今巢湖一带）等国，均在安徽境内。群舒为江淮古方国中的荦荦大者，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商周开始，江淮地区就受到周边吴、越、楚等文化的影响和覆盖，同时又与中原王朝有着长期的交流与互动，这构成了江淮文明的多元内涵。

二、影响安徽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时期

1、影响安徽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淮河

    之所以将淮河从安徽地理元素中单独提出，是因为它对安徽文化发生发展的影响重大而深刻。在中国古代疆域上，具有明显而特殊的南北界限特征的河流不是长江，不是黄河，而是淮河。淮河不仅是中国大陆东部南北自然地理的分界线，还是一条自然地理的突变线和临界线：线南为亚热带，线北为暖温带；是高粱种植的南界，竹子生长的北界；是1月的冰界，湿润和半湿润的分界，极端的表现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反映到农业形态上，淮河以南是稻作文明，淮河以北是旱作文明。众所周知，农作物类型和由此产生的文明形态，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的行为和理念，影响到区域人格和区域情感的形成。

    而作为古来的“四战之地”，淮河在军事上更是举足轻重。分裂时期的南北对峙，基本上都是以淮河为界：三国魏与蜀吴，东晋与前秦，北朝魏与南朝宋，北朝魏与南朝齐，北朝东魏、西魏与南朝梁，北朝周齐与南朝陈，五代十国时期的吴与南唐、南宋与金……安徽文化的丰富性和互补性，冲突性和包容性，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淮河所赋予。

    公元1194年，黄河南犯，夺淮入海，这对于安徽来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在黄河夺淮的600多年间，黄河将大约700亿吨泥沙带入淮河流域，使得鲁南的沂、沭、泗水不能入淮，无数支流与湖泊淤积废弃，淮河原有的水系遭到严重破坏。淮河下游的地势逐年抬高，形成“两头高、中间低”的奇特地形。每当暴雨集中的汛期，洪水在中游也就是安徽段淤积，沿淮洼地一片汪洋，老百姓年年“跑水反”。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最多最频繁且规模最大者，差不多都是在淮河流域，这和淮河的十年九涝，灾害频发，民无恒业，民风剽悍，有着很内在的关联。

战争

    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宽阔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战场之一。这是因为一方面，江淮之间是北方民族和北方文化向南方渗透的过渡地带，而根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暴力，异质文明之间极易爆发战争；另一方面，江淮之间的地理位置相当特殊，逐鹿中原而最终决胜于江淮，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战争规律。

    中国的地理形势，长江以南水网交错，气候炎热潮湿，不适合骑兵作战；而过了淮河，便是大平原，出了长城，更是一马平川，骑兵可以尽情驰骋。所以无论是在战争形态上还是在作战模式上，江淮之间都是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中间地带，能够在江淮之间取胜，往往意味着下一步可以直取整个南方或整个北方，彻底改变战争格局。著名的如发生在今安徽宿州境内的大泽乡起义、发生在今安徽灵璧境内的垓下之战、发生在今安徽淮南境内的淝水之战、发生在今安徽宿、蚌一带的淮海战役等等，都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战役。

    “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却为推翻秦王朝的统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作为中国农民起义的源头，它所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所张扬的“削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气概，被后来的起义者一再效仿，成为中国社会宣泄底层民怨，实现王朝更迭的重要手段。“垓下之战”既是楚汉相争的终结点，又是汉王朝繁荣强盛的起点，因其规模空前，影响深远，被列为世界古代七大战役之一。但项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是一个英雄。他以“不肯过江东”的决绝，为后世树立了“知耻”的典范。“淝水之战”不仅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还催生出了“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经典成语。“淝水之战”之后，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江南东晋政权相对稳定，而前秦则迅速灭亡，中国北方重又陷入分裂混战的状态之中。

    频繁的战争，加剧了区域经济的衰败和区域社会的动荡，元末朱元璋“淮右集团”的崛起，晚清李鸿章淮军的群雄并起，都能看出战争对江淮人格的影响。

区位

    安徽南部地处“吴头楚尾”，是吴国与楚国的交界地区；北部西接中原，北承齐鲁，是吴楚文化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的交汇区。战国时期，楚国由湖北迁往安徽寿春，建都长达十九年，历经四王，皖地成了楚国晚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楚都寿春规模宏大，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有城垣、城壕、水道、宫殿区及墓葬区等，城区建设呈明显的沿中轴线布局。安徽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以其丰富的内涵、多彩的文化、精湛的工艺、鲜明的特色而闻名全国，时空跨越一千余年，与青铜器的兴衰相始终。皖南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贵池等地陆续发现的60多处矿冶遗址说明，早在西周晚期，安徽地区的冶铜业就已相当发达。含山大城墩遗址，地当吴楚之要道，过昭关须经其东侧而行。遗址堆积深厚，年代跨度大，器物特征明显，文化面貌既与中原夏商周文化关系密切，又有浓郁的土著文化元素。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是西周至唐宋时期采矿和冶铜遗存，有专家认为，大工山古矿冶遗址为西周“吴干之剑”、战国“陵阳之金”、汉代“丹阳铜”的产地。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表明人类已经度过漫长的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群舒文化在这里互相交流、影响、渗透与吸收，促进了安徽地区的发展；吴越器的精巧细腻，楚器的气势恢弘，蔡器的兼容并蓄，群舒器的清新别致，无一不显现出文化交融的痕迹。透过这些器物，不但能够看到安徽古代先民的智慧和创造，而且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体会到中华古文明的博大精深。

