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朱自清·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

朱自清·马茂元说

古诗十九首

导 言

曹 旭

【按语】：朱自清先生作《古诗十九首释》，马茂元老师作《古诗十九首探索》（后改为《初探》），是研究《古诗十九首》的经典文本。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两种经典合置在一起出版，命我作一“导言”置于卷首。

　这学期给研究生上《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因检出，刊于自己任总编辑的《博客》杂志，以供诸生参考。

一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美丽而悲怆的诗。

　　“十九首”是一个数量词，所以用作诗歌的名称，因为能证明这些诗歌的作者、时代、诗题都丢失了。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公元501—531）编《文选》，从许多无名而近于散佚的“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并给它一个集体的名字──《古诗十九首》，从此，“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十九首》，便以其反映动荡的社会，呼喊游子思妇直白而热烈的相思，倾诉下层知识分子的失意、彷徨、痛苦、伤感，以及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继《诗经》、《楚辞》之后，成为中国五言抒情诗的新经典。一群“古诗”的流浪汉，有十九个兄弟，从此在萧统的《文选》里安下了家。

　　诗歌至汉代，开始告别四言和楚语骚体，汲取乐府诗的精粹，艰难缓慢地朝五言的方向迈进。由于汉代主流文学样式是汉大赋而不是诗。当时的风气，从汉武帝到文化人，只欣赏体式的恢弘开张，语言的金碧辉煌，气势的飞扬显赫，能与好大喜功、富足强盛的汉帝国相配匹的时空观和“大模样”，满足于“劝百讽一”的艺术效果。汉代五言诗在汉大赋、汉乐府和四言诗的压迫下只是很小的一块，是一股默默的无声无息的潜流，一方面要脱去四言和骚体的旧外衣，同时要摆脱先秦、战国以来儒家经典的纠缠；最终要成熟起来，重要起来，变成热点，变成钟嵘《诗品》中说的人人终朝点缀，昼夜吟咏的新形式，还要再等三百年。因此，处于旁流，才秀人微，只能随写随弃，或在三五友朋知己中间传唱吟咏；等三百年过去，虽然诗还在，但时代、作者、具体的篇名却湮没不彰了。然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哪怕是七言诗盛行的唐代，五言诗仍是诗国里最重要的形式，是诗坛的大宗，任何形式从未动摇过它至尊的地位，这与《古诗十九首》有很大关系。

《十九首》作为中国五言诗的伐山，直接启迪建安诗歌新途，确立建安诗歌新的形式美学；如钟嵘《诗品序》说的“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逐步取代“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的四言诗；从此，四言让位于五言，五言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诗歌形式。

　　上承《诗经》、《楚辞》，下开建安、六朝；连接从先秦至唐宋诗歌史的主轴，开启五言诗的法门，树立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随着法门的开启，新经典带来新范式和新内容，包括：

　　一．抒发了当时人的生命意识，写出人的觉醒。即在哲学层面体现为人与诗的觉醒，对生命作深层的思考；觉悟到天地的无序，社会的混沌，人的脆弱，以及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思想；在世俗的层面，则直白地反映了世态炎凉和下层知识分子不遇的种种悲慨之情。表现了社会的动乱，战争的频仍，国势的衰微，文士游宦天涯，思妇不甘寂寞，由此带来以夫妻生离、兄弟死别、友朋之间契阔相思乱离为基调的歌唱。值的指出的是，《古诗十九首》中人的觉醒，诗的觉醒，是整个建安时期“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前奏，是“文的自觉”的启始阶段。

　　二．写出了人的典型感情。人的感情有深浅不同层次，典型感情则是概括一般，人所共有，且带象征意味的深情。《古诗十九首》以浅语道深情，写出人世间典型的感情，是其不朽处。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说的：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

相守，忽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不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难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歌唱人的典型感情，是《古诗十九首》千年以来脍炙人口的原因和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

　　三．“真”──袒露式的“真情”，白描式的“真景”，对久违的朋友推心置腹说的“真事”；性情中人说性情中语，是《古诗十九首》的艺术表现方法，也是《十九首》的风格特征。正如元人陈绎曾在《诗谱》里揭示的：