移民

    由于区位的原因，安徽是一个高移民地区。每当中原板荡，烽火四起，都有大量人口涌入，给安徽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和新的活力。历史上，两晋的“永嘉之乱”，唐末五代的“安史之乱”，两宋之际的“靖康之乱”，曾形成三次大的迁徙高潮，造成中原大家世族大规模南迁，最终避乱徽州，使徽州成为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罕见的移民社会。我们今天所谓的徽州八大姓，汪、程、吴、舒、戴、胡、江、洪等等，都是由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因战乱迁徙而来。徽州山重水复，易守难攻，成为中原士族理想的避难场所。千百年来，由王朝更迭、外族入侵、农民起义等等引起的战争连绵不断，但除太平天国战争外，极少有哪一次殃及到徽州，包括日寇侵华战争——徽州，就这样成了战争频仍的中国社会一个世外桃源。

    在移民的过程中，北方或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族，不断把当地民族改变为汉族，以徽州为例，源源涌入的中原汉人，一方面以武力，一方面以中原正统文化为武器，对徽州土著进行征服和教化，最终在越人酋长控制下的徽州地区取而代之，反客为主。唐代以后，不仅越人的生活习俗日渐泯灭，就是“山越”之称，也不再见诸于文字了。然而移民并非都是源于战争。赣人后裔遍布安徽东南部，安徽近代名人如李鸿章、段祺瑞、陈独秀等等，其祖籍大多出自江西，他们的由赣迁皖，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据出过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合肥《刘氏宗谱》载：“始祖赛公，江西进贤县紫溪村人也……”但在刘氏后人的世代相传中，他们的祖先不是来自“紫溪村”，而是“来自江西瓦家坝”，这也是合肥很多“原住民”的“根”：龚鼎孳有一方自制闲章，上曰“临川二十七世孙”；李鸿章的本姓，合肥“槽坊许”宗谱记载，其先祖是由江西瓦家坝迁来；段祺瑞自称祖籍江西饶州。据专家考证，瓦家坝原名瓦屑坝，在合肥方言中逐渐读成“瓦家坝”，是濒临鄱阳湖的一个水码头，因是货流和客流的集散地而负盛名。朱元璋得天下后，从各地大量移民到他家乡的周边地区，当年南昌、抚州、饶州一带的外迁人口，沿抚河、信江、昌江、乐安江（婺水）及众多支流顺流而下，在饶州城外的瓦家坝集中，然后登舟穿过鄱阳湖北上，再顺长江而下，进入今天的江淮地区。因此对于大多数移民来说，瓦家坝并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而只是一个集中出发地，一个关于故土的集体记忆。据《明史》、《明太祖实录》记载以及史学家考证，明洪武年间，江西向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苏共移民二百一十万人。而且不仅江西，当年为了扩充“中都”凤阳的人口，朱元璋还从江南富庶地区强行移来20万“编民”。因为不堪忍受连绵不断的水旱蝗灾，这些江南移民在年年返乡祭祖的路途中，大唱攻击朱元璋的小调，“凤阳花鼓”由此诞生。

    在现代传媒出现以前，移民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载体。移民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正是依靠移民，音乐、舞蹈、艺术等等，才得以迅速地传播与融合。

2、影响安徽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

先秦

    先秦是百家争鸣，学术纷呈的时代，中国古代所有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都于这一时期萌芽生长，金光灿灿。后来，这一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大黄金时代。

先秦也同样是安徽文化史上的大黄金时代，因为诸子百家中，最主要的四大学派是儒、道、墨、法，而在四大学派中，道家创始人老子，法家代表人物管子，都是安徽人。

涡水·老庄

    老子生活的年代，在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8年之间，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他出生于安徽涡阳的郑店村。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其核心却是“无”。“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由此出发，老子建构了自己完整的辨证统一的思想体系。

    “道”同时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它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范式和思辩特征。

殷周以来，政治即哲学，哲学即政治，孔子的“仁、义、礼、智、信”，韩非的“法、术、势”，墨子的“兼爱、尚同、非攻、非乐”，均为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都不具备形而上的品质。在先秦诸子中，唯有老子哲学是宇宙本体论哲学。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犹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欧洲哲学史上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老子对安徽文化的影响，或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家，一个影响全球的文化人物。

在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中，道家提供了关于生态智慧和生命智慧最深刻、最完美的说明。

    庄子是老子之后这片土地上出现的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世人把“老庄”并称，其实庄子只是继承了老子清静无为的一面，而把他关于权变的思想扬弃了。庄子的价值和魅力，在于他以瑰美诡异的想象、汪洋恣肆的文风，发展出中国文学中充满自由与浪漫精神的文学传统。

    自老庄之后，这里成长起来的人物，大都是智术型，政治家则多权谋，比如曹操、朱元璋和李鸿章。而在学术上，一直到现代皖籍学人方东美、胡适、朱光潜和宗白华，都可以看出道家思想的影响。

颍水·管子

    公元前723年，管子出生于颍上县颍水北岸的管谷湾，其生活的年代，正是“礼崩乐坏”，社会急剧动荡的春秋时期。管子位居齐相40年，充分施展其政治才华，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卓有建树。管子之时，中央集权制尚未巩固，君权也尚未确立，他以“明正以治国”的行政理念，建立健全行政组织和国家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相制”的开创者。

    从管子开始，一直到晚清的李鸿章、民国初年的段祺瑞，安徽建立了源远流长的“相文化”传统。晚于管子近百年的楚国名相孙叔敖，在寿春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安丰塘，楚国也因此得以建都寿春，获得了十多年的安定。2500多年来，安丰塘一直造福于民。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淠史抗灌溉区重要的调节水库，灌溉面积达45万亩。

    孙叔敖治国，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对民生经济极为重视，为此制定、实施了一整套政策法令。司马迁作《循吏列传》，把他列为第一人。孙叔敖在相位12年，虽清政廉洁，功绩卓著，却遭遇了三起三落。面对人生的跌宕，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是民间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史家所谓“宰相气度”的真实写照。

三国

    汉晋之际，曹魏、孙吴、蜀汉以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构筑了中国历史上三国对峙、互动共存的文化格局。一大批极具个性、极具丰采、极具才情的杰出人物，在安徽大地上应运而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曹操为代表的谯沛精英群，和以周瑜为代表的江东精英群。

皖北·曹魏

    东汉末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实现国家统一，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是民间的迫切愿望，曹操顺应潮流，用武力削平群雄，统一了中国北方。曹操的家乡亳州，一直是他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后方基地。官渡之战打败袁绍，赶走刘备之后，公元202年他回到亳州，战乱之后民生凋敝的景象，令他心痛不已。他于是发布《军谯令》，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抚百姓。曹操留下的短文，多是些公文性质的“令”和“表”，但清峻通脱。公元209年，赤壁战败后，他再次回到家乡，下令制造轻便战船，在城西北宽阔的涡河水域训练水军，以备再战。他的很多新政包括屯田、举贤，甚至一些政治制度的建立，都首先是在亳州推行。亳州城东和城西，各有一座观稼台，是曹操推行屯田制时所修筑，他曾亲临台上，观种督耕。观稼台、运兵道、拦马墙、饮马坑、斗武营……满城的曹操遗迹和浓郁酒香，营造出亳州的“曹魏气氛”。酒，酿造了魏晋一代飘逸的世风，给文人黯淡的生命以夺目的光彩；酒，也成为千年后亳州现代经济的一大支柱。

    从人格上看，曹操是一个集诗情、才情、胆气、戾气于一身的矛盾体，而作为政治家，他的文学成就可谓千古独步。一方面他极端自负，像“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样的煌煌大言，“宁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这样的惊世骇俗之语，不仅体现了一定的话语勇气，也开启了魏晋一代“任我”之风；一方面他又十分专权，杀人无算，统治严酷。以至在他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中国历史上一演再演，最终固化成一种政治模式。影响到文章方面，就追求简约严明，形成了清峻的风格。曹操的诗歌沉雄阔大，有古直悲凉之气，他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也都喜爱文学。三曹文章，曹操有霸气，曹丕有文士气，曹植有肝肠气，他们父子，共同创造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三曹”和“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重要的诗歌美学范畴。

    因此曹操对东吴的战争，不能简单地看作一种军事上的对抗，它同时还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抗衡与融合。在割据于淮北的群雄被消灭之后，魏吴两国曾在合肥一带，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夺，曹操四次亲临合肥，部署对吴作战，希望统一南中国。但他最终没能打过长江，只能无功而返，空在长江北岸，留下“无为”的地名。

    直至今日，合肥仍散发着曹魏的气息。魏吴两国在30多年的拉锯战中，留给合肥逍遥津、教弩台、回龙桥、飞骑桥、筝笛浦、藏舟浦、斛兵塘等等“三国遗迹”。合肥对外宣传以“三国故地、包公故里、淮军摇篮、科教之城”为文化名片，其中“三国故地”几个字，就是曹魏所贡献。

    因为皖北地接中原，更因为金戈铁马的征战生涯，曹操清峻通脱的文风，代表的是豪迈苍劲的北方文化，他所开创的建安风骨和后世所说的魏晋风度，也是以悲凉苍劲为内涵。他曾想以他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文化上覆盖，但遭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在中原文化、楚文化以及吴楚文化在两淮的交汇中，楚文化一直起着主导性作用，由此也构成了江淮间迥异于北地的浪漫而绚烂的文化形态。

江南·东吴

    与皖北曹魏阵营相抗衡、相呼应的，是远在江南的东吴集团。历来史家论三国文化，皆称誉曹魏而忽视孙吴，虽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仍不免失之偏颇。东吴文化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折射出中国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轨迹，正是因为东吴政权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向南传播，才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加强了江南区域诸民族的团结和谐，开创了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作为三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吴文化是三国时期文化交流、激荡、融合的典型代表。