《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

　　所谓“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不仅指对场景、事实作客观、真切的描写，更是要求诗人精诚所至，真诚从内心流出①。《十九首》中“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均是情真、意真的不隔之作。

四．不迫不露的含蓄蕴藉，不可句摘，亦不必句摘的大气浑成②；以及，从《诗经》发展而来重章叠句的复沓形式；善用叠字，如《青青河畔草》中的“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纤纤”，被顾炎武《日知录》誉为和《诗经·卫风》“河水洋洋”一样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结构上自然转折与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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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庄子·渔父》篇说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①如胡应麟《诗薮》卷二所说：“不可句摘，章法浑成，句意联属，通篇高妙”；费锡璜《汉诗总说》说：“《三百篇》后，汉人创为五言，自是气运结成，非人力所能为”，“古诗浑浑浩浩，纯是元气结成”。

语言上如秀才说家常话等等。字法、句法、章法、语言和整体感诸种因素，都使《古诗十九首》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对于“古诗”（《古诗十九首》）的学习和推崇，最早是“拟诗”。“太康之英”陆机把“古诗”作为写作诗歌的原则与典范。此后刘铄、谢惠连、鲍照、鲍令晖、江淹、沈约、孟浩然、韦应物、杨亿、洪适、陈襄、张宪、王闓运，六朝乃至晚清，前后相拟，代不乏人。

此后是“评诗”。齐梁以来的诗论家如刘勰、钟嵘用最接近“古诗”作者的时代和声音，对“古诗”的美学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并为千年以来的评论奠定了基调。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赞美“古诗”说：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

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

物，怊怅切情，实五言冠冕也。

　　同代的钟嵘《诗品》把“古诗”放在“上品”第一，评论说：

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二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

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

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

《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奠定地位的是“选诗”，萧统《文选》不仅使《古诗十九首》有了集体的名字，并由民间进入教科书和官方传播的主渠道。从此，《古诗十九首》建立的艺术法则和新范式就衣披百代，影响千年以来的诗学。

二

　　《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释典”、“释事”的方法注解《古诗十九首》，重在对《古诗十九首》事理的诠释，语词的搜寻，出处的罗列，此以唐代李善注为代表。

　　李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谨慎地寻绎诗歌中的人、典、事，然后认真诠释；寻找最初的语源，恰到好处地指出诗中的成语：何句出自何书；何事出自何人；尽可能详细地给读者提供阅读背景，提供“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可能。虽偶有串讲，但决不代你“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不作意义上的猜测。此种注法客观公允，对后世有典范和垂示的作用。

　　第二阶段，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注解《古诗十九首》，以元代刘履的《古诗十九首旨意》等专书为代表。

　　自刘履的《古诗十九首旨意》，至清以后的注释研究，重在的对《古诗十九首》内在旨意、微言大义的揭示，正与清人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用“比兴寄托”解释一切文学作品相表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峡云楚雨、花草鱼虫皆有寄托，皆可寻绎，《古诗十九首》也不例外。

应该说，用“比兴”释诗是一种创造；它突破了李善仅仅停留在“典”、“事”的局限上，多了一个角度，也多了一种法眼；因为诗人写诗，有他的目的和动因；用典事的背后，更有表达痛苦或欢乐上的意义；比兴手法既为《诗经》所开创，为《楚辞》所承袭，《古诗十九首》运用“香草美人”表现社会、政治、人生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故解诗不能停留在“事象层面”，而应该向“意义层面”开掘才深得诗心。

　　但是，过犹不及，过份了就不行；捕风捉影，把什么都说成“比兴”，一笑一颦均有“寄托”也不符合事实。注《古诗十九首》，如果仍用《关雎》是“后妃之德”，《离骚》释成“《离骚》经”的习惯和眼光，使《十九首》的旨意，全部变成“臣不得于君”或“士不遇知己”，过于绝对，走火入魔，不免钻进死胡同。