    我国先进发达的江南地区，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大开发、大发展时期，一次是商周时期，吴、越的建国并创造了争霸中原的丰功伟业，为后来江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次是三国时期，东吴开启了江南六朝史的第一个朝代。六朝是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亦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渡阶段，对江南的开发至关重要。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之后，社会相对稳定，吴主孙权少年任事，好学尚文，于戎马倥偬之际，特别注重江东的文化建设。据《三国志·吴志·阚泽传》记载：“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榖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三国志·吴志·孙瑜传》也记载马普门下有数百人受业：“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孙吴主国江东后，“吴歌杂曲，并出江东”（《宋书·乐志》），政治、经济、文化均获得了长足发展。吴歌体制短小，多为五言四句，音调柔和清丽，具有鲜明的江南水乡特色。吴歌中的《吴鼓吹曲》十二曲，曲调袭用汉《铙歌》，歌辞描述孙坚、孙权在汉末乱世中击败强敌，创业江东的过程，可视为吴国兴起史略，与曹魏的《魏鼓吹曲》 南北相对，性质相同。周瑜以军事名于世，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精通音乐。据《三国志·周瑜传》载：“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这是说他即使是在酒后微熏的状态下，也依然能够听出乐人演奏中的细微错失，以至忍不住回过头去，纠正对方的错误。早在三国时代，周瑜就以他的胆略超人、优雅风度和雍容气度，赢得众人甚至是敌人的仰慕。顾曲的周郎，以优美轻灵的姿态，从历史的深处走出，站立成一个永恒的文化意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封建割据时期，这一时期的安徽，经常是处在某一割据政权的边缘，或是处在若干对峙政权的交界线上，时以淮河为界，时以长江为界，而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之中。然而正是由于长期的分裂与割据，文化专制才有所松弛，出现了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大批的文人与名士，集中出现于古称“谯沛”的亳州地区和淮北地区，亳州有三曹、嵇康，淮北有刘伶、桓谭，共同创造了“谯沛多俊杰”的文化景观。

    除文学之外，这也是一个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时代，名曲《广陵散》就失散于这一时期。这是琴曲中唯一有杀伐之气的曲调，嵇康死后，再无人能够演奏。与《广陵散》并称一时的《长河吟》，相传为周瑜所作，某一日，少年周郎伫立江边，看大江东去，叹人生苦短，诸葛亮闻其弦，知其意，二人遂成知音。而在民间文学中，代表豪放与缠绵风格的《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也相继出现，花木兰是亳州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庐江人，中国古代两篇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都与安徽有关。这是自春秋战国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南北大融合，正是在这一交融中，安徽文化形成了自己包容而又开放的特点。

明清

    明清时期，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晚期，但经济和文化在历经唐宋高峰期及元代之后，仍以巨大的惯性主导着明清社会，使之呈现出回光返照般的繁荣。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化，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是皖派经学取代新安理学，再执学术思想之牛耳；其次是桐城文派领衔清代文坛；再就是驰骋明清商界近400年的徽商，以其“儒而好贾”的经营文化，在中国商业史上独领风骚。此外，方以智、梅文鼎等皖籍学人在天文学、数学领域的成就，代表了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以石涛为代表的黄山画派和以渐江为代表的新安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淮系集团由军事而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方面确立了安徽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强势地位，一方面也奠定了安徽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发挥更大影响的基础。

皖派经学

    皖派经学又称皖学、朴学，“朴”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是清代乾嘉之际与吴派并称的汉学研究学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皖人而得名。作为地域性学派，皖派经学始于江永而成于戴震，其主要成员大都是清代徽州府籍的学者，如江永、戴震、凌廷堪、程瑶田、金榜、洪榜、汪绂、绩溪三胡（胡匡衷、胡承珙、胡培翠）等；然其影响延展到江苏金坛、扬州等地，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焦循、阮元、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也是皖派的重要人物。因此，皖派经学实际上是以安徽徽州地区为核心，以戴震弟子为骨干的汉学研究群体。

    皖派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其区别于当时其他学术流派（或学术主张）的最核心的内容，在于解经由文字人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以恢复儒学的基本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清代学术之中坚，在吴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在皖则是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而皖派的学术地位又高于吴派。皖派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高峰期的标志，也宣告了兴于宋、固于元、盛于明的新安理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寥落。

    皖派代表人物戴震，被梁启超誉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据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在考据学方面，他精通音韵、文字、训诂、校勘，是乾嘉学派的颠峰人物；在哲学方面，他吸取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并运用于哲学研究，形成了逻辑严密、切合实际的理论风格，被视作18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颗明星。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数学家和地理学家，著有《策算》、《勾股割圜记》，校勘了《九章算术》、《五经算术》等算术古籍；主修了《直隶河渠书》，校勘了《水经注》。从戴震开始，皖学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治学领域上，都明显受到西学的影响。梅文鼎、江永等人尤重西学中的天文历算之学，戴震本人也亲自参与实用器物的制作，究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裨益民生。

    皖派经学的产生，有着徽州地理和徽商的因素。所谓“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章太炎《清儒》），即是指地理环境对学派和学术风格形成所起的作用。以往学界在探讨徽商对学术文化的影响时，多从其经济角度去考察，其实徽商除是一种经济因素外，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乾嘉学术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可谓独具慧眼。

徽商文化

    徽商是明清之际，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上的一个徽州商帮，其重大的历史贡献之一，在于它以雄厚的财力物力，滋育出了灿烂的徽州文化。南宋以来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得皖江和新安江流域的文化有了迅猛发展的可能性，而其间，徽商的崛起，提供了最有力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明清两代，徽州社会的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根本原因。