　　从刘履的《古诗十九首旨意》开始，《古诗十九首》注释专书有清人朱笥河（筠）口授、清人徐昆记录、钱大昕作序的《古诗十九首说》（《啸园丛书》第38册）、清刘光蕡的《古诗十九首注》（《烟霞草堂遗书》之十三）、清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丛书集成初编》第1766册）、清吴祺的《古诗十九首定论》（《六朝选诗定论》）、清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清张玉糓的《古诗十九首赏析》等等。

　　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可分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

　　前五十年的《古诗十九首》研究，运用新方法，出现新局面。由于新思想的传入，诗学观念的变化和方法的更新，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充满一种人本精神。视野更加宽阔，手段更加多元，考证更加精密，联系汉代广阔的社会背景，研究的领域比以前有所拓展，其成果：

研究著作有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光华书局印行，民国十六年五月）、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36年版）；

　　论文有徐禅心的《古诗十九首在文学上的地位》、徐中舒的《古诗十九首考》、张寿林的《古诗十九首》、梁启超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访秋的《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常工的《古诗十九首论丛》、钱基博的《古诗十九首讲话》、史奇生的《古诗十九首的探讨》、卢重华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胡怀琛的《古诗十九首志疑》、俞平伯的《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古诗十九首章句之解释》、《古诗〈明月皎夜光〉辨》、潘圣予的《古诗十九首论证》、张为麒的《古诗〈明月皎夜光〉辨讹》、罗根泽的《古诗十九首之作者及年代》、金克木的《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笺注有髯客的《古诗十九首诠释》（一）（二）、饶学斌的《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陈柱的《古诗十九首解》、王缁尘的《古诗十九首新笺》等等。

　　后五十年的研究主要是建国以来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论文的众多，主要论文有程千帆、沈祖芬的《古诗〈西北有高楼〉篇“双飞”句义》、叶嘉莹的《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方祖燊的《汉古诗时代问题考辨》、陈庆元的《〈迢迢牵牛星〉成诗于东汉补正》、邓乔彬的《浅析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赵昌平的《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李炳海的《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潘啸龙的《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三题》、李金坤的《古诗十九首艺术美发微》、刘则鸣的《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等等。自1949年至1999年不完全统计，各种文章有一百三十多篇；主要继承前五十年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些研究者运用新的美学和文艺学的方法，取得新成果。有的论文较前五十年更细密、更深入；但质量参差不齐，出现许多重复论文和质量不高的论文。

　　二十世纪的笺注之学，前五十年以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为代表；后五十年则以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探索》为代表。

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最初刊于《国文月刊》第1卷6、7、8、9、15期，1941—1942年；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诗歌笺释三种》，其批评、分析、鉴赏，最为细致和精采。

三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定居扬州。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扬州、台州、温州等地中学教书；1925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系主任，因不食配售的美援面粉，1948年贫病而死。书品、人品、美文，均成垂世楷模。

　与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原诗加夹注，再汇历代评论，附录各家原著不同，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先抄录原诗，依次录李善注，然后是自己的注，注后是研究性的说明，兼采各家，出以己意。

　　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开了一种新风，特点非常鲜明，他既继承李善“释典”、“释事”的传统，同时重视“诗歌意义”，重视对《古诗十九首》内在旨意的搜寻。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了“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的陈词烂调，揭示《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对生命、对生死、对时间流逝的焦灼和感叹；肯定《十九首》中男女之情和热烈的相思，还其本来面目。

在体例上，朱《释》往往“注释”部分用李善的“释典”、“释事”；“说明”部分揭示内在的旨意，把搜寻诗歌中的“典事”和阐发诗歌“意蕴”结合得非常完美，因此，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朱自清早年写新诗和散文，曾激烈地反对写格律旧诗，但从1922年开始，他也试写旧体诗，先成《敝帚集》，收各体诗88首、词20首；后成《犹贤博奕斋诗抄》，收诗229首。自称诗功甚浅，不肯轻易示人，建国以后由叶圣陶借出抄录，流传于世。其实他的诗作得很多，很刻苦。叶圣陶题其集云：“犹贤博奕谦辞耳，刻意吟诗岛贺俦”。诗如其人，性灵蕴藉；早年多喜拟汉魏六朝名作。后转入学宋，多苏黄意味。这些都会增加他对《古诗十九首》独到的解会。

　像解析“诗言志”和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一样，朱自清对《古诗十九首》的注释，有几个特点：

　　一是“史家的眼光”。这个“史”是《古诗十九首》产生“横的”的社会背景，同时是诗歌“纵的”发展历史，抓住历史的演变，寻根振叶，沿波讨源。

　　朱自清对中国诗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设想，据李少雍《朱自清先生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介绍，朱自清生前，想做两件比较大的学术工作：一是想仿照朱彝尊《经义考》的体例，纂写《诗总集考》；二是想辑撰《全唐诗人事迹汇编》，都因早逝没有成功。但是，从《古逸歌谣集说》、《诗名著笺》、《古诗十九首释》，到《十四家诗抄》、《宋五家诗抄》，选笺加集评，勾勒先秦至唐宋诗歌史的工作已经进行。尽管后面的选笺集评只停留在讲义阶段，没有最后定稿，亦未刊行，但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出《古诗十九首释》在朱自清诗歌史构想中占有的位置，释《古诗十九首》是他构建古代诗歌史的一部分。

　　二是新旧文学的贯通与融合。作为一个散文家和诗人，朱自清早年参加“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健将和先驱。朱自清1919年开始诗歌创作，1922年出版诗合集《雪朝》；1923年写出长诗《毁灭》；1924年出版诗文合集《踪迹》；并且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社团“中国新诗社”的发起人，创办了第一份诗歌刊物《诗》月刊；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了“导言”，开拓性论述了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这使朱自清以新思维剖析旧传统，以新的学术眼光和审美趣味分析《古诗十九首》，体现了他新旧文学贯通与融合的原则。

　　三是考证与鉴赏批评的结合。朱自清长于考证，因为考证可以弄清事实，但弄清事实不是目的，因此考证要与鉴赏批评相结合，朱自清兼具二者之长。冯友兰曾经说朱自清做学问的方法是“兼有京派海派之风”。朱自清1948年4月12日的日记里肯定“其言甚是，惟望能兼有二者之长。”可见他的自信和自许。

　　四是语义学的分析方法。朱自清相信，任何词句和语汇都是可以分析的，诗的语言尤其值得分析。他在《古诗十九首释》序中说：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

　　因为诗歌中任何一个词汇，都处在纵横坐标的交叉点上，都有纵向和横向的意义。纵向的意义是：这个词汇被用过的全部的历史内涵；横向的意义是：这个词在诗中与其他词汇组成横向语境所产生特定的内涵。这就使中国古典诗歌的词汇具有多义性，释诗要把握“本义”与“变义”，在纵、横坐标的交叉点上解释词汇的真正意义。《古诗十九首释》实践了他语义学分析的理论。

可惜的是，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只完成了九首，留下了残缺的遗憾，这一遗憾，直到1957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探索》（1981年6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改为《古诗十九首初探》），才基本上得到了弥补。

　　马茂元（1919—1989），字懋园，安徽桐城人。1938年毕业于无锡国专；长期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祖父是章太炎极力推崇的桐城派“殿军”──文章大师马其昶。马茂元先生因父亲早逝，自幼年跟随祖父马其昶生活，在祖父的指导下读书，祖父对他要求极其严格，经史子集，天天背诵，这使马先生才思敏捷，少年老成；此后的词章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都体现了祖父的训导和家庭的渊源。

　　马先生研究中国诗学，先后出版了《古诗十九首探索》（作家出版社，1957年）、《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晚照楼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唐诗三百首新编》（与赵昌平合作，岳麓书社，1985年）等。研究《古诗十九首》，主要集中在1956、1957、1958年。