    从广义的文化范畴来看，徽州地区在徽商鼎盛的历史阶段，一切文化领域里的成就，都达到了当时我国、有些甚至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比如徽州教育、徽州刻书、徽派经学、新安理学、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画派、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徽派版画、徽州三雕、徽州水口等等。而这一时期，徽州的自然科学、数学、谱牒学、方志学，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富有特色。明清两代，徽人在数学、天文、历法、气象、地理等等科学技术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其中成就最大者当推数学。休宁人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与《算法纂要》，出版后风行宇内300余年，特别是他的《算法统宗》，系统介绍数学理论，注重知识的运用，标志着由筹算到珠算这一转变的完成，从此珠算成为主要的计算工具。这也可以看作是在商业需求刺激下，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徽商的流动，推动了珠算学术的交流。徽剧和徽州菜系的诞育与形成，更是与徽商的生活方式有关，清代十大菜系中的两大菜系，徽菜和淮扬菜，都属于徽州文化的范畴。当时淮扬一带的大盐商，人人蓄养家班，致使“苏班名戏淮扬聚”，苏、扬一带成为当时全国戏曲的中心。汤显祖的《牡丹亭》一问世，徽商吴越石的家班就把它搬上了舞台。为什么京剧是在徽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剧种的基础上形成？是因为一个伟大剧种的形成，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徽商巨大的财力物力支撑，就不可能产生京剧这样博大精深的戏剧艺术。

    虽然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徽州文化作为区域性文化，不像淮河文化那样举足轻重、影响深远，但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史上，它确实盛极一时，值得大书特书。清末民初，安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也是明清两代经济文化积累的结果。

桐城文派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也是我国历史上绵延最为久远的古文派别，其拥有作家之众、流播地域之广，为文学史上所罕见。

    从方苞倡言“义法”，到刘大魁提出“神气”，再经姚鼐总结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互用，桐城派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散文理论体系。当社会日趋腐败，文风日益枯萎之际，桐城派大张古文的旗帜，对陈腐的文坛进行廓清，清代文风由此大变。

    方苞之后，姚鼐编选了《古文辞类纂》，同样流传甚广。40年间，姚鼐曾先后主讲于钟山、梅花、紫阳、敬敷等著名书院，弟子遍及天下，“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虽不免夸张，但也指出了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规模、地位和影响。

    解放后我国的中学课本上，先后有8篇文章出自桐城派：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薜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等。至于收入大学文科教材的，则有多种。这似乎也说明了，这个领袖清代文坛200年的古文派别，自有其内在的生命力。

“同光”年间，曾国藩以桐城派古文为号召广揽人才，为适应时势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比之孔门的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从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对桐城派进行了新的改造。其门下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俱与洋务有密切关系，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吴汝纶奉命率团东渡日本考察学务，足迹遍至日本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等地，考察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学校、工学校、农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女子职业学校、陆军幼年学校、炮兵学校、士官学校及同文书院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44所。他赴日的本意，是要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不想回国却遭到保守势力的排挤和攻击，不得已在家乡办了桐城中学。他给桐中题写的楹联：“后十百年人材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表达了他革新教育、造就人才、振兴国家的愿望。

    吴汝纶于1903年正月，桐城学堂开学典礼的前夕去世，他撰写的十几万字的赴日考察文稿，详尽记述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为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制订，提供了蓝本。民国时期，我国大、中、小学的分设，以及学制和课程的设置，均不出这部文稿的框架，吴汝纶当之无愧，是我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由孙家鼐担任。孙家鼐是清末状元，官至大学士，人称寿州相国，也是安徽人。近代安徽文化界，就对全国的影响而言，莫过于吴汝纶、孙家鼐二人。鸦片战之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桐城派的许多人，进入变法图强的行列，跟上了近代化的步伐。吴汝纶是不用说了，姚莹在台湾任上，坚持抗英，薜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林纾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求改变社会，吴门弟子严修、周馥等人，更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洋务运动之中。同文馆里，有一大批吴门弟子，他们借助白话，翻译介绍西方思想，这才有了后来胡适、陈独秀的白话文运动。

    即使是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海外享有“一代大儒”之誉的哲学家方东美，也都生于斯，长于斯，深受桐城文化的滋养。

淮系集团

    晚清对安徽甚至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它的形成与崛起，彻底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湘淮勇营制度，是继八旗、绿营之后，晚清一代的新军制，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兵为将有”。这表明了军队的“私属性”。和湘军的“功成军散”不同，淮军在完成对内镇压太平军、捻军的任务后，仍然保留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和现代化水准的军队，投入到抵御外侮的战争中去，并最终成为中国国防的主力军。此时的淮军，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军事集团，而是向着全国性的政治集团发展。在淮军的文职僚属中，先后有34人担任疆吏枢臣。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刘铭传等人，通过军功，俱已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最终出任方面大员。张树声由署理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到实授两广总督，甚至一度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秉璋四川总督、潘鼎新广西巡抚；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刘铭传，以贩盐起家，统领“铭字营”平吴剿捻，百战攻城，最后授直隶提督，封一等男爵。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他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而后出任台湾巡抚，被史家称为“朔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清政府几乎所有新兴的、冒险的事业之中：设置总理衙门、设立驻外使馆、兴办近代学校、派遣留学生、引进外国机器，开设电报矿务，兴修铁路、大办海军……在走出国门办外交上，淮系成员也是晚清驻外使节中比例最高的一个群体。驻英、法公使郭嵩焘，驻俄公使刘瑞芬，驻德、奥公使李凤苞、许景澄以及著名的状元使臣洪均等人，都是淮系人物。这场后来被史学家称作“洋务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西方则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后期的淮系，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它的局限性，渗透到晚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淮系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走上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而在精神上，它又特别呈现出一种对外开放、锐意革新的姿态。