　　1956年他发表《论古诗十九首》（《新建设》9月号）、《论古诗十九首里的四首》（《语文学习》10月号）；1958年发表《略谈古诗十九首》（《语文学习》7月号）；1957年出版《古诗十九首探索》。虽然只有三年时间，已使马先生人人争说，影响很大，原因有几方面：

　　一是五十年代开始用美学、文艺学理论解读古典诗歌成一时风气，马先生得风气之先。1956年，朱光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涉江采芙蓉”；1957年又发表“迢迢牵牛星”，用美学观点分析《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时间都与马茂元先生同时或略晚。从1920年髯客发表《古诗十九首诠释》以来，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者、成诗时间和诗中具体词句的考证方面，马先生的文艺学分析鉴赏令人耳目一新。

　　二是马先生用朱自清的方法完成全部笺注工作，作为建国后的成果，人们有了阅读、欣赏《古诗十九首》的新注本。

　　三是对马先生的批判起了重要作用。《古诗十九首探索》1957年6月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就被八篇文章点名批判，从1958年批到1960年没有间断。马先生研究了三年，被批判也是三年。这在当时，是对一种文学研究最激烈、最严厉的批判，而且发动了群众，进行了“立体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之前。

马先生初不甚知名，《古诗十九首探索》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但耸人听闻的批判，反而使他名声大振。

　　“马茂元”三个字与《古诗十九首》的联系，开始是自己写论文“署名”；受批判后，“署名”变成“点名”，主动变成被动，变成身不由己，变得首当其冲。但就知名度而言，这八篇批判文章对马先生所起的宣传作用，即使他自己写八十篇论文亦未必能过。

　　“夸张失实”的批判使马先生对自幼习诵的《古诗十九首》心灰意冷，直到《探索》1981年由陕西人民再版，马先生还是心有余悸，谦逊地把《探索》改成《初探》，又请郭绍虞先生题了书名，才慢慢恢复了自信。

　　马先生送了一册新版的《初探》给我说：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没有完篇，是他写《探索》的动因之一。

　　他说，他用的方法也与朱自清相同：先列原诗，再加注释，最后是说明，注释和说明也兼采各家，出以己意。他的一些说明，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就是在朱自清先生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今天看，马先生的分析鉴赏，比朱自清的更深入细致。朱先生重视考证和鉴赏批评方法，在马先生的《探索》里又得到美学和文艺学的阐释。朱、马在注释、说明，甚至语言风格都有灵犀相通的地方。

　　朱自清是现代散文大师固不必说，他的笺注、考证、鉴赏所使用的语言，都是特有的接近口语、明白如话，与他优美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和《绿》相表里的柔性的语言，这在众多的笺注家里是少见的。

　　与之相同的是，马茂元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美文家，祖父马其昶以文章耸动天下的才能似乎隔代传给了马先生，使马先生在古文、骈文上自有家法，深得桐城遗绪，白话文又写得非常精粹优美，学术界传为美谈。

　　马先生多次对我说，他对书里的“说明”部分比较满意；满意的例子，经常举《青青河畔草》，他以为那些细致的分析和优美的文字，是他追求的目标和欣欣所得的地方。他欣赏，也希望我欣赏，常常斜捧着书，对我读《青青河畔草》的片段。

　　譬如：“楼在园中，柳在楼下，草在园外的河边。诗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从‘河畔’到‘园中’，从‘园中’到‘楼上’，由远及近，缓缓地由环境过渡到人物”、“起初我们只知道登楼的是一位有姿容的少妇，接着看见了她艳质当窗，接着又看见了她当窗的手，也是由大到小，先有轮廓的勾画，而后有具体描绘”、“从近处、远处无边春色里，可以体会出她远望时的心情；从她意态和行动的表现，又可以推知她的性格和气质”、“这种帷灯匣剑的手法，所给予读者的感觉和印象，当然是异常爽朗而鲜明的了。”这时，我也悠然心会。