    近代政治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集团政治的兴起，晚清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的崛起，标志着封建末世中央专制皇权的衰落。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从江淮大地起步，最终从地方走向全国，从内地走向沿海，由地域性集团成为全国性集团，改变着中国近代的政治格局，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李氏自己，也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成为一个盖棺百年不能论定的人物。

三、安徽文化的特点和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1、安徽文化的特点：三个文化圈，三个独立的民俗单元

    由于长江和淮河将安徽划分为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三大自然区域，形成了跌宕起伏、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成为安徽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个内陆省份像安徽这样，区域间的文化差异如此巨大，也没有哪一个内陆省份像安徽这样，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形态，如此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力，如此开放的文化姿态。

    作为各自独立的文化和民俗单元，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无不呈现出一种充分的自足性和完整性，以致它们相互间的对比和呼应，是那样鲜明，那样强烈。北方的豪迈、南方的温婉、江淮之间的动荡不居和长江的热情奔放，在安徽的土地上汇聚激荡，从整体上营造出安徽文化的异彩纷呈和洋洋大观。

淮河文化圈

    在安徽的三大文化圈中，较早形成的是淮河文化圈。淮河与长江、黄河、济水并称“四渎”，是古代四条独立入海的大河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淮河文化的研究，不是合并为“黄淮”而归入黄河流域，就是冠之以“江淮”而归入长江流域。而实际上，淮河流域水系发达，有100多条支流汇聚，具有培育人类文明的先天优势；因处在黄河与长江之间，是中国南北方气候的过渡带，又是历史上各部族迁徙往来、碰撞交流的大舞台，文化面貌表现出特有的多元性、过渡性和开放性。

    完整意义的淮河文化圈，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和齐鲁文化、楚荆文化、吴越文化并立而互渗。安徽境内的淮河文化圈，从地域上说，主要是指以商汤、老庄为代表的亳州、涡阳、蒙城一带，以及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淮南、寿县一带。亳州地处安徽的西北部，黄淮平原南端，3600多年前，这里就是商王朝的国都。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中，就曾多次出现这个“亳”字。商汤文化是一种比道家文化更为悠久的文化，充分显示出亳州厚重的历史。这里还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沿涡水而下，历史著名的上、中、下三宫：鹿邑太清宫、亳州道德中宫、涡阳天静宫，无不声名显赫。而在整个淮河流域，处处可见老子、庄子、刘安、陈抟等道家或道教人物活动的遗迹。随着道教的建立和传播，道家思想演化成一种世俗宗教，从士大夫深入到底层民众之中。

    而作为发源地，道家文化在淮河流域的影响尤其深刻。平原人家，即使是寒冬腊月，也是大敞着房门，说话高声大嗓，轻生死、好械斗，是一种较为达观的人生态度。在饮食方面，淮河流域以面食为主，怀远、寿县一带米面兼食，是旱作文明向稻作文明的过渡。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皖北民间蒸“面灯”以祀神，这接近于中原一带的习俗。阜阳、亳州的剪纸，向以花木兰为题材，也可看出北方尚武的民风。除了梆子、柳琴、坠子、大鼓书、泗州戏等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曲艺样式外，花鼓灯和凤阳花鼓，是流行于淮河流域的两种独特的民间歌舞形式，于别处所不见。花鼓灯是汉民族最具代表性和典范性的民间舞蹈，有一整套独立的舞蹈语言体系，而它仅靠肢体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深度，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达到。千百年来，花鼓灯的音乐、舞姿和韵律，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淮河人民生活、劳动、情趣、性格、风俗、风情的记忆，承载了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并以活态的形式传承至今。凤阳花鼓又称双条鼓，最初的表现形式为姑嫂二人，一人击鼓，一人击锣，口唱小调，成为贫苦百姓讨饭的象征。据乾隆朝大文人赵翼描述，江苏富庶地区的各个郡县，每年冬季，都有凤阳人沿街卖唱乞讨。黄河夺淮之后，明朝仅朱元璋在位的31年间，黄河就向南溃决11次，明中叶之后，更是十年九荒，非旱即涝，因此有学者认为，“苦难”是淮河民间艺术的底色。

    由于淮河文化具有鲜明的过渡兼容性质，对研究我国地域文化的冲撞融合，有着典型的意义。楚郢都寿春出土的青铜器，明显吸收了吴越先进的冶铸技术；地处涡河入淮口的怀远，以江淮方言渗入中原官话而出现“方言岛”，成为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中原地区的花鼓灯，从淮河上游传播到怀远后，融豪放与轻灵为一体，创造出“千班锣鼓百班灯”的文化景观；凤阳的双条鼓质朴委婉，是淮河艺术向江淮艺术的过渡形式……作为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淮河流域历史上曾是富庶的经济区和繁华的交通要道，享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名。而作为中国传统的农业区，淮河流域在历史上曾几度辉煌：政治上，曾为两汉魏晋隋唐的政治腹地和北宋的王畿之地；经济上，是两汉、隋唐和北宋的粮仓及运输生命线；文化上，是老庄、玄学的发源之地。历史上，黄河连接淮河的重要河道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经安徽濉溪、宿州、灵壁、泗县由江苏盱眙入淮，河上樯桅如林、舳橹相接，两岸柳色如烟，人家密集。而淮河支流众多，由谷河、润河、颍河、涡河、浍河、唐河、史河、淠河等支流组成的河运网，使淮河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由此造成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极度繁荣。

     这是安徽最早形成的文明区，而它的衰败，有着自然和社会变迁两个方面的因素。黄河夺淮破坏了这一流域的自然生态，宋室南迁所带来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也使淮河文明渐渐边缘化，由辉煌走向了衰落。

皖江文化圈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斜穿安徽南部4市12县，流长416公里,历史上号称“八百里皖江”。汇入皖江的支流和水系较多，北岸有华阳河、皖河、裕溪河、滁河，南岸有龙泉河、秋浦河、九华河、青通河、清弋江、水阳江等河流；沿岸湖泊众多，面积较大的有巢湖、大官湖、泊湖、菜子湖、陈瑶湖等湖泊。其中巢湖为全省第一大湖、全国第五大淡水湖，跨巢湖市和肥东、肥西、庐江县界，面积800平方公里，一望无际，烟波浩淼。巢湖汇柘皋河、夏阁河、南淝河、丰乐河、派河诸水，经裕溪河流入长江，是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重要水道。考察其历史的渊源和文化的内在整体性，皖江文化圈的范围大体覆盖今天的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宣城和滁州的东部地区。

    皖江文化圈的历史源远流长，旧石器时代有和县猿人遗址、银山遗址、水阳江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有薛家岗遗址、汪洋庙遗址、天宁寨遗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早期人类文明的内涵。因为先秦以来，皖江文化从未中断，涌现出为数众多的文化世家，绵延数代，名人辈出。早在桐城派出现之前，在庐江郡下属的舒城、桐城、庐江、潜山等地，就以私人修史著述丰厚而著称。尤其是庐江何氏，出了许多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如西晋何桢，东晋何充，南北朝时期的何尚之、何偃，都为皖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块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土地，根据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就产生于此推断，皖江地区很早就有了吹歌、散乐等等古老的戏曲流布。这里是安徽戏曲品种保存最多的地方，青阳腔、弋阳腔、弹腔、高腔、徽调、黄梅等等，都曾在这一带的山区和畈区流行。青阳腔以皖南的池州和徽州为中心，辐射到闽、湘、川、豫、晋、鲁等地，其“黄金时代”持续了500余年，与全国几十个地方戏曲剧种包括徽剧、黄梅戏、京剧、赣剧、湘剧、川剧等戏曲剧种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徽调的发源地在潜山，规模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班社，是皖河镇程家井的“四箴堂”，不仅活动于潜山境内以及皖河、石牌一带，还一年两度随徽商到皖南、苏州演出，上达汉川，下至苏杭，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经过潜山、石牌几代艺人的积累，经过程长庚的博采之长，这才有了京剧的诞生。

    由于徽班相继流寓京都和苏南，地方小戏黄梅戏以贴近生活的剧情和清新的曲调，迅速占领农村舞台，逐渐代替了徽剧。黄梅戏的发源地在怀宁的石牌，早期艺人，多为贫苦的卖唱女子，因韵味清新，青春四溢，成为20世纪最富盛名的“中国乡村音乐”。对这一剧种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而她自己也因为黄梅戏，得以音韵永存，容颜不老。

    今天，在潜山的丛山峻龄之间，仍然活跃着很多黄梅戏班和吹歌艺人，大山的阻隔，使得高腔、弹腔、青阳腔、弋阳腔这些古老的剧种，得以在皖西南一带保留下来。而在贵池的东南山区，至今流行着一种被称作“傩”的仪式戏剧，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文化遗存。中国自有历史以来，就是以农为本，对土地保持着久远的依赖和眷恋，春秋四时，均有隆重的祭祀。傩的起源，与祭祀、崇拜、繁衍、土地、丰收等等概念有关。春秋时，就是孔子遇见乡人傩祀的队伍，也要毕恭毕敬地肃立在一边。

    皖江地区是高移民地区，居民多是元明时期，自徽州和江西鄱阳迁移而来，因此皖江人的思想观念比较解放，最得风气之先。历史上，皖江地区有过三次大开发，分别是汉末、唐宋和近代芜湖开埠。明清以降，开埠带来的外贸刺激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贸易的进入，大大丰富了皖江人革故鼎新的思维，大大推动了皖江人重商求利的实践。文学艺术方面，唐人张籍推动了新乐府运动；北宋梅尧臣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坚；李公麟号称“宋画第一人”。政治思想方面，曾国藩在安庆首创军械所，试制枪炮、蒸汽机和小火轮；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熊成基在马炮营举火起事；吴樾在北平勇炸清廷五大臣；房秩五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以“救亡图存，开通民智 ”为宗旨；潭明卿、张九皋在芜湖创办的《皖江日报》，宣扬民主，鼓吹人权；陈独秀于上海创办《新青年》明确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六大纲领……皖江文化的辐射力强，内涵丰富，开放度高，创新意识浓。相较于淮河文化和新安文化，皖江文化更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

新安文化圈

    新安江发源于休宁境内的六股尖，汇横江等水而至屯溪，称新安江，在安徽境内流长87公里。新安江流经的土地，人们习惯上称作徽州地区。

    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它包括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和今天已经划归江西的婺源。从唐代大历四年（769）开始，徽州的行政区域划分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辖区面积一直比较固定。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一《舆地志》记载，清代徽州府东西长390里，南北长220里。如果采用现代计算数字，总面积为12548平方公里。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徽州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山水萦绕的地理，孕育出徽州完全不同于平原的文化形态并将其完好地保留，所以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已经成为继“敦煌学”、“藏学”之后崛起的第三大地方学。