　　马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是“死”中求“活”，提倡先多读书，多记、多背诵，然后以“会通”求“活”，以“识力”通变，置之“死”地而后“生”。多背诵，不是为了多记几首诗，为背诵而背诵，而是通过背诵培养人与诗歌的亲缘关系，培养对诗歌的向心力，然后才能像潜水员那样潜入诗心，获得真正接近诗歌本源的艺术敏感，由此探骊得珠，使马先生获得诗的真谛，鉴赏精到，对《古诗十九首》的分析也高于一般的鉴赏家和理论家。

　　朱自清《释》和马先生《初探》之后，笺注又出了三种：一是王强模的《古诗十九首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二是台湾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三是杨效知的《古诗十九首鉴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从治学的途径，笺注、分析和鉴赏的方法，都受朱自清和马先生的影响，就深度和广度看，均未出朱、马二位先生的范围。

四

　　在朱自清、马茂元和二十世纪学者齐心合力地研究之后，二十一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一是材料的工作。

　　材料工作二十世纪隋树森先生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做得最好。隋《释》分“考证”、“笺注”、“汇解”、“评论”四部分。其中“汇解”部分汇集了他所能见到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专书和专论，包括历代诗话、汉诗选和笺注专书三十一种；几乎把他见到和当时搜集到的材料都汇集在一起，这使隋《释》成了二十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基础书。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后，受到朱自清先生的高度重视。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前言说：“清代笺注之学很盛，独立说解《古诗十九首》的很多。近人隋树森先生编有《古诗十九首集释》一书（中华版），搜罗历来《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释，大致完备，很可参看。”朱自清《释》、马先生《探索》以及《初探》后的“集评”，大都出自隋《释》。但《十九首》的材料还可以进一步收集：

　　（一）从《文选》和《玉台新咏》研究里收集；“古诗”选入《文选》和《玉台新咏》；故笺注研究《文选》、《玉台新咏》的著作都有《十九首》的材料。隋先生对此比较忽视，多数注释、研究、评点均末涉及。

　　（二）从“拟诗”中收集；陆机以来的“拟诗”、“拟作”，都是可供研究的资料，值得我们珍视。

　　（三）从历代诗话评论中收集；对“古诗”（《古诗十九首》）的评论，始于齐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钟嵘《诗品序》和上品“古诗”条、上品“魏文学刘桢”条，都高度赞美。唐代皎然《诗式》论《古诗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宋以后的诗话评论更多，隋《释》多有遗漏，可以继续收集。

　　（四）从选本中收集；元明清以来，各种“古诗”选本很多，如明代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陆时雍的《古诗镜》、叶羲昂的《古诗直解》、梅鼎祚的《汉魏诗乘》、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等。隋《释》亦多有遗漏，可以继续收集。

　　（五）从专书中收集；隋《释》收集专书很多，但还有一些，如清人陈敬畏的《古诗十九首笺注》手稿本（花近楼丛书，管庭芳辑，稿本藏北图特藏部）、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光华书局印行，民国十六年5月）等，隋《释》均未涉及，可以补充。二十一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将在材料更加扎实细密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二是整合的工作。

　　整合也是一种创造。从陆机“拟古”、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以来，对“古诗”、《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往往局限在一个方面，或选录，或笺注，或评论，或分析，或鉴赏，缺少整合，缺少全面的综合性的分析和整体性的研究。整合还包括把诗歌意象的层面、意义的层面、体式的层面、风格的层面结合起来研究。这个工作，二十一世纪可以继续做。

　　三是更新观念、丰富研究方法的工作。

　　二十一世纪应该进一步拓宽视野，丰富我们的方法。譬如，《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作年问题，除了现有的材料外，还可以利用电脑分析统计《十九首》中的“语汇流”，通过对《十九首》语汇定性、定量的分析，与两汉文学作品语汇前后比较，考察何种语汇出现于何时，哪几首作品中的语汇相近，不仅可为考证时代、作者之一助，亦可开辟从语言学、文字学和新科技研究《古诗十九首》的途径，这当然是未来的事情。

　　　　　　　　　　　　　　　　　　 曹 旭

　　　　　　　　　　　　　　　 1999年8月於上海师范大学梦雨轩