    在现代交通没有形成之前，河流不仅是古代经济的大通道，也是古代文明的大通道。南宋偏安之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新安江因为可以从徽州腹地顺流而下直达杭州，而成为一条著名的黄金水道。所以旧时徽州虽是万山环绕，交通却并不闭塞。特别是最初的那些年，南宋小朝廷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和楼台亭阁，需要大量的木料和桐油；宫廷和官府奢侈的生活，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茶叶。徽商得以由此起步，逐渐发展壮大。徽商的发展轨迹是木商、茶商、桐油商而至典当行和盐商。

    在徽州，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的风俗。在徽州的低山丘陵地区，新安江谷地沿东西方向绵延伸展，它包括歙县、休宁和绩溪的各一部分，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这里土层深厚，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缭绕着久久不散的烟火。徽州的许多大家望族，都居住在这一带，一村一姓，并且世代相延。比如歙县篁墩为程氏世居，棠樾为鲍氏世居，唐模为许氏世居，江村为江氏世居，潭渡为黄氏世居；黟县西递为胡氏世居，屏山为舒氏世居；绩溪西关为章氏世居，上庄为胡氏世居……此外，稠墅、潜口的江氏，郑村的郑氏，傅溪的徐氏，蓝田的叶氏等等，也都是居住在我们今天称之为“屯溪盆地”上的有名的宗族。

    在徽州的村落之中，耸然高出民居的最雄伟宏丽的建筑，是祠堂。祠堂是全宗族或是宗族的某一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的建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名宗右族，往往建有几座甚至几十座祠堂。祠堂连云，远近相望，是徽州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而徽州另一个令人震撼的意象，是蓝天下寂寞站立的牌坊。这是与民居、祠堂并存的古建筑，共同构成徽州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明中叶以后，新安商人崛起于东南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最重要的商业力量，史称徽商。徽商卜居淮扬，流转天下，不得不在徽州本土强化宗族，提倡贞节，徽州也因此出现了如此众多的牌坊。而强大的宗族势力和徽商巨大的物力财力，更使徽属六邑书院遍布，坐堂讲学蔚然成风，徽州也凭借着这一优势，很快成为“东南邹鲁”。

    中国的地方戏剧，是在乡村祭祀戏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傩戏、目连戏甚至徽剧，都与宗族祭祀有关，在徽州，更与徽商有关。徽商不仅为祭祀活动提供大量的资金，使傩戏流变为以目连戏为代表的徽剧，而且搭造戏台，建立家班，并通过经商将徽剧传播到四面八方，最终形成伟大的京剧艺术。

     今天，徽州文化以它强烈的特质，显示出它在人类文化社区中的意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在这一区域，物质文化形态方面，黄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收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徽州则拥有聚族而居的古村落，包括民居、祠堂、牌坊等形式在内的徽派建筑，以及书院、古桥、古塔、古戏台等等多种文化遗存，其中黟县的西递、宏村两个古村落，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非物质文化形态方面，徽州文化的遗产更为丰富。大量的典籍和契约文书，影响深远的新安理学，取得极高学术成就的新安朴学，自成体系的新安医学，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新安画派和徽派版画，还有目连戏、徽剧等等，构成庞大的精神文化体系，是地域文化研究的范本。

2、安徽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在中华5000年文明史上，安徽的土地上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其对中华文明最大、最独特的贡献，是老庄将深邃旷达的哲思，融进我们民族的生命，构成了中国人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当然，皋陶创立法学、许行创立农学、戴震创立皖派朴学；华佗发明麻沸散、毕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李公麟首创白描技法，以及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等，都是安徽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但这些都不足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构成，形成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惟有老庄哲学，奠定了东方思维的基础，在生命、生活和审美的层面上，赋予我们民族卓然独立的特性。老子的“道”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它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范式和思辩特征。在先秦诸子中，唯有老子哲学，是宇宙本体论哲学，这使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拥有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欧洲哲学史上相同的地位。

    庄子继承了老子清静无为的理念，以瑰美诡异的想象、汪洋恣肆的文风，发展出中国文学中充满自由与浪漫精神的文学传统。东方哲学范畴中最核心的“合一”理念：生命观上的天人合一、审美观上的情景合一、社会观上的知行合一，前两个就来源于道家学说。

    老子的学说博大精深，为众妙之门：哲学家重其辩证思维，政治家重其治国方略，军事家重其韬略思想，伦理家重其做人之道，医药家重其养生……而今天仍活跃在我们语言中的柔能克刚、大巧若愚、天网恢恢、无为而治、自知之明、功成身退、顺其自然、天长地久等等，也是从老子哲学中发展出来的人生智慧，大到宇宙，小到一草一木，老子哲学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尤其是今天，战争、军演、冲突、分裂、恐怖袭击、自杀式炸弹；次贷危机、债务恐慌、经济持续衰退；地震、海啸、灾难频发……世界越来越走向动荡，人类越来越缺乏安全感。当整个世界都群起争利，当整个地球都面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检讨人类现有的生活方式，老子的回归自然、无为处世的思想，对于东西方应对国际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问题，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和行为指南。地球村和全球化，正迅速地逼近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化解冲突、消灭战争、恢复生态、安放灵魂？老庄的清净无为和道法自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这不仅是安徽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也是安